如果中國不再有“中產”？

經濟學家李迅雷撰文：中產階層的壯大有助於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的中產階層究竟有多少？

在發達國家，社會收入分配基本呈現橄欖形結構，比較穩定。而在中國，由於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均較大，社會收入結構有人稱之為“圖釘型結構”，即富裕階層人數較少而收入占比卻較高，中產階層（筆者認為對中國這一群體稱之為“中產階層”比“中產階級”更合適）人數也比較少，而中低收入群體比重過高。

不過，這一現象正在被逐步改善：近幾年來，收入差距開始收斂，中產階層比重有所上升。不管這是經濟轉型的因還是果，總之都有利於社會及經濟結構的改善。

中國的中產階層究竟有多少？

在美國，中產階級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有明確利益索求的階級，主要表明是一個代表主流收入水平或文化專業層次的社會階層，大致是刨去最高收入的10%和低收入的30%，即可視為中產階級。當然，作為中產階級，應該還有學歷、職業等標準，如大學以上學歷或專業人士、技術工人等。而對於中國中產階層的定義，則更加缺乏一致認識。

2005年，國家統計局按世界銀行的標準換算，將年收入在6萬元-50萬元之間的家庭列入中等收入家庭范疇（以家庭平均人口3人計算），但中等收入與中產階層還是兩個概念，而2010年，《福布斯》雜志曾經將中國中產階層的人均年收入定義為1萬美元到6萬美元之間，並認為衡量中產階層永恒不變的標準是——能不能拿出收入的三分之一進行自由支配消費。

不管用怎樣的標準，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由於中國的基尼系數多年來一直處在0.47以上水平，其中2013年為0.473，表明貧富收入差距仍較大，中產階層不可能居多數。如果按照《福布斯》對中國中產階層的最低收入標準做一個折中，則中產階層這一群體應該分布在國家統計局的城鎮居民中等偏上戶（占城鎮人口20%）和較高收入戶（占城鎮人口10%）這兩個群體中。

前者在2012年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28萬元，后者為4.35萬元，根據最新公布的2013年統計公報，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約10%，則簡單推出，2013年這兩個群組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3.61萬元和4.79萬元，如果再考慮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被低估的因素，假定這兩組群體的收入均被低估10%，則2013年他們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3.97萬元和5.26萬元。

又假定家庭的平均人口為3人，夫妻均有薪酬或財產性收入，子女無收入，則夫妻兩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分別為5.96萬元和7.89萬元。前者接近《福布斯》的中產最低標準，后者則超過最低標準。故應該可以將這兩個群體納入中產階層的家庭群體中。2013年城鎮常住人口為7.3億，則占城鎮常住人口30%的這兩個家庭群體的合計人數為2.2億，如果剔除無薪酬收入的子女，則中產階層人口大約為1.4億。

如果按最高標準的6萬美元，則中國最高收入群體中的50%家庭人口中的有薪酬或財產性收入者也可以納入到中產階層中，這部分人口大約2400萬。農村中的極少數家庭的年均收入也達到或超過1萬美元，根據官方的數據推算，估計這一群體人口不會超過1000萬。也即中國中產階層的數量樂觀估計不會超過1.74億。

此外，還可以用中產階層家庭應該有私家車的方法來統計人數，目前中國私人轎車的保有量約1億輛，假如其中20%的車輛歸屬於富人階層，則剩下8000萬輛汽車都歸屬於8000萬戶中產家庭，那么，中產階層的人數最多也就是1.6億了。

中產階層的壯大讓中國邁向消費型經濟

中國經濟過去主要靠投資來維持高增長，而投資的高增長又依賴於儲蓄，其中居民儲蓄率也一直維持在全球最高的比例，其動機來自於子女教育、婚姻和養老的需求，而儲蓄的主要方式是投資房地產和金融產品，這就是中國那么多年來投資增速如此之高的來源。但隨著人口的老齡化，遠期的儲蓄增值需求變成了近期的變現需求。

居民部門儲蓄率下降的趨勢已經明朗，消費比重的增加，尤其在服務性消費方面的比重會更快增長，如醫療保健、教育培訓、電信傳媒、休閑旅遊等方面。而這些服務業的薪酬水平顯著高於制造業，故中產階層在服務業的占比應該是最高的，而服務業比重高的，一般都是在大城市。

其次，中產階層的崛起也與中國教育水平的提高有關，得益於高等教育的普及，中國勞動力的質量正在顯著提高。目前每年畢業大學生數量接近700萬，而在10年以前僅為100萬。由於薪酬水平與受教育程度正相關，故學歷水平的提高也有利於中產階層規模的上升。

第三，勞動人口的凈減少，使得近幾年來工薪階層薪酬水平的增長較快，這也促發中產階層的數量有了快速增長。

中產階層在過去10年中大約增長了50%，對中國經濟帶來的變化主要體現在消費升級方面，從消費結構看，是消費重頭從衣食消費轉向住行消費，衣食消費的減少體現在恩格爾系數的大大降低，代之以房地產行業從2000年開始的繁榮，其中主導的就是居民住房銷量的大幅上升；另一個變化則是私人汽車購買量的驚人增長，銷量10年增長10倍，即便在2013年也達到17%的增長。

當然，中產階層對消費的貢獻不僅限於房地產和汽車這兩大對經濟舉足輕重的行業，還包括教育醫療、休閑旅遊及與電信傳媒相關的消費等方面。未來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消費大大超過投資是必然的，更進一步看，中產規模的擴大將使得服務性消費在總消費中的占比會越來越大，由此使得中國的服務業加速發展。

中產階層的壯大有助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當中國的人均GDP增長一路高歌，2013年達到6800美元時，中國也早已輕松步入中高收入國家，假如中國的名義GDP增速繼續以8%的速度增長，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維持在目前水平，則到2020年，中國人均GDP將超過1萬美元，接近高收入國家行列。

但是，未來面臨的不確定因素有：（1）、人民幣匯率是否會出現大幅貶值；（2）、中國在今後七年時間內是否會發生較大金融危機，從而使得GDP增速大幅回落；（3）、世界銀行對於高收入國家的標準，是否因全球貨幣的泛濫而再度從目前12275美元的基礎上提高標準。

中國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數也接近0.5，若按筆者計算的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則中國的基尼系數應該是高於0.5。不過，2009年以來，從居民收入結構看，貧富差距確實沒有繼續擴大，但要成為一個橄欖型收入結構的社會，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必須大力推進方方面面的改革。因為中國已經步入負債式增長階段，債務水平在過去五年內大幅增長，資產泡沫化問題嚴重。實際上，提高中產階層的比重早就成為社會上下的共識。

如果以推進改革的方式去提高中產階層的比重，則其作用應該比人口結構的自然變化更強。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立意高於歷次三中全會，關鍵就看推進的力度了。

比如，稅制和轉移支付制度等財政領域的改革對於收入的再分配合理化是有效的；打破壟斷和減少行政審批、管制等國企和行政體制改革，對於收入的初次分配合理化、透明化是有利的；而金融領域的去杠桿、擠泡沫，對於規範市場、打擊投機，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也是立竿見影的。

提高中產階層的比重，實質上是要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遏制高收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的較快增加。只有這樣，消費在GDP中的比重才會越來越高，中產不僅是消費者，同時也是價值創造者以及推動經濟和社會轉型的主力，更是社會結構穩定的保障。

本文作者李迅雷為海通證券(行情,問診)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副理事長，著有《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叢書）（BWCHINESE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