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林徽因和三個杰出男人的情感糾葛（組圖）

在今天，一代才女林徽因依然擁有眾多的追隨者。不同於張愛玲的以文字立身，對林徽因來說，則是以身世個性傳奇。她身世氛圍，更多地折射著那個時代的文化風尚，流逝的時光之水也沖洗不掉她的傳世風華，反而更加迷人，令人追尋。

林徽因秀外慧中、多才多藝。她曾旅英留美，深得東西方藝術之真諦，英文水平極佳。她兼具中西之美，既秉有大家閨秀的風度，又具備中國傳統女性所缺乏的獨立精神和現代氣質。

在北京的文化圈里，她一直以才貌双全而聞名。由於徐志摩的文學引領，她寫得一手音韻極美的新詩，是才華橫溢的女作家。以她為中心，聚集了一大批當時中國的第一流文化學者，而她就是一個高級文化沙龍的女主人。

她是建筑史研究中卓有建樹的學者，卷起袖子就可以趕圖設計新房舍。她騾子騎得，雞毛小店住得，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她不顧重病在身，經常顛簸在窮鄉僻壤、荒山野嶺，在荒寺古廟、危梁陡拱中考查研究中國古建筑。

她還是三個著名的愛情故事的女主角：一個是與徐志摩共同出演的青春感傷片，浪漫詩人對她癡狂，並開中國現代離婚之先河；一個是和梁思成這個名字並置在一起的婚戀正劇，建筑學家丈夫視她為不可或缺的事業伴侶和靈感的源泉；另外，還是一個悲情故事的女主角，她中途退場，邏輯學家金岳霖因她不婚，用大半生的時間“逐林而居”，將單戀與懷念持續終生。

可想而知，她確實是一位傾倒眾生的佳人。在她身后，似乎還真難找到一個能及得上她的成就和魅力的女性。

1931年夏天，徐志摩在《猛虎集序》中坦言，他在二十四歲以前，與詩“完全沒有相干”。是在“整十年前”由於“吹著了一陣奇異的風”，照著了“奇異的月色”，他這才“傾向於分行的抒寫”，而且“一份深刻的憂郁”占定了他，漸漸潛化了他的氣質，而終於成就了他這位詩人。徐志摩這里所說的“整十年前”，當指1921年，正是在這一年，他在倫敦結識了林長民及其女林徽因，他的新詩創作，也從這一年起步。

與林徽因相見之時，徐志摩已是一個兩歲孩子的父親了。而林徽因卻只是個穿著白衣、容貌纖細的十六歲少女。從他們相遇的那一刻開始，她就成為詩人心里永恒的素材，寄托的夢想，一個被詩人無數次理想詩化的女子，一個脫離了現實只存在夢幻之中的女子。徐志摩單戀上她，為她寫作無數動人心弦的情詩，甘做她裙邊的一株雜草。1922年，“林徽因在英，與志摩有論婚嫁之意，林謂必先與夫人張幼儀離婚后始可……”（陳從周《徐志摩年譜》）。

同年3月，徐志摩在柏林提出與原配張幼儀離婚。張幼儀雖然感到太突然，但仍理智地對待這件事，隨即帶著孩子遠走他鄉，到德國留學去了。事實上，徐志摩也做了第三者，因為林徽因當時也已經許配了梁思成。很有意思的是，作為父親的林長民竟然也猶猶豫豫地默許了女兒與徐志摩之間的愛情，渾然忘記了自己已經把掌上明珠許配了梁家大公子。

應該說，徐志摩對林徽因的影響還是很大的，他是林徽因文學道路上的引路人。林徽因曾對她的子女們親口講過，徐寫過很多詩送給林，最有名的是《偶然》。

然而，她對於詩人的熱情，有著不可信任的直覺，徐志摩的浪漫與飄逸是她所欣賞的，但也是她無法把握的，以至於自己無法煥發出同樣的激情去應和。最終，她沒有像同時代的丁玲、石評梅、廬隱那樣，從追求自由的愛開始，然后又為愛所困，她成為一個出身名門游學歐美視野開闊見識廣博的知識分子。正如張幼儀對林徽因的評價，當她知道徐志摩所愛何人時，曾說“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復雜、長相更漂亮、雙腳完全自由的女士”。

林徽因對於徐志摩的“你是我波心一點光”的愛最終遺棄，究竟是因為她的明智。選擇一個一生的愛人，要考慮的因素很多。林徽因遇到徐志摩的時候，她只有十六歲，可能會被徐的性格、熱忱和他對自己的狂戀所迷惑；他的出現是她生活里的一個奇遇，然而，卻不至於讓她背棄家里為她安排的主流的人生道路。

徐志摩

林徽因，這個徐志摩窮其一生追求的奇女子，終究沒有許給徐志摩一個未來。她的家庭背景、教養，以及她天生的理智，都促使她做出最明智的選擇，在浪漫灑脫的詩人與穩重儒雅的建筑學家之間，她一定要選擇腳踏實地的那個。

林徽因的朋友費慰梅女士曾說過：“徽音對徐志摩的回憶，總是離不開那些文學大家的名字，如雪萊、曼殊斐兒、吳爾芙。我猜想，徐在對她的一片深情中，可能已不自覺地扮演了一個導師的角色領她進入英國詩歌和英國戲劇的世界……同時也迷惑了他自己。我覺得徽音和志摩的關係，非情愛而是浪漫，更多的還是文學關係。在我的印象里，徽音是被徐志摩的性格、熱忱和他對自己的狂戀所迷惑，然而她只有十六歲，並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樣世故。他不過是父親身邊的一個女學生而已。徐志摩的熱烈追求並沒有引起這個未經世事女孩子的對等反應。他的出現只是她生活里的一個奇遇，不至於讓她背棄家里為她已經選好的婚姻。”

多年以后，林徽因也曾對自己的兒女說：“徐志摩當初愛的並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詩人的浪漫情緒想象出來的林徽因，而事實上我並不是那樣的人。”同時，她的理性也能使她能夠游刃有余地把握著距離的分寸，讓自己永遠理想的存活在詩人的夢里。

的確，徐志摩滿腦子想的其實是他理想中的英國才女，那是他對理想愛情的一種投射——而林徽因畢竟不是曼殊斐兒或布朗寧夫人。那種鏡花水月的愛情，固然是一種可貴的浪漫情懷，但少了理智的自制及對他人的體恤，亦使他本人深受其害。

時光暗換，當徐志摩與林徽因再見時，林徽因已與父親的好朋友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訂了婚。金岳霖曾題“梁上君子、林下美人”的對聯贈與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倒也貼切天成。徐志摩是梁啟超的學生，在老師面前，除了克制自己外，還能做什么呢？

雖然如此，他們一起組織新月社活動，一起演戲，愉快地合作，常有書信來往。林徽因在北京西山養病期間，徐志摩經常去西山看望她，並幫助她發表了一些詩作。

1924年4月，六十四歲的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訪華，徐志摩和林徽因兩人共同擔任翻譯，並精心安排這位貴客的行程。在北京歡迎泰戈爾的集會上，徐志摩、林徽因陪同左右，側立兩旁，當天北京的各大報紙都開辟醒目版面，呈現這次集會的盛況，其中李歐梵在《浪漫一代》中說：“林小姐人艷如花，和老詩人挾臂而行，加上長袍白面郊寒島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歲寒三友圖。”長者衣袂飄飄，一對青年男女宛若璧人，民國初年這如詩如畫的一幕，至今仍傳為美談，引人無限遐思。

費慰梅在《梁思成與林徽因》一書中也寫到了這一幕，並且還說了一段鮮為人知的話：5月20日，是泰戈爾離開中國的日子，老人對於和林徽因離別卻感到遺憾，年輕可愛的她一直不離左右，使他在中國的逗留大為增色。對徐志摩和林徽因來說，這一次離別又有一種特別的辛酸味。徐志摩私下對泰戈爾說他仍然愛著林徽因。老詩人本人曾代為求情，但卻沒有使林徽因動心。泰戈爾只好愛莫能助地作了一首詩：

天空的蔚藍，愛上了大地的碧綠，他們之間的微風嘆了聲：“哎！”

徐志摩的愛情軼事，就在這一聲嘆息里劃下了句點。接著，徐志摩陪同泰戈爾去了日本，林徽因和梁思成到了賓夕法尼亞大學，三年的時間里，“歲寒三友”離去如風，當徐志摩與林徽因再次見面的時候，已是四年之后。這期間，林徽因名花有主，她與梁思成用心磨合，營造了一份經得起反復推敲和多方考驗的感情。而徐志摩懷著無限悵惘之心，最終也“使君有婦”。

1938年抗戰期間,昆明西山華亭寺前留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陳岱蓀、林徽因、梁再冰、金岳霖、吳有訓、梁從誡

按照鄧云鄉的說法，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結合在當時可以說是新舊相兼，郎才女貌，門第相當。他們在婚前既篤於西方式的愛情生活，又遵從父母之命所結的秦晉之好。又因林長民是段祺瑞內閣中的司法總長，梁啟超作過熊希齡內閣的司法總長、段祺瑞內閣的財政總長，所以說是門當戶對。總之，是幾乎可以媲美李清照、趙明誠的最令人艷羨的美滿婚姻。《林徽因傳》里則有一個非常貼切的比喻：“如果用梁思成和林徽因終生癡迷的古建筑來比喻他倆的組合，那么，梁思成就是堅實的基礎和梁柱，是宏大的結構和支撐；而林徽因則是那靈動的飛檐，精致的雕刻，鏤空的門窗和美麗的闌額。他們是一個厚重堅實，一個輕盈靈動。他們的組合無可替代。”

除了梁思成的愛情，朋友們的友誼，林徽因還擁有來自“老金”（金岳霖）的真誠情意。當梁林夫婦住在北京總布胡同的時候，金岳霖就住在后院，但另有旁門出入，平時走動得很勤快，就像一家人。1931年梁思成從外地回來，林徽因很沮喪地告訴他：“我苦惱極了，因為我同時愛上了兩個人，不知道怎么辦才好？”梁思成非常震驚，然而經過一夜無眠翻來覆去的思想斗爭后，第二天他告訴林徽因：“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選擇了老金，我祝愿你們永遠幸福。”后來林將這些話轉述給金岳霖，金岳霖回答：“看來思成是真正愛你的，我不能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我應該退出。”從此他們再不提起這件事，三個人仍舊是好朋友，不但在學問上互相討論，有時梁思成和林徽因吵架，也是金岳霖做仲裁，把他們糊涂不清楚的問題弄明白。金岳霖再不動心，終生未娶，待林梁的兒女如己出。

這個故事很能說明三人之間情感的上乘品質。世間無數的情愛糾葛，若當事人都能這樣設身處地為他人謀想，會省去多少麻煩和悲劇？事后三人心中全無芥蒂，金岳霖仍是“太太的客廳”中的常客。

梁思成說過：“林徽因是個很特別的人，她的才華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學、藝術、建筑乃至哲學她都有很深的修養。她能作為一個嚴謹的科學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調查古建筑，測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確的分析比較；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語探討英國古典文學或我國新詩創作。她具有哲學家的思維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

此言並非全是恭維，當林徽因不到二十歲時，就立下了學建筑的志愿；因為她覺得建筑是一個“把藝術創造與人的日常需要結合在一起的工作”。而且建筑所需的不只是奔放的創造力，更需嚴謹的測量，技術的平衡以及為他人設想的體恤和巧思，這能讓她的聰慧、才干和天分都得以施展。1936年，為了實地測量古建筑，林徽因與梁思成一起登上了寧靜肅穆的天壇祈年殿屋頂。她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敢於踏上皇帝祭天宮殿屋頂的女性。

而當時的梁思成，還在清華校園里又吹小號又吹笛，完全是一個興趣未定的小伙子。當梁思成提出要承父業學西方政治時，就被林徽因的一番高論改變了主意。到了談婚論嫁的時候，她也以梁思成必須去學建筑為條件；據梁思成自己說：“我當時連建筑是什么還不知道。徽因告訴我，那是融藝術和工程技術為一體的一門學科。因為我喜歡繪畫，所以也選擇了建筑專業。”在當時的社會，女效能夠自我實現並對此有充分自覺，是需要理性與智慧的。同時，也對梁思成一生的立志起了很關鍵的作用。

一旦走出“太太的客廳”，離開典雅的藝術沙龍，林徽因便成了一個嚴謹求實的科學工作者。從1930年到1945年，他與梁思成共同走了中國的十五個省，兩百多個縣，考察測繪了兩百多處古建筑物，獲得了許多遠溯唐宋的發現，很多古建筑就是通過他們的考察得到了世人的認識並加以保護，比如河北趙州石橋、山西的應縣木塔、五臺山佛光寺便是如此。

林徽因早年患有肺疾，抗戰期間顛沛流離，病情不斷加劇，最終惡化為肺結核，這在當年屬於不治之症。她病體支離，卻還要陪著梁思成翻山越嶺到處尋訪古建筑。兩個人到處尋訪那些古橋、古堡、古寺、古樓、古塔，透過歲月的積塵，勘定其年月，揣摩其結構，計算其尺寸，然后繪圖、照相、歸檔，他們的足跡錯錯落落地刻印在了中華大地諸多的歷史和地理場所。

戰亂歲月人命惟淺，而且建筑學的研究並不是應急之務，然而他們跋山涉水，念茲在茲，樂此不疲。美國學者費正清教授曾這樣評價說：“倘若是美國人，我相信他們早已丟開書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去了。然而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卻能完全安於過這種農民的原始生活，堅持從事他們的工作。”

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了。梁氏夫婦先避難到了長沙，接著輾轉又來到了西南的昆明、重慶。因為物價昂貴，物資匱乏，有時他們要靠朋友們的資助才能維持日常的家庭開支。林徽因“在菜籽油燈的微光下，縫著孩子的布鞋，買便宜的粗食回家煮，過著我們父執輩少年時期的粗簡生活”。最難得的是，他們在戰火紛飛的年月還保持著一種“倔強的幽默感”，以戲謔的眼光來看待雜沓紛亂的這一切。

在一封1941年寫給慰梅的信中，林徽因是這么寫的：“思成是個慢性子，一次只愿意做一件事，最不善處理雜七雜八的家務。但雜七雜八的事卻像紐約中央車站任何時候都會抵達的各線火車一樣沖他駛來。我也許仍是站長，但他卻是車站！我也許會被碾死，他卻永遠不會。”

在一封1940年11月寫給費正清夫婦的信中，她談到了哲學教授金岳霖的戰時生活，令人在嘆息中忍不住莞爾一笑：

可憐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課，常常要在早上五點半從這個村子出發，而沒來得及上課空襲又開始了，然后就得跟著一群人奔向另一個方向的另一座城門、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點半，再繞許多路走回這個村子，一整天沒吃、沒喝、沒工作、沒休息，什么都沒有！這就是生活。

長達八年的顛沛流離，她的健康被嚴重地損壞了，她經常發燒臥床不起，成了一個蒼老憔悴、不停咳喘的重病人。限於戰爭時期的醫療條件，梁思成學會了注射，每天親自為妻子打針服藥。

還有一封寫給費慰梅的信也令人感嘆，寫的是向昆明逃難的經過：“我們在令人絕望的情況下又重新上路。每天凌晨一點，摸黑搶著把我們少得可憐的行李和我們自己塞進長途車，這是沒有窗子、沒有點火器、樣樣都沒有的玩意兒，喘著粗氣、搖搖晃晃、連一段平路都爬不動，更不用說又陡又險的山路了……”一路上她又發冷又發熱，車子還在被稱之為“七十二盤”頂上突然拋錨，全家只好幾乎凍僵的摸黑走山路——在這其慘無比的境遇里，她的心情卻能峰回路轉：

間或面對壯麗的風景，使人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心疼。玉帶般的山澗，秋山的紅葉和發白的茅草，飄動著的白云，古老的鐵索橋，渡船，以及地道的中國小城，這些我真想仔細地一樁樁地告訴你，可能的話，還要注上我自己情緒上的特殊反應……

憑這兩封信，就可以讓我們體會林徽因的性情一二。在混亂的年代里，任誰都無法更改她的積極與樂觀，像她自己所說：“我認定了生活本身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體驗到極端的愉快，靈質的、透明的、美麗的、近於神話理想的快活。”

1950年，林徽因受聘為清華大學一級教授，被任命為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兼工程師，梁思成是這個委員會的副主任。夫婦二人對未來首都北京的建設充滿了美好的憧憬。他們曾著力研究過北京周圍的古代建筑，並合著《平郊建筑雜錄》一書，其中有一段精彩的表述：“北平郊近二三百年間建筑物極多，偶爾郊游，觸目都是饒有趣味的古建……無論哪一個巍巍的古城樓，或一角傾頹的殿基的靈魂里，無形中都在訴說或歌唱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這不像是理論研究書籍中的文字，簡直是為北京地區的古代建筑唱的一首情真意切的贊美詩。在他們眼中，那些飽經滄桑的亭臺樓閣、寺廟塔院也有其靈魂，它們在為昔日的繁華吟詠著纏綿悱惻的挽歌，而且是神秘的歷史最可信賴的證物。

他們想把北京城這“都市計劃的無比杰作”，作為當時全世界僅存的完整古城保存下來，成為一個“活著的博物館”留給后人。然而，他們一生志業所系的古建筑研究與保護工作，尤其是北京城前景的規劃，注定要在此時遭到最嚴重的挫敗。

從1953年5月開始，對古建筑的大規模拆除開始在北京這個城市蔓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為了挽救四朝古都僅存的一些完整牌樓街不致毀於一旦，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由於情緒過於激動，梁思成被氣得當場失聲痛哭。《城記》里有這樣的記載：“毛澤東對上述爭論定了這樣的調子：‘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但更令他難過的還在后面。當時的北京還有四十六公里長的明清城墻完整而巍然地環抱著，林徽因稱之為“世界的項鏈”。1935年，她在自己的小詩《城樓上》還曾寫道：“你愛這里城墻/古墓，長歌/蔓草里開野花朵。”她有一個絕妙的構想，讓城墻承擔北京城的區間隔離物，同時變外城城墻和城門樓為人民公園，頂部平均寬度約十米以上的城墻可砌花池，栽種花木；雙層的門樓和角樓可辟為陳列館、閱覽室、茶點鋪，供市民休息娛樂、遊戲納涼。

林徽因為自己的設計畫出了草圖，幻想著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空中花園”，幻想著一場視覺的盛宴。然而，城墻公園計劃注定只能是一個紙上風光了。北京市的規劃不僅僅拆毀了物質性的城墻、城樓這些“土石作成的史書”，也葬送了林徽因的杰作。“五百年古城墻，包括那被多少詩人畫家看作北京象征的角樓和城門，全被判了極刑。母親幾乎急瘋了。她到處大聲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聲淚俱下的程度。……然而，據理的爭辯也罷，激烈的抗議也罷，苦苦的哀求也罷，統統無濟於事。”（梁從誡《倏忽人間四月天》）

所有保護北京的建筑、歷史和文化遺產的努力，因為與新時代的城市規劃大相抵牾，一條完整的明清城墻轉瞬之間即化整為零，大部分城磚被用作修房子、鋪道路、砌廁所、建防空洞。這對於林徽因來說無疑是一場噩夢。一次出席文化部酒宴，正好碰上也是清華出身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她竟在大庭廣眾下譴責他保城墻不力。她痛心疾首地預言：等你們有朝一日認識到文物的價值，卻只能悔之晚矣，造假古董罷。

歷史驗證了她沉痛的預言。四十年后，大約是1996年的歲末，北京市開始修繕一小部分破損的明清城墻，整個北京城都掀起了一場捐獻舊城磚的活動。當然這個景觀林徽因沒有看到，恐怕也是她不想看到的。

古都北京終於在林徽因的美麗夢想中沉淪了。五百年來從改朝換代的兵災中得以完整幸存的北京古城墻，卻在和平建設中被當作封建余孽徹底鏟除了。她在病榻上眼睜睜地看著，卻無能為力。

1955年，林徽因住進了醫院。為避免刺激，眾人封鎖了批判梁思成的種種訊息，但她從細微處都察覺出來了。憂憤交加，拒絕吃藥，終於在那個冬天，林徽因離開了梁思成，也離開這個世界。史景遷說，她是“在寒風凜冽的北京，在最後一堵龐大的古城墻頹然倒塌之時”死去的。

林徽因的遺體安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整座墓體是由梁思成親手設計，墓身沒有一字遺文。然而就像北京的城墻沒有幸免一樣，她的墓碑在“文革”中被清華大學的紅衛兵砸碎；她在病榻上為人民英雄紀念碑所畫的圖稿被付之一炬，她成熟時期的詩作文章，也有很多在浩劫中毀失殆盡。

“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世人斷不了昨日的舊夢，跨入二十一世紀后，海峽兩岸又開始共同打造一個“嶄新的”林徽因——因為那一代知識分子群體的獨特氣質已無從復制，我們這個時代可以生產成批的珠光寶氣、魅影四射的明星，但卻已經不可能再造具有同樣氣質的“林徽因”了。所以在大眾媒體中，林徽因以一種令人詫異的形象出現，比如在《人間四月天》里，一代才女卻變成了卿卿我我的小女生。這的確是一種遮蔽、遺忘與誤讀，引來林氏后人嚴重抗議，也是不足為奇的。當然更令人遺憾的是，那個時代的溫潤風華，早已不堪歷史激烈演進的沖擊而漸行漸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