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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財經紐約站記者、評論員 孫思遠
作為全球影響範圍最廣的菜系，中餐早已將獨有的精緻和美味傳遍了七大洲五大洋。麗莎-王(LisaWang)經營的這家“Zauberberg”即是其中一員——作為瑞士達沃斯首屈一指的高檔中餐廳，“Zauberberg”在經營20年間接待了無數中外貴賓——在觥籌交錯、推杯換盞間，中國軟實力版圖的變遷也躍然紙上。
作為全球影響範圍最廣的菜系，中餐早已將獨有的精緻和美味傳遍了七大洲五大洋。麗莎-王(LisaWang)經營的這家“Zauberberg”即是其中一員——作為瑞士達沃斯首屈一指的高檔中餐廳，“Zauberberg”在經營20年間接待了無數中外貴賓——在觥籌交錯、推杯換盞間，中國軟實力版圖的變遷也躍然紙上。
在達沃斯當地，有兩樣東西最為著名——滑雪、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而作為全球物價最高的小鎮之一，達沃斯注定只歡迎少數人。一位當地司機告訴我：這兒面積小，人多物價又貴，要不是因為工作關係，沒有人願意來達沃斯。然而，正是這樣一塊彈丸之地，每年總能聚集全球最有影響力的一批人。
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自1971年創辦至今，已逾40年曆史。論壇主席克勞斯-施瓦布每年都會邀請來自數十個國家的千余位政商界領袖參會。剛剛過去的2014年冬季達沃斯論壇一如既往地群星閃耀，包括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美國國務卿約翰-克裏、金融大索羅斯、全球首富比爾-蓋茲等政商名流均悉數登場。
隨時間的推移，中國經濟總量不斷攀升，中國的影響力也在潛移默化地發生改變。對於餐廳總經理麗莎來，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每年來用餐客人的構成變化：“我93年來到達沃斯，當時來餐廳吃飯的華人數量只有現在的十分之一；香港人來達沃斯的不少，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的也很多，但來自中國大陸的就很少。”
除了人少，90年代初來達沃斯參會的中國客人，對於歐洲人的習慣也不甚了解。“當時的中國人，到了餐廳都是大呼小叫，高聲呼喊服務員；歐洲這邊的客人不習慣，中國人一嚷嚷，他們就以很奇怪的眼光看，還以為發生了什麼事。”麗莎笑道：“另外，中國人老是在餐廳裏走來走去，不像當地客人都靜靜地坐，也不怎麼給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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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麗莎看來，中國人海外形象的轉變是從97年開始：“香港回歸之后，來達沃斯的大陸人變多了，當時很多國內企業的老總來歐洲談生意，我們餐廳也忙得不可開交。”在麗莎的記憶裏，那時中國人都是來談大型投資項目的，而歐洲人也希望中國企業家過來投資，所以他們開始結交中國朋友，嘗試了解這個東方大國。
“來我們餐廳吃飯的有萬達的王健林、海航的陳峰，SOHO中國的張欣和潘石屹也都是我們的座上客。”麗莎笑眯眯地回憶：“阿里巴巴的馬雲也來過很多次，他穿很隨意，沒有架子，是很容易交流的客人；成思危在十多年前也光顧過，對他的印象就是學者，氣質很好。”麗莎表示，現在來達沃斯的中國人素質越來越高，都很講禮貌，不比老外們差。
除了個人素質顯著提升，中國人與外國人的相對地位也在發生傾斜。“以前外國客人與中國客人吃飯，中國客人買單的居多；可現在買單的都是老外，完全倒過來了。”麗莎覺得沒什麼不妥：“現在中國經濟發展這麼快，在國外的中國人腰板也挺直了；以前中國客人請老外吃飯都是為了交朋友、談生意，可現在都是外國客人主動找中國人談生意。”
中國人海外地位的變化也體現在老外對學習中文的態度上。“以前中國與海外接觸並不密切，但現在你看看，多少老外學中文，有的得比我還好，我都慚愧了。”麗莎講到這裏很自豪：“現在這些老外對中國都非常感興趣，對於我們海外華人來，只要祖國強大，我們這些華人都倍感光榮、有面子。”
麗莎是新中國最早一批海外移民，家裏親戚在50年代初就去了英國。她73年抵達荷蘭開始海外生活，20年后，她從荷蘭搬到了瑞士達沃斯。作為酒店管理專業的博士畢業生，麗莎在達沃斯的中餐廳“Zauberberg”一干就是20年。她吃苦耐勞、適應力強，在麗莎的帶領下，餐廳營業額比之前翻了好幾倍，店面也完成了擴建。
40年移民海外的經歷，讓一個離家時還不到18歲的小女孩，變成年過半百、兒孫繞膝的老人。回眸40年來外國人對中國人態度的轉變，麗莎仍然感慨不已：“之前由於語言障礙、生活方式不同，外國人對中國人的態度總是不太一樣；可現在他們對我的態度轉變很大，我相信今天中國人出去，要比之前體面得多了。”
也是由於達沃斯論壇的關係，麗莎從一開始不關心財經新聞，到現在定期瀏覽國內財經網站。“成思危、馬雲、王健林這些人的新聞、資料、照片都是我從網上讀到的，國內客人來得多了，我也開始關注這些信息。”麗莎表示：“在中國做生意的外國人也給了我不少國內的信息，一些老外朋友甚至——我帶你去國內某某餐廳吃飯。對目前國內的情況，老外比我還熟，可見他們對中國挺有信心的。”
談及“中國之后下一個超級大國是誰”的問題，政治、經濟學家們往往要考慮諸多要素；面對同樣問題，麗莎的回答卻十分接地氣：“我覺得印度發展得挺不錯的，他們在達沃斯的大型活動都辦得很好。”而當話題重新回到中國，麗莎的言語裏滿是喜悅和自信：“在蘇黎世、洛桑、日內瓦的中國客人挺多的，現在中國人的數量是以前的6到7倍。”
作為中國經濟奇跡的親歷者，我們恐怕無法完整體會中國大國崛起中那些微妙的起伏變化。而在達沃斯的會場上，在迎來送往的喧囂裏，戴厚厚面具的高官巨賈們也很難讀到彼此的真情實感。可在達沃斯的這家中餐廳，麗莎以旁觀者的身份見證了中國軟實力20年來的滄桑巨變。比起在達沃斯與我侃侃而談的政商名流們，麗莎的每個回答都顯得更加質朴、真誠、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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