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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訊特約
據權威部門統計，2013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56.8845萬億，按照可比價格計算，較上年增長7.7%。而該gdp增速數值也基本符合2013年管理層設定的7.5%目標。不過，最近有媒體揭露，28省的gdp總量估算數值已經超過全國總值達兩萬億。此時，地方gdp造假等問題再度引發社會的思考。
實際上，在過去幾年，全國各省份的gdp之和與國家公布的gdp總量數值並不匹配。以2009年為例，各省份gdp之和高出國家公布的gdp總量達2.68萬億。而在2010年至2012年間，各省份gdp之和較國家公布的gdp總量分別高出3.2萬億、4.6萬億以及5.76萬億。
針對這一現象，業內人士也給出了不同的解釋。而作為業內普遍認可的一種解釋是，因跨區域經濟活動引發的數據出現了重復計算的可能，從而導致gdp數據的不匹配。那么，這種解釋是否可以消除老百姓心中的疑惑呢？
自1992年南巡事件以后，gdp與地方政績逐步掛鉤。而在隨后的經濟發展中，gdp的作用也被逐步放大。1994年，國家陸續開展分稅制改革。在分稅制改革中后期，因地方的事權、財權的不匹配，加上地方政績等考核壓力，地方的財政壓力也愈發緊張。於是，在此背景下，地方陸續開發出新的財政增收模式，而非主要的營業稅也取代了以往企業稅的征收地位。
2008年，全球遭遇了罕見性的金融海嘯，中國也無法幸免。當期，國家為確保經濟復甦，便出臺了轟轟烈烈的四萬億投資計劃。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標、高政績當屬那個時候地方的普遍發展思維，也被大家戲稱為“當代的大躍進時代”。各地方為確保當地經濟指標順利達標甚至是超預期完成任務，不惜代價進行負債建設，以達到迅速達標的目的。
不出意料，當期的投資刺激計劃配合超預期的信貸額度最終促使國內經濟出現了v型式的反轉。然而，好景不長，在短期的經濟回升之后，一系列的後遺症卻逐漸顯露。
地方債務危機，始終困擾著當前國內經濟轉型的進程。根據數據統計，截至2013年6月底，全國各級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為206988.65億元，其中地方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為108859.17億元。事實上，自2008年以來，地方債務的問題就開始顯露。而在上述數據公布之前，即2010年末，全國各級的負債規模已經創出了歷史新高。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規定，債務占比gdp規模不應高於60%。而就目前而言，國內的債務占比仍然沒有超過這一規模，尚屬可控階段。但是，若按照這樣的發展速度，未來的地方債務問題依然相當嚴峻。
近年來，管理層也看出了地方盲目崇拜gdp的現象，也於前一段時期在重要會議上強調將弱化gdp的考核作用。對此，不少地方也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理性看待gdp，並紛紛調低了各自的gdp增速目標。話雖如此，在實際的操作中，不少地方依然難以擺脫對gdp的崇拜度。
眾所周知，當前屬於中國經濟轉型的敏感時點。同時，我國在這一階段的發展期內，仍然面臨著諸多問題。例如，投資促經濟效應趨弱、社會貧富差距懸殊等。而在當前巨大的考核壓力下，配合長期存在的事權、財權不匹配等因素，地方難以依靠正常的渠道實現財政增收。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大部分地方的融資平臺多以土地出讓金作為貸款抵押，而土地財政的收入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地方的財政水平。
可以想象，在政績等諸多壓力的作用下，不少地方為完成任期內的預期指標，借助各種渠道對數據實施修改或許難以避免。而地方gdp造假不僅削弱了地方的信用度，而且還深刻影響著國家的戰略性規劃。對此，筆者認為，縱容地方gdp造假實質上已經是最大的犯罪。
試想一下，部分地方為何敢於在數據上造假？其實，缺乏嚴格的地方問責及有效的監督處罰機制才是問題的主因。有評論認為，針對地方gdp造假等問題，相關管理層也嘗試了不同的手段應對，例如企業數據實施聯網直報等。但是，筆者認為，在國內相對不成熟的監督體系下，高效的執行效率才是根本。同時，還必須明確法律責任，加大處罰力度，從本質上提高地方造假的成本，這樣才能夠才根本上杜絕地方數據造假等亂象。
（和訊理財特約財經評論員：郭施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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