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韓國人”能給中國什么啟示？

“丑陋的韓國人”能給中國什么啟示？

　　編者按：“丑陋的韓國人”能給中國什么啟示？美國斯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泛太學者 李成賢（韓國）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中提出了這個問題。和訊網原文轉載。

　　1988年韓國舉辦奧運會前后，韓國媒體曾經熱炒一個用英語表達的話題--“ugly korean”（“丑陋的韓國人”），以至於一些小學生都學會用這種說法“展示”自己的英語水平，大人們有時也會因此夸獎孩子：“你這個小學生怎么知道‘ugly korean 這種地道的英語！”

　　現在回頭看，這種做法真是很天真，甚至幼稚得讓人臉紅。不過那時的情形客觀真實地反映了韓國當時的發展階段——走出去。1988年韓國舉辦奧運會的口號之一就是：“首爾走向世界，世界走進首爾。”

　　一百多年前，韓國當局面對西方列強要求“開門”時，決定“關門”，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護這個東亞半島小國。一百多年后，韓國人才意識到只有“開門”與世界在同一個平臺上交流、競爭，才能在發展中壯大實力，真正保護自己的國家。

　　1989年1月1日，韓國政府正式宣布全面施行“海外旅遊自由化”。之前，韓國只有政府官員、政界人士、空姐、大學教授等擁有特殊身份的人才能出國。普通人去海外手續繁雜，需要“一大包圖章”，意思是必須拿到各種官方部門的許可證明才能出國。這也能說明為什么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韓國“空姐”是令人羨慕的職業，同時也是最受追捧的媳婦兒。

　　海外旅遊催生了“ugly korean”的說法。“ugly korean”有很多表現：隨地吐痰、便后不沖水、便后不洗手、在法國酒店里打開泡菜的氣味兒惹得西方人向經理投訴，在英國的博物館里大聲喧嘩。

　　韓國大叔吃完飯后喜歡打嗝。朝鮮戰爭時韓國很窮，很多人經常挨餓，能夠打嗝意味著能夠吃飽，是值得炫耀的得意之舉，但在外國人眼里這卻是很粗魯的做法。韓國基督徒很多，他們喜歡在公眾場所表達自己對上帝的愛，親朋好友出國時，他們經常在機場大聲做禱告、唱聖歌，外國人則覺著這種行為很怪異。

　　韓國人剛“走出去”時發生了各種各樣“丑陋的韓國人”的故事，但現在這種情況已經不多見了。這說明隨著開放程度的加深和文化交流的增強，這些現象都會自然地消逝在時間的長河里。人類有著強大的適應環境的能力，環境不同，為人處事的方式也不一樣，只是個時間問題。

　　有這樣經歷的韓國人看到現在中國有越來越多類似“丑陋的韓國人”的舉動，一點兒也不稀奇。因為我們也經歷過同樣的階段，對此並不陌生，非常理解，並且相信這些現象只是在轉變過程中出現的階段性問題。

　　那么，在減少“丑陋的中國人”的方面，政府可以發揮什么作用？政府很可能本能地想到要對老百姓作“宣傳教育”。不過，我個人的想法卻相反。我認為政府要站在后面，要幫助民間社會在“啟蒙”老百姓上所做的自發努力，這樣效果會更有可持續性。

　　回到韓國的例子上，很多中國人認為韓國電影、電視劇在海外受歡迎是“政府主導”的結果。作為韓國人，我不同意。不過，我必須承認，在這一點上我很難說服中國人，也許是由於國情不一樣的原因。

　　比如說，在上世紀90年代，韓國人都不看韓國電影，好萊塢大片在韓國非常受到歡迎，韓國電影人則要求政府強化電影院“國產電影義務播放日數”的法律，試圖保護自己國家的電影產業。不過，還是有一部分開明的人，意識到拍攝好電影才是最好的吸引本國票房的方式。於是有一部分人開始探索新的思路和創意，比如在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同時，更花功夫在感情的表達、鏡頭的處理等等。韓國人逐漸喜歡看本土電影了，韓國電影產業開始興盛的時候，一些外國人也開始喜歡看韓國電影、韓劇了。這一過程並非“政府主導”。 政府只是在市場選擇之后，開放了一個整體環境。

　　與此相仿，中國“走出去”要更加順利，韓國有一個經驗可以去借鑒：政府不要站得太靠前進行指導，而是要借助民間組織、社會輿論領袖等提供引導。比如，用拍攝公益廣告或在微博上發貼的形式，可能就更為有效。

　　政府是掌握資源最豐富、最有權威的機構，因此會有沖動想通過一種“運動”的形式急於求成。在建設社會硬體設施方面，政府主導的“運動”形式很有效，而在有些涉及人民生活方式轉變和文明認知程度提高的問題上，還是要“攻心為上”，需要“軟實力”的慢功逐步培養，需要在潛移默化中水到渠成。

　　說到這兒，有人會說，但中國是否存在“民間社會”？問得好。那的確是值得轉型期中國精英們思考的一個更重要的話題。（來源：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