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的荊軻們：清末民初的五大刺客

　　偉大的古代史學家司馬遷描述“荊軻刺秦皇”一幕驚心動魄的傳記,為我國歷代的刺客們留下了模仿的對象。在他的筆下,游離於主流社會的法律、道德和情感之外的游俠和刺客,他們不但有自己的道德準則,鮮明的性格,而且行事果斷,舍生取義,扣人心弦,充滿了悲情悲劇色彩。冷兵器時代如此,當炸彈和手槍成為主要暗殺工具的時代亦如此。清末革命黨人的政治暗殺,作為暴力反清斗爭的一種特殊方式,是辛亥革命中不可忽視的歷史內容。

　　浩氣英風史堅如

　　史堅如,明末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后裔。1879年出生於廣州番禺,長得相貌秀美,家庭是當地富豪,田產房屋很多。他自幼好學,厭惡八股文章,喜歡地理天文、兵法政治,羨慕中國歷史上轟轟烈烈的大英雄所為。十六歲那年時逢甲午戰爭。史堅如聞知《馬關條約》后,悲痛異常,憤言:“今日中國,恰似千年破屋,敗壞至極,不可收拾。不盡毀之而妄圖更新,不能救中國!”從那時起,史堅如忽忽如狂,終日走馬習武。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等人被殺。訊息傳來,史堅如大罵慈禧“此老婦真真可殺!”

　　在廣州格致書院上學時,史堅如結識了許多年紀相仿的有為青年,讀了不少革命書籍,決意投身革命。由陳少白介紹加入了“興中會”。赴日本留學時與孫中山見面,二人一見傾心,相見恨晚,深談十余日,孫中山稱史堅如是“命世之英才”,並勸其放棄留學計劃,回國策劃革命。1900年,北方興起“義和團”。孫中山決定在廣州、惠州二地同時發起武裝起義。史堅如奉命準備與廣州清軍中的義士、東江、西江、北江三地會黨分子共同向廣州發動進攻。為籌措起義的經費,史堅如以低價出售家中土地、房屋。鄉鄰竊議:“史家根本不缺錢,如此低價售賣產業,難道其中有詐!”果然無人敢問津。籌不到足夠的經費,起義無法舉行,史堅如打算采用暗殺手段,分散清廷對惠州起義的注意力。暗殺的目標是廣東巡撫兼兩廣總督德壽。此人乃清廷封疆大吏,護衛工作十分嚴密,近距離向他投彈或者開槍行刺,都不可能得手。經過反復勘察地形位置,史堅如決定用炸藥炸毀巡撫衙門,給德壽一家來個連鍋端。

　　在廣州市越秀區的吉祥路街上,人來人往,同廣州其它街道相比,其獨特之處,是清末的廣東巡撫衙門所在地。史堅如在德壽官宅的高墻后面附近租了一間民宅。1900年10月23日,與幾位同志攜帶著從香港購置的烈性炸藥200多磅搬入此宅。隨即動手在屋中挖地道。27日凌晨,把滿裝炸藥的鐵罐放入地道。史堅如親自點燃一根香,把另一頭拴在炸藥引線上,然后匆匆離去。一行幾人分頭出城,相約在江邊開往香港的輪船上會合,一同逃往香港。

　　上船前,沒有聽見爆炸聲。史堅如獨自一人返回,檢查炸藥。原來,地下潮濕,引線失靈,炸藥未被引爆。他決定獨自一人留下,準備再次引爆。10月28日,史堅如仔細放燈引線,重燃根香,然后離開了那間房子。但他並未馬上遠走,而是來到西關的華人傳教士毛文明(興中會會員)家中,靜待訊息。不久,傳來轟隆一聲巨響……。

　　火藥是爆炸了,德壽死了沒有呢？史堅如冒險到事發地點察看。現場一片亂哄哄,衙役、平民亂竄。他打聽到的訊息卻令人十分沮喪:花園附近的平民被炸死炸傷幾個,德壽本人雖被震下了床榻,卻毫發未損。懊惱之余,史堅如判斷是雷管太小,導致部分炸藥未被引爆。其實,在黑暗中倉促挖地道,方向難以校準,爆炸距離德壽睡房太遠了。

　　10月29日,史堅如乘船去香港重新購置炸藥,準備再行暗殺。不料,清廷密探郭堯階一直跟蹤史堅如。當他正要登船,便衣捕役如狼似般涌上,把他當場逮捕。清朝官員對史堅如施盡酷刑,拔光了他的手指甲,遍笞其體。這位自幼嬌生慣養的少爺,一直鎮靜自若,只稱主謀是自己一個人,與任何人沒關係。由於史堅如是基督教徒,華人傳教士,美國領事館與清政府交涉放人。清政府認為,一、史堅如本人“認罪”,二、他身上有一份德文書寫的炸彈配方。“人證物證俱全”。11月9日,史堅如在廣州天字碼頭被清廷處決,年僅21歲。臨砍頭之前,監斬官問他有何話要說。史堅如微笑道:“悔矣,恨矣!”監斬官又問:“悔什么,恨什么？”史堅如朗言:“悔甚!恨甚!悔德壽未死,恨我自己先行,沒有炸死這個滿賊!”

　　視死如歸吳夢俠

　　吳樾,字夢俠,后改名孟俠,皖北桐城人。1902年入讀保定高等學堂,廣閱革命書籍,先后加入“北方暗殺團”和“光復會”。吳樾專門研究謀殺的學問,寫了許多有關暗殺的文章,可以說是個暗殺的理論家。1905年吳樾決定入京刺殺滿清重臣。據說,陳獨秀與吳樾曾相爭刺殺滿清五大臣,吳樾問:“舍一生拼與艱難締造,孰為易?”陳獨秀回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難。”吳樾欣然道:“然,則我為易,留其難者以待君。”臨行前,吳樾又與陳獨秀等密計於蕪湖圖書社小樓上,留下一份萬言《意見書》,交由陳獨秀伺機發表。而陳獨秀則把自己制造的炸彈交給吳樾。

　　到達北京之后,吳樾立刻同當地的革命黨人接上關係。得知清廷輔國公載澤、兵部侍郎徐世昌、戶部侍郎戴鴻慈、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等五位大臣準備出洋考察。吳樾決定就在火車站動手,他和秋瑾去火車站踩點。著名的女革命黨人秋瑾,是吳樾志同道合的好友,當時跟隨到京復職的丈夫,也居住在北京。秋瑾回南方時,吳樾寫好了一紙遺囑交給她,說:“不成功,便成仁。不達目的,誓不生還。”然后住在安徽會館等待時機。

　　在此期間,吳樾寫下了由13篇文章編成《暗殺時代》一書。序言說:“夫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暗殺為因,革命為果。暗殺雖個人而可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以復仇為援兵,則愈殺愈仇,愈仇愈殺。仇殺相尋,勢不至革命而不已!予愿予死后,化一我而為千萬我,前者仆后者起,不殺不休,不盡不止,則予之死為有濟也。然一念萬、王二子之后,竟未聞有接踵而興者,則予當此發軔之始,似不宜不有觀感於同胞矣。今即邇來之所見,並信札之有關切於此者,亦連類及之,綴為若干篇,名曰暗殺時代。”

　　1905年9月23日,革命黨人臥底的楊篤生給吳樾送來了五位大臣次日出行的詳細安排。他是隨同五位大臣出國考察的翻譯官。吳樾當晚在安徽會館設宴招待各方友人,席間慷慨激昂,舉止豪放,大有“壯士一去不復返”之悲慟。

　　1905年9月24日,吳樾穿上藍布薄棉袍,戴著無花陵的紅纓帽,扮作仆役混入火車站,上了第四節車廂。當他試圖進入第三節的五位大臣包廂時,被衛兵攔住問話,因他口音不是北方話,引起了衛士的懷疑。這時,火車頭與車廂接駁,產生了慣性推動,吳樾趁勢沖向包廂,隨即拉響了身上的炸藥。電光一閃,“轟隆”一聲巨響。列車上下斃、傷數十人,吳樾當場被炸死。端方、徐世昌,戴鴻慈的前頸受輕傷,頂帶花翎皆被削去。紹英受傷較重,載澤傷了一只手。

　　吳樾死后,被滿清拋尸荒野,幸有志士金某保全尸骸。民國建立后,蔡元培主持吳樾遺體的公葬。吳樾刺五大臣的事跡傳遍天下,他的好友陳獨秀賦詩哀悼:

　　伯先京口夸醇酒,

　　孟俠龍眠有老親。

　　仗劍遠游五嶺外,

　　碎身直搗虎狼秦。

　　鐵血橫流徐錫麟

　　經過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折騰后,清廷財政十分拮據,竟將捐官的錢款列為政府的財政收入,並定有章程和價格,準許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臺以下,均可按定價捐納。花大錢買官的人,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撈回成本,然后大賺特賺。靠薪水是不可能的,斂財的手段必然是搜刮貪賄。徐錫麟算是歷史上最獨特的買官跑官者,一是買官的錢是會黨中人出的資;二是買官進入這個體制,為的是尋找機會干掉這個體制。

　　徐錫麟,1873年出生於浙江紹興的一個富商家庭。十二歲那年,為了“學武功”,跑到深山大嶺中的寺廟去當小和尚。父母好不容易才把他找回家,繼續讀書。徐錫麟愛好天文,常常半夜爬起來“夜觀星象”。1903年赴日本,同陶成章、龔寶銓等反清義士結為江湖兄弟。1904年加入蔡元培的光夏會。1905年在紹興創立大通師范學堂,規定入校的學生都要加入光復會。他在浙江到處奔走,串聯了一批志士同仁。其中有一位叫許仲卿的大富商,一下子就出了五萬銀元給徐錫麟、陶成章等人作買官之用。徐錫麟通過曾任山西巡撫的表叔俞廉三,捐得了道員的職務,但只是一個虛位。俞廉三感到對不起表侄,又親筆寫信給的自己的門生恩銘,請他關照徐錫麟。此人乃慶親王奕劻的女婿,時任安徽巡撫。

　　1907年初,徐錫麟果然就被恩銘提升為巡警學堂會辦兼巡警處會辦,相當於省公安學院副院長。當時巡警學堂總辦(院長)是體弱多病的老頭,徐錫麟便是實際上的負責人。他非常滿意這個職務,因為這個學堂的學生都是帶槍的人,向他們灌輸了革命道理,就是起事的基本力量。更重要的是,能夠接觸到這個省的頭號清廷大員,就有機會殺了他們。

　　學堂里一個叫顧松的財會總務,將徐錫麟在課堂上大講革新時弊的某些言論,密告給恩銘,說這個貌似忠誠的徐錫麟是革命黨。恩銘聽了一笑,說:“革命黨不是咋呼出來的。徐會辦那是咋呼,不是革命。”這位唇上留著兩撇濃密八字須的封疆大吏、皇親國戚對自己的判斷很有信心:一、徐錫麟的推薦人是自己的老師俞廉三,前清廷巡撫的表侄子怎么會是革命黨呢？二、一個前途無量的人,怎么會當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的革命黨？徐錫麟充其量不過是一個自以有些新思想就愛表現一番、以敢說怪話為榮的“憤青”罷了。

　　[NT:PAGE=$]1907年清明節那天,光復會召集負責皖、浙兩省的會黨首領在紹興召開秘密會議,決定成立光復軍,大家推舉徐錫麟為首領,秋瑾為協領。確定於1907年7月8日,乘安慶巡警學堂舉行學生畢業典禮的時機,由徐錫麟率領光復軍起義,占領安慶城。浙江義軍由秋瑾負責,19日起義,攻占杭州,進而兩軍會合,奪取南京。不久,一個叫葉仰高的光復會會員意外被捕,由於不堪酷刑折磨,供出了他所知的黨人名單。幸好,這些名單用的都是化名。因為光復會的制度極嚴,會員彼此都不相識,只有在相關秘密會議和相關工作后,才互相知道彼此是會友。

　　恩銘立即招來他信任的徐錫麟,指示其提早兩天舉行畢業典禮,然后核實名單抓人。徐錫麟當即拍胸脯表示把亂黨抓干凈,說為了穩定軍心,請巡撫大人蒞臨畢業典禮訓示。7月6日,巡警學堂首屆畢業生在禮堂外臺階下列隊,徐錫麟一身戎裝站在臺階上等待巡撫恩銘到來,他的兩個助手馬宗漢、陳伯平分別把守著左右甬道。按照規定,所有槍械均是空槍。然而,革命黨人對此已另有準備。上午9時,恩銘在安徽省數位高官的簇擁下駕臨學堂。學生們首先向恩銘行禮,恩銘答禮。徐錫麟搶上一步單腿下跪,雙手舉上學生名冊說:“報告大帥,今日有革命黨人起事!”不是說好等畢業典禮結束后動手的嗎？恩銘又吃驚又惱怒,正要責問。只見徐錫麟突然向后閃開,陳伯平竄出將暗藏在身上的炸彈,猛力朝高高在座的恩銘扔了過去……

　　誰知原來想象的驚天動地的巨響沒有出現,這顆炸彈竟然沒有爆炸。場面一片混亂,眾人不知所措。滿頭大汗的徐錫麟從可怕的意外中回過神來,立刻俯首彎腰,從靴筒子里“唰”地拔出兩枝六響手槍,朝恩銘一陣亂放。驚魂未定的恩銘身中7槍,全身開花。護衛陸永頤一聲怪叫,撲上來掩護恩銘,接受了另外的5顆子彈,當場斃命。徐錫麟的槍彈打光,隨即進入一旁的小室裝填子彈。另一護衛車德文背起重傷的恩銘朝禮堂外沖去。陳伯平從后面向恩銘射擊了一顆子彈,從恩銘的肛門進入,穿腹胸而出。

　　護衛們把奄奄一息的恩銘塞入轎中,兩腳拖在轎外,狼狽地抬回撫署。搶救中請西醫開刀,破肚剖腸,卻找不到子彈。再開大腿,仍舊找不著。有說子彈浸泡過毒藥,遇血即化;有說子彈系鉛制,一入體內而自化。至此,恩銘才恍然大悟,痛悔交加,死前不斷喊著:“糊涂啊,糊涂!”

　　警官學堂內,遭此巨變的文武官吏連滾帶爬,紛紛逃竄。那個告發徐錫麟的顧松逃到門外跳下一條污水溝,被馬宗漢一把抓住;顧松叩頭求饒,徐錫麟先用刀砍,見不死,指令馬宗漢用槍將其擊斃。接著,徐錫麟對學生大呼:“巡撫已為顧松所殺,我們快去占領軍械所,從我革命!”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遂率領部分學生到了軍械所,慌亂之中,只找到部分槍械及彈藥,卻找不到藏在地下的軍用倉庫。清軍很快關閉了安慶城門,徐錫麟派出的聯絡員出不了城,城外的新軍進不來,起義軍內外聯系中斷。

　　清軍緝捕營和巡防營隊伍趕到,迅速包圍了軍械所。光復軍利用軍械所的圍墻,爬上屋頂,朝著清兵射擊。清軍傷亡一百多人,不敢上前。安徽布政使馮煦前往督陣,懸賞重金捉拿徐錫麟。清軍開始進攻,雙方相持戰斗近五個小時。陳伯平在戰斗中不幸犧牲。清軍開炮破門而入,只見徐錫麟的軍帽、戎裝丟在地上,不見人影。馮煦再次加賞,嚴令四處搜捕。下午,被圍困在安慶城內的徐錫麟、馬宗漢和學生相繼被捕。著名的“安慶起義”從發動到失敗,歷時七個小時,最具震撼力的功績,是擊斃了清朝地方大員、安徽省巡撫恩銘。

　　[NT:PAGE=$]審訊中,馮煦問:“恩銘巡撫待你不錯,是你的恩師,你怎的這么沒有心肝？”徐錫麟回答:“他待我是很仁厚,可這是個人的‘私惠’;我殺他,是天下的‘公憤’。我問你,恩銘究竟死了沒有？”馮煦說:“大人只受了點兒輕傷。你知罪了嗎？就要剖你的心肝了!”徐錫麟狂笑:“這么說,恩銘是死了!我愿足矣。就是千刀萬剮,也在所不惜!何況區區一副心肝呢？”

　　恩銘的妻子,即慶親王奕劻的女兒一定要對徐錫麟剖挖心臟才解恨。在安慶撫院東轅門外刑場上,幾個劊子手手執鐵錘,先把徐錫麟睪丸砸爛,再剖腹取出心臟。這慘不忍睹的酷刑,是韃虜末日之瘋狂!

　　相約起事的秋瑾,被徐錫麟之弟徐偉的供詞牽連出。她得知徐錫麟的起義失敗后,完全可以逃跑。但她堅決表示“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獨自坐等清軍逮捕。秋瑾堅不吐供,從容就義,寫下一句著名的詩:秋風秋雨愁煞人!

　　引刀一快汪兆銘

　　革命黨在外有被譏諷為“遠距離革命家”和內部有人列舉“孫文十四大罪狀”的夾攻下,同盟會陷入了空前的危機,幾乎處於潰敗的邊緣。汪兆銘此時站了出來,主動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殺清政府高官,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的領袖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以挽回民眾對革命黨的信心。汪兆銘在寫給孫中山的《致南洋同志書》中道:“此行無論事之成敗,皆無生還之望。即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胡漢民得知汪兆銘要北上行刺時,勸說:“你在同盟會中的文才、口才無人可以取代。如果以一時之激情與虜酋拼命,對革命的損失太大。”汪兆銘怕胡漢民硬把他留下,臨走時不敢當面告別,咬破手指留下血書:“我今為薪,兄當為釜”。胡漢民見到血書時,當場哭得昏了過去。

　　1909年10月,汪兆銘、黃復生兩人先乘英國船到天津。風姿綽約的大美女交際花鄭毓秀熱情迎接。她是廖仲愷介紹加入同盟會的,早就佩服精通詩詞文章的汪兆銘,如今見他又是個相貌英俊的美男子,傾慕之情溢於言表,說愿意伴隨其前往北京。汪兆銘要求她等喻培倫、陳璧君運到炸彈后再去北京。鄭毓秀滿口答應。在天津住了幾日,鄭毓秀特意安排汪兆銘獨居密室,日夜形影不離。兩人有沒有發生肌膚之親不得而知,后來鄭毓秀感嘆說:“汪精衛真是少見的道學先生。”

　　汪精衛和黃復生到北京的琉璃廠租了一棟房子,掛上“守真照相館”的招牌,因為照相館的暗室最適合搞炸彈的組裝,照相館里飄出化學藥品的味道也不會引人懷疑。接喻培倫的通知,汪兆銘和黃復生到前門車站接站。看見鄭毓秀挽著一位白人紳士的手悠然走出車站,紳士的手里提著一個沉重的皮箱。外國人在中國有治外法權,沒有人敢隨便檢查外國人的行李。車站的警察連看也沒看就讓他們走出了車站。這個白人是法國大使館的職員,正在熱切追求鄭毓秀,所以答應為她效勞。

　　炸彈運到北京后,喻培倫和陳璧君也趕到北京,他們一起商量暗殺的具體計劃。第一次暗殺行動是行刺攝政王載灃的弟弟載洵貝子和載濤貝勒,兩人訪問完歐洲返京,準備趁他們走出前門車站時,投擲炸彈將其炸死。當天,汪兆銘、黃復生、陳璧君三人雇一輛騾車前往前門站,汪兆銘和黃復生攜帶裝有炸彈的皮箱在車站門口等候,陳璧君在騾車上接應。沒想到載洵和載濤混雜在一般民眾中一起流出。汪兆銘和黃復生無法識別目標,只好終止暗殺計劃。

　　汪兆銘等人第二次暗殺把目標定為清廷的最高領導人攝政王載灃。他們摸清了醇親王載灃的醇王府在什剎海附近,載灃每天早上8點出王府,經過鼓樓大街從景山后門進入皇宮。汪兆銘等人計劃在什剎海和后海分界處的一座小橋銀錠橋下埋放炸彈,由汪兆銘藏身於陰溝里,待載灃過橋時引爆炸彈,與載灃同歸於盡。一個深夜,黃復生和喻培倫去銀錠橋埋炸彈,留下汪精衛和陳璧君兩人。陳璧君知道汪兆銘即將在爆炸中和載灃同歸於盡,這將是兩個戀人最後的一夜。陳璧君輕聲哭泣,汪兆銘默默無語。突然,喻培倫匆匆跑進來說:“有人看見我們埋炸彈了。”不久,黃復生也跑回來報告說:“警察已經發現我們的炸彈了。”

　　本來,在寒冷的深夜行事不會有人發現。可是天公不作美,銀錠橋附近有一家庭的妻子和別人私奔了,丈夫晚上氣得睡不著,深夜走出家門去散氣。黃復生和喻培倫剛埋好炸彈,忽然看到從附近閃出一個黑影跑走,立刻意識到自己的行動被人偷看到了。於是,喻培倫先跑回去向汪兆銘報告,黃復生則在附近監視。不一會兒,那個男人帶著兩個巡警前來,黃復生感到他們的計劃已徹底暴露,也跑回去向汪精衛等人報告。喻培倫建議立即離開北京,汪兆銘說雖然發現了炸彈,但警察未必就能查出來是他們干的。他讓喻培倫再去東京買炸藥,陳璧君去南洋籌款,自己和黃復生繼續潛伏在北京。

　　清廷警察檢驗出炸彈是外國制造,而幾顆固位螺絲釘卻是國產的。經鑒驗螺絲釘是一家叫鴻太永鐵鋪制作的。密查時,鐵鋪老板說是琉璃廠“守真照相館”訂造的。警探開始日夜監視“守真照相館”,正好趕上“守真照相館”搞裝修,一個密探混入裝修工人中,盜出了一些機密檔案,證明暗殺者正是清廷出10萬兩白銀懸賞人頭的欽犯汪兆銘。警察立即將汪兆銘和黃復生一舉抓獲。

　　[NT:PAGE=$]同盟會的中堅分子汪兆銘在北京行刺被捕的訊息傳開后,海內外華人為之一振。據傳對同盟會的看法大為改變,梁啟超的“遠距離革命家”批判也不攻自破,人們重新樹立起了對革命黨人的信心。真實情形如何,不得而知。但汪精衛以自我犧牲的烈舉,力圖挽回同盟會的負面影響,卻是事實!如果當時汪兆銘被清廷處死,中國也就少了一個臭名昭著的大漢奸。汪兆銘將毫無疑問地成為中國歷史上的欽定英雄,永遠載入史冊。

　　謀刺攝政王是一個大案,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親自審理此案。肅親王看到從汪兆銘身上搜繳的三篇親筆手稿《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告別同志書》之后,感慨萬分。法庭上,汪兆銘昂首挺胸,慷慨陳詞地宣讀了他的供詞:“本名汪兆銘,別號精衛。在東京時為《民報》主筆。生平宗旨,均刊登於《民報》,不再多言。孫中山先生起事兵敗后,我決心炸死載灃以振奮天下人之心。”看到汪兆銘和黃復生視死如歸的表現后,肅親王意識到:革命黨人行刺的目的就是玉石共焚、殺身成仁。殺了他們反而更加激發民眾對清廷的憎惡和反感。本來意圖加害皇族,是滿門抄斬的死罪,但肅親王打算從輕發落,以安撫天下人心。攝政王載灃最初主張斬立決,在肅親王反復勸說下,同意從輕發落。清廷以汪、黃“誤解朝廷政策”為由,免除死罪,判處終身監禁。

　　汪兆銘入獄后,在獄中每日作詩。其中最有名的是《慷慨篇》中的“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成為當時革命青年們模仿英雄的豪言壯語。武昌起義爆發后,清廷宣布釋放汪精衛和黃復生,北京各界一千余人前往法部大獄門前歡迎這兩位刺殺攝政王的義士。汪兆銘沒有在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中謀取一官半職,也斷然拒絕了袁世凱讓他出任“廣東都督”的美差。他和陳璧君結婚后,於1912年9月一起前往法國留學。

　　舍身殉義彭家珍

　　彭家珍是四川人,生於1888年,讀書人家庭出身,其父彭仕勛是四川維新派之喉舌。1906年彭家珍畢業於四川武備學堂,即赴日本拜見孫文,加入同盟會。回國后投身四川軍界,在新軍中秘密發展革命同志。1907年擬在成都起義未遂。離川赴滇,投靠與父親關係較好的云貴總督錫良。1908年錫良奉調東三省,彭家珍跟隨北上,后任東三省駐天津兵站副官。期間同北方革命黨人接上關係,成為中堅分子之一。汪兆銘出獄后在北京組織京津同盟會,彭家珍擔任北方同盟會暗殺部部長。“灤州起義”失敗后,革命黨人對派兵鎮壓的清廷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恨之入骨,策劃暗殺他。

　　1912年1月9日,得知袁世凱將於次日早晨上朝。彭家珍召集羅明典、張先培、鄭毓秀、錢鐵如、傅思訓等十余名刺殺成員商量,決定分成四個小組進行,埋伏在袁世凱必經之路實施槍彈襲擊。當晚深夜,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了鄭毓秀。她聽見是汪兆銘來了,連忙開門。汪兆銘緊急指令放棄刺殺袁世凱的行動。原來,鄭毓秀得知陳璧君回南洋后,偷偷留在北京尋找機會接近汪兆銘,當汪兆銘被捕后又設法營救他。南北和談擱淺后,汪兆銘頻繁往返京滬作協調。這次剛到京城,得知“北方暗殺團”部署了暗殺計劃,他當然要制止刺殺贊成共和的袁世凱。於是就去找單線聯絡的鄭毓秀。誰知指令發不出去,因為接受了任務的暗殺隊員全部分散轉移,只能按規定的時間到規定的地點集結。

　　10日上午,袁世凱的馬車隊途經三義茶葉店時,遭到多個炸彈攻擊,袁世凱的專用馬車被炸翻,暗殺隊員以為得手了。誰知袁世凱他沒有坐馬車,而是騎著馬。一見情形不對,策馬飛奔,躲過一劫。爆炸場面一片混亂,大批軍警立即封鎖了出事地點。已經趕來的鄭毓秀在遠處看見手持武器的張先培、黃之萌、楊禹昌等人被當場捕獲。

　　其實,汪兆銘出獄后,袁世凱就同他暗有來往,當得知汪兆銘曾下令停止暗殺他后,更是主動與其會面親切交談,還授意大兒子袁克定和汪兆銘結為異姓兄弟。汪兆銘表示,民國大總統非袁氏不可。袁世凱則稱汪兆銘是“命世俊杰”,同時示意良弼是逼迫清帝退位之最大障礙,務請革命黨設法除之。汪兆銘欣然答應,說此事包在他身上。

　　良弼生於1877年,是清末滿人精英,1903年以優秀的成績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回國后出任袁世凱的北洋軍第八標統帶。后升任禁衛軍協領,實際上代不懂軍事的訓練大臣載濤管理和指揮禁衛軍。當時滿清大臣畏懼袁世凱者充斥朝野,只有良弼是最不怕袁世凱的。他疑袁最深,反袁最力,堅稱“亡清必袁”,進而組織滿人宗社黨以“反袁保清”。袁世凱險遭革命黨暗殺后,一度以內閣全體辭職要挾清廷。良弼當仁不讓,力主準袁辭職,而由他組戰時內閣,組建軍隊,領兵討逆。他更以宗社黨名義致書袁世凱,聲稱要與他“同歸於盡”。袁世凱愕然之下,決意剪除這個來勢洶洶的對手。

　　汪兆銘把行刺良弼的任務,交由北方同盟會暗殺部完成。由於“刺袁”失敗后,大部分暗殺隊員已離開了北京或藏匿起來不敢露面了。所以,彭家珍決定親自執行。彭家珍只聯絡到鄭毓秀一個人,因為他與鄭毓秀的姐姐處在熱戀之中。鄭毓秀得悉是汪兆銘的指示,表示堅決配合彭家珍摸清良弼行蹤。不知她從哪里弄來了一張東北清軍軍官崇恭的名片,並出主意讓彭家珍持名片冒充這名軍官拜訪良弼。

　　1912年1月26日晚上,彭家珍穿上借來的軍裝,挎上軍刀,踏上軍靴,懷揣炸彈,冒充東北來的清軍軍官崇恭,來到西門大紅羅廠的良弼宅邸,得到門衛的同意,在門前“恭候”。等到很晚,同宗社黨徒議完軍事回家的良弼一下車,彭家珍隨即閃出上前。良弼以軍人的敏感,察覺眼前的軍人舉止有異,問道:“你是何人？為何在此？”彭家珍立刻投擲炸彈,巨聲如驚雷爆炸,良弼左腿肉飛骨斷,血流遍體。彭家珍頭部被彈片擊中,當場犧牲。同時喪命者還有良弼的衛兵、馬弁等幾人。

　　良弼被炸傷后,由日本醫生截去了左腿,雖成為一個殘廢人,但生命並無危險,且神智十分清醒。他頗有感慨地對人說道:“今日之害我者,即來日之奪國者。”並派人提醒肅親王善耆要提防袁世凱。良弼按醫生的吩咐,一杯藥酒入腹,立即傷處劇痛,輾轉呼號,氣促神昏,死時年僅35歲。毒死良弼的主使者是袁世凱。暗殺良弼的彭家珍在清末民初這個悲壯的暗殺時代,也算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刺客。

　　更朝換代,風云際會,總是伴隨著腥風血雨。還算幸運的是,清末民初新、舊政權的交替紛爭並沒有發生持續的大規模戰爭的殺戮。然而,小打小鬧的武裝起義不下30起,有預謀的暗殺事件此起彼伏不下50起。直接參與暗殺的革命黨人,除了本文說到的史堅如、吳樾、徐錫麟、汪兆銘、彭家珍外,還有陶成章、陳天華、楊毓麟、蘇鵬、熊成基、鄒容、萬福華、易本羲、彰德王、楊卓林、劉思復、范傳甲、喻云紀等一批著名人物。另外還有許許多多名不見經傳的志士仁人。

　　革命黨人領袖級的大人物都熱衷於暗殺。例如先行者孫中山、革命家黃興、中共創始人陳獨秀、硬骨頭魯迅、國學大師章太炎、教育家蔡元培、大律師章士釗等,都有過一段試驗炸彈、準備搞暗殺的經歷。在他們看來,暗殺的成本低、震撼大。雖不足以立馬推翻滿清王朝,至少可以達到“殺一儆百,殺十儆千”的威脅作用,從而期盼著引起連鎖反應,促使清皇朝早日垮臺。傳統印象中,暴力暗殺是草莽武夫之恐怖行為。而辛亥革命時期的赴死義士,都不是兇神惡煞的草莽,而是英俊瀟灑的書生。他們絕大多數出身富家,並且多數為海外留學歸來優秀人才。這是一個很獨特的中國歷史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