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則與權變之爭：貨幣政策的行為經濟學啟示？

來源： 美國卡托研究所網站8月7日 | 作者：美國卡托研究所金融監管研究主任mark a. calabria

半個世紀以來，貨幣經濟中的“規則與權變”的爭論就一直將焦點放在所謂“時間不一致”的問題上——即盡管擁有自由裁量權的中央銀行承諾不允許通貨膨脹率高於零（或一些其他理想價值），通貨膨脹“沖擊”能夠在短期內促進就業和生產將依舊是央行打破承諾的巨大誘惑。

意識到這一問題后，市場參與者將期待通貨膨脹率走高，長此以往，不斷攀升的通貨膨脹將不再提振就業及生產。通過限制央行行長的選擇，貨幣規則就能夠解決時間不一致的問題。

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規則與權變”的爭論就已經開始。70年代，受到滯脹的影響，權變產生了變化，開始受到同時期發生的新古典革命的影響。因此，一些后來對貨幣自由裁量權持批評態度的人——包括費恩·基德蘭德（finn kydland）、愛德華·普萊斯考特（edward prescott）等等，與他們的前輩持有不同的觀點。

他們將觀點建立在這樣的前提之上——央行行長資訊靈通、充滿善意。在他們眼中，自由裁量權之所以無法帶來理想的效果，並不因為央行行長自大或受到誤導，而是由於激勵政策的不一致造成的。

當然，自由裁量貨幣政策的贏家也會將貨幣政策制定者視作滿懷善意和訊息靈通的專家。他們的觀點很簡單，這些專家能夠大體上勝過任何規則。受到良好培訓的貨幣技術專家也許可以通過創造通脹沖擊，從而抵制既有通脹預期帶來的好處和誘惑。

但是，技術專家在實際操作中表現良好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使是像約瑟夫·斯蒂格列茨（joseph stiglitz）一樣支援自由裁量權的技術官僚也承認，央行的決策並非僅僅是技術決定，也包括權衡和判斷。這種“判斷”能否是英明的呢？

盡管20世紀70年代“規則與權變”的爭論重新興起時，有關這一問題的次級學科還不存在，更別說上世紀二十年代該爭論第一次出現之時了，但行為經濟學家的發現，是回答這一問題的自然源泉。至少一些答案是傾向於爭辯中的規則一方的。

正如諾貝爾獲獎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內曼（daniel kahneman）觀察到的那樣，專家們會遭受各種各樣的偏見，最終做出不好的決定、產生不良效果。在保羅·梅爾（paul meehl）研究的基礎上，卡內曼認為，專家的決策在面對簡單的運演算法則時可能處於劣勢（如泰勒法則），因為專家總是試圖表現得明治，展現獨特思維，並在進行預測時考慮不同的復雜因素。

在卡內曼參考或開展的研究中，專家永遠在尋找一個額外的數據點，這個點能夠指引他們以不同的方式采取行動。美聯儲官員最近就是這樣，不斷堅稱他們的決定“建立在數據的基礎上”，而不是表明自己腦海中存在的數據或如何考量數據的構成。卡內曼還指出，專家也經常對相同或類似問題給出不同的答案。

同樣地，美聯儲官員也符合這一條定律，從而導致市場參與者很難掌握貨幣政策的自由裁量權。最終，卡內曼得出了“驚人的”結論——為了使預測的準確率達到最高，最終決策應留給規則，尤其是在低效度的環境中。至於貨幣政策，這一結論似乎傾向於讓規則勝過自由裁量。

在與心理學家蓋里·克萊恩（gary klein）開展的研究中，卡內曼也對有利或不利自由裁量決策的條件進行了調查。先前的學者們發現，消防員對即將坍塌的燃燒建筑有著非常好的直覺。但卡內曼和克萊恩發現，這種技能需要長時間的培養。新手消防員在這方面就不如老手做得好。

有趣的是，美聯儲官員常常把自己比作“消防員”。若這是一個好的比喻，那么卡內曼和克萊恩就是對的，讓美聯儲官員享有長期（14年）任期也是一個好的選擇。然而，多數美聯儲官員都只會在最長任期內供職適度的年限。因為經濟危機和下滑的頻率比較高——美國為每13年經歷一次危機，因此很少有美聯儲官員能夠在任期內經歷一次以上的危機，多數人都沒有機會見證超過兩次的周期性轉折。

對於一個由如此多新手組成的美聯儲而言，規則可謂尤其強大。實際上，由於貨幣政策的運行存在較長和不同的滯后，即使是老練的美聯儲官員也無法成為自由裁量權的可靠實施者。

結論

將這些行為經濟學的影響總結起來便是，我們可以期待專家在以下幾種情況下采用自由裁量並獲得益處：1）他們在一個規範、可預測的環境中實施自由裁量權；2）我們有機會在多次實踐中學習。上述兩個條件都不是貨幣政策的特點。

有時，行為經濟學是一個為政府干預進行辯護的方法，但我們應謹記，多數專家決策者也受到各種各樣的偏見。正如違約處理規則可能在修正消費者錯誤方面發揮作用，貨幣規則也能夠將貨幣政策的錯誤減至最低。

原文鏈接：

http://www.cato.org/blog/rules-versus-discretion-insights-behavioral-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