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正在重整武裝 將會在韜光養晦中再度崛起

在我國如今對世界戰略形勢的演變的分析中，對德國的世界戰略格局中的地位的認定是模糊不清的。在《雅爾塔體制輪回沉思錄》一文中，我曾經指出，作為蘇聯繼承者的俄羅斯，在1998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被徹底削弱，所帶來的重大戰略后果之一，就是蘇聯作為歐洲看守人被美國“消失”，導致歐洲碎片化局面的改變和德國披著歐洲聯合的外衣崛起。德國的再度崛起盡管崢嶸未完全顯現，但是卻有關注和研究的絕對必要。在本文的分析中，筆者試圖就有關的資訊進行整理，以饗讀者。

對德國在半個多世紀的韜光養晦歷程的回顧

1950年，法國和西德等國開始實施歐洲煤鋼聯營計劃。1957年，歐洲六國開始組建歐洲經濟共同體以積攢實力。1969年勃蘭特出任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正式推行“新東方政策”，也就是與蘇聯緩和，為德國從分裂到統一埋下伏筆。

1970年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對曾經的戰爭認罪，認罪“干脆利索”，和日本形成鮮明的對照，同時取得周邊國家的諒解。

1990年10月3日，德國統一的歷史節點恰恰發生在蘇聯崩潰之后。與蘇聯的事先緩和與交好，最終導致戈爾巴喬夫在德國統一的問題上松口。但是蘇聯雖然解體，但是底蘊還在。

1999年6月，德國聯邦眾議院通過在柏林建造紀念六百萬納粹大屠殺猶太人受害者的大規模紀念碑的決議，繼續解除周邊鄰國對德國統一的戒懼，為歐洲最終聯合鋪平道路。1999年12月，標志著歐洲聯合局面形成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簽訂，其節點正是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之后。

2004年，歐盟理事會成立歐洲防務局，披上了歐盟的外衣的德國的重新武裝只差臨門一腳——如何將美國軍事力量擠出歐洲，進而獲得歐洲政治自主。

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和歐洲經濟發動機

市場經濟模式，一般而言有天然的中心區和邊緣區分野。壟斷性資本集團掌控市場主導權，財富流動從邊緣向中心流動，哪一國的市場體制都這樣，不會普遍繁榮，繁榮的只是市場區域中的一些島嶼地帶，繁榮往往只是點，從中心到邊緣有梯度差，這些特征具有普遍性。

德國的市場經濟模式被稱為“社會市場經濟”。在20世紀的后半葉中，德國的經濟增長率在西方國家中一度落於日本，但是在廣場協議后的幾年，德國開始反超。在戰后的幾十年中，德國雖然因為戰爭對戰勝國的賠償一直在進行，但是因為美國的冷戰需要和馬歇爾計劃的執行，德國出口始終強勁，德國二戰的經濟恢復和一戰后國聯對德國的處置背景下的德國經濟相比，環境要寬鬆得多，效果不可同日而語。不過即便是戰爭賠款，在2010年已全部付清。

我們不妨將德國與同為二戰戰敗國的日本相比較。自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德國經濟增長率比日本不差，可以說平平穩穩，近二十年來在西方國家中也沒降低什么，一直高於美國和法國，甩英國和意大利一大截。戰后的幾十年中，除了戰爭賠款，德國沒什么重大國別財產轉移，反觀日本，被美國一次又一次地剪羊毛，最著名的是“廣場協議”后日本經濟二十年的一蹶不振。

歐洲聯合，資本流動的市場統一，產業結構隨資本流動調整融合。實際上，如果歐洲不聯合，總體經濟實力不會膨脹這么大。就經濟而言，歐洲經濟比美國經濟要堅實很多，整體的萎縮幅度要小很多。歐洲與美國的區別在於，歐洲國家對資本的控制力要強得多，這一點美國正好相反，政府被資本控制。在二戰結束后的1953年，德國就和法國搞煤鋼聯營。后來建設歐洲共同體，實行貨幣匯率蛇形浮動。德國統一后大規模投資東德地區。在成立歐元區之后，歐元區內的資本和資源大規模順暢流動，歐洲經濟的活力使得美國和日本的經濟相形見絀。

歐洲經濟強大，但是受制於政治與軍事跛足，和中國前幾年相似，肥而不壯。德國的實力遠不止表面上的東西，而且經濟規模比即便是希臘債務危機，德國也是不慌不忙，底氣十足；如果歐洲政治軍事強大，前些年對美國操弄的“歐債危機、歐元危機”的應對就會不同。歐洲防務預算很少，軍備作為一種公共消費，德國不是沒錢搞，是哭窮。德國將幾十年財富轉化為政府隱形儲備，通過各種名目隱藏了。賬上無，帳下有，設立一些影子公司就行，從經濟上可以很容易理解，但是這種事情是不會有證據的。否則最大的美國國債持有國就是德國。大家都看到了美國壓迫日本買美國國債的例子。

如果我們回想到二戰爆發前，德國的經濟實力已經和英法兩國的總和相當，考慮到二戰后德國經濟的長期平穩高速增長，並且甩下英、法、意三國一大截，筆者有依據認為，目前的德國經濟實力，大致是英法意三國的總和，德國在歐洲也就是名副其實的經濟發動機。

歐洲的“邦聯體制”

千年分裂和爭斗不已的歐洲,在新的世紀之交走向聯合,以《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簽訂、歐盟成立為標志。歐洲聯合的思想，可能源於歐洲的歷史經驗。眾所周知，臺伯河邊的七個村莊走向聯合，成為古羅馬帝國的輝煌的起點。歐洲從千年分裂走向聯合，這種歷史性的轉折也源於最近的歷史教訓，也就是以歐洲內部爭斗為內容的二戰，使得歐洲最終失去了在世界上延續幾百年的領導地位。美國之所以獲得世界霸權，也是挑動歐洲爭斗得來的。在二戰前的大蕭條時期，富蘭克林•羅斯福一上臺，就著手安排和挑動歐洲內部爭斗；一方面利用德國對《凡爾賽和約》的不滿，暗中提供資本和技術，促進了德國經濟的迅速恢復和重新武裝，對英法把持的國際聯盟發起沖擊，促使西歐列強相互削弱；另一方面，摒棄意識形態的對抗因素，對蘇聯的工業化暗中放任和支援，蘇聯在1933-34年的工業化高潮背后，其設備和技術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對大蕭條時期癱瘓的美國工業生產線的購買和聘請美國技術人員。歐洲在新世紀的聯合的未來圖景如何，我們依然要拭目以待。

目前的歐洲大陸政治體制，總體上是一種邦聯體制。這種邦聯體制，一方面繼承了歐洲分裂的諸國利益對立的痕跡，另一方面，也結合了諸國聯合圖存的各自民族利益的暫時需要。這種政治安排的出現具有天然不穩定性的弱點；一方面，諸國之間的利益彌合緩慢，另一方面也給外來勢力插手期間、阻礙甚是企圖拆散這種邦聯體制的機會。前者的標志就是歐洲財政統一紀律談判的討價還價激烈，財政紀律的執行在歐元區內部阻力重重。后者的標志就是希臘債務危機兩度發酵，美國通過迪拜債務危機將希臘這個國家的財政摧毀，並企圖促使希臘債務問題成為歐元區流血的傷口。

在這種邦聯體制中，法國和德國的聯合，是歐洲自主和自立的核心。自法德聯合以來，在世界政治的角逐場中一直是法國在前頭沖鋒。法國一度退出北約，並勒令美軍退出法國領土。在今年初的歐洲恐怖爆炸之后，法國唯一的一艘航母開赴波斯灣反恐。很顯然，法國的多次力扛美國，背后徳國的暗中支援和默契是必不可少的。作為安理會五常之一，法國將自己的政治優勢與德國的經濟優勢相結合，歐洲的邦聯體制的運行呈現出一種雙頭領導的格局，這也是法德核心的由來。

英國在歐洲實行的仍然是隔海峽平衡歐洲大陸的戰略，但是這種戰略因為其國力不足、不得不挾美國的力量而自重，因此與美國阻止和破壞歐洲大陸內部聯合的規則一拍即合。英國雖然加入歐盟，但是其攪局者的角色也被大陸諸國所認知。在歐洲債務危機期間，英國在歐美兩邊騎墻，並且在歐盟事務中的搗亂，曾經引發法國的憤怒和德國的冷眼。后來英國以退出歐盟為要挾，作為歐洲核心的法德兩國並不十分在意，英國因此在歐盟事務中被邊緣化。

歐洲聯合所產生的邦聯體制的基礎欲要牢固，依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一種政治體制的實際演變，也是這個體制內諸多勢力之間力量消長的結果，也是它們隨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后的利益結構調整，利益變動-平衡、再變動-再平衡格局的發展必然在政治上反映出來。以法徳為核心的歐洲邦聯體制的形成和發展，不僅考驗德法兩國領導人的政治智慧，也考驗邦聯體制內其他政治領導人的智慧。

“俄歐新關係”進程

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如果將徳蘇兩國的關係演變納入東歐與西歐的關係范疇來考察，那么俄歐新關係進程的源頭也就可以追溯到1969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勃蘭特推行的“新東方政策”。雖然“俄歐新關係”進程在十年中起起伏伏，但是依然頑強地繼續。在蘇聯崩潰之際，為了換取當時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對德國統一的松口，德國向原蘇聯地區投資數百億馬克。在南斯拉夫解體和科索沃戰爭中，歐洲國家作為北約成員不得不配合美國策動“俄羅斯金融危機”，將“歐洲碎片化”的局面向東歐和東南歐推移，在徹底削弱俄羅斯的同時也有自己的戰略考量，借助美國的戰略愚蠢徹底廢掉東方的“歐洲看守人”，也就是北約第一次東擴。

然而，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北約東擴的過程中，以德國為核心的歐洲在達到廢掉東方的“歐洲看守人”的戰略目的后，在對俄政策上與美國的分歧開始出現，並且在兩次后兩次北約東擴中分道揚鑣。在格魯吉亞的戰爭中，對普京肢解格魯吉亞的反應，歐洲只是輿論上譴責，竭力避免戰爭選項，第一次顯示北約這個軍事同盟內部出現裂縫。而在第三次北約東擴的烏克蘭衝突中，歐洲與美國的對俄政策的分歧再次公開化，歐洲對俄制裁出工不出力，暗中與俄羅斯就相互制裁的領域進行“溝通”和克制，意圖甩開美國與俄羅斯共商烏克蘭衝突的解決方案，其中標志性事件就是明斯克協議。

新世紀以來，“俄歐新關係”在兩輪北約東擴過程中構建和翻新。以德國為力量中心的西歐，和以俄羅斯為力量中心的東歐開始試圖自主討論和解決歐洲大陸問題。

美歐是在合流，還是在分裂？

在當今的網絡輿論中，有一種傾向性的觀點，就是認為美歐在走向合流，也就是美歐在全球戰略格局中有走向合體的傾向。這種觀點，就引發一個對世界局勢演化的判斷問題：美歐是從緊密合作走向各自為政，還是從各自為政走向緊密合作？

歐洲以德國為核心的崛起和美國阻止這種崛起，歷來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我們知道，美國的世界霸權本來是從歐洲搶過去的。美國也深知這幾個老牌列強的性格，控制和遏制怎肯放松？但是歐洲的幾個老牌列強，對雅爾塔體制中美國推動“西歐碎片化”、分而治之的企圖也可謂心知肚明，對失去的世界中心的地位自然心有不甘；只有漸漸“去美國化”和歐洲聯合，才是在未來多極化的世界中爭取話語權和自主、成為其中一極的唯一希望。

“美歐合流論”的基礎，就是美國資本和歐洲資本的合流。隨著美國資本和歐洲資本在新世紀以來的共同利益基礎的日益消失，資本集團之間的妥協成分也就日益讓位於資本集團之間的對抗成分。

德國、法國、英國甚至包括俄羅斯對猶太資本的認識與態度在二戰前都是很鮮明的。這些歐洲老牌列強在二戰前的排猶傾向實際上導致了猶太共濟會資本逃向美國。這些逃往美國的資本在二戰期間和二戰后進一步強化了對美國政府的控制。然而，資本的自私自利性導致了一戰后德國馬克的崩潰和德國人社會生存系統的瓦解，教訓對德國人而言刻骨銘心，這也是德國對貨幣發行嚴厲控制的歷史根源。即使是在歐債危機期間，因為德國的堅持，歐洲央行也遲遲未動用非常規貨幣手段（量化寬鬆）。

如果說美歐合流、美國資本試圖重新控制德國政治體系和權力是一種傾向，那么這種傾向會被德國堅決抵制，並且重新掀起歐洲各國對共濟會資本的敵意浪潮，“狼來了”的呼聲在歐洲本地資本勢力的推波助瀾下，未必不會因此蔓延歐洲大陸。其實上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也是西方人之間殺得天昏地暗，要說他們之間有多少戰略互信，實在難以判斷，短期的利益茍合無法左右利益分歧擴大后的自行其是。

歐洲合縱和美國對歐洲的連橫，哪一種傾向占上風，可以從歐美和歐元區看得出來。如果美歐走向合流，已經有了北約的軍事政治同盟體系，那么1999年的歐盟出世意味著什么？已經有了美元本位制的全球體系，那么又何以再搞歐元和歐元區來畫蛇添足？

如果推究美歐合流的事實，那么我們只能以1947年北約成立為標志，在北約成立后，美國作為新的世界霸主，其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相對於歐洲處於絕對優勢地位，二戰結束后的二十年間也是美國對歐洲的控制最嚴厲最完全的時期。而在如今，美國對歐洲的經濟與政治控制，因為自身的國力相對於歐洲的下降，已經不復往昔。因此所謂“美歐合流”的提法是缺乏邏輯起點的，也就是美歐合流應該從何時算起。還有就是對二戰后美歐關係認知的如今的“美歐合流論”是把過程搞反了，二戰后的美歐關係史的脈絡恰恰是從合流走向分野，而不是從分野走向融合。

對德國的國家戰略的觀察

一個國家的戰略，是這個國家的國家生存經驗和教訓的歷史總結，它來自於整個國家看世界的眼光和智慧結晶，戰略不過是這個國家的人們對於國家未來之路的思考和謀劃。在19世紀的德國，德國哲學一度繁榮發達，民族思維的沉淀意味著“哲學的德國”並不缺乏如何重新崛起的戰略思維。德國在戰后的國際變局中默默經營，因勢利導，堪稱實施韜光養晦戰略的世界典范。

回顧德國在二戰后的崛起進程，我們可以發現，在二戰結束后，在德國人被擊倒、被美國軍靴踩在臉上的時候，德國人就已經開始思考如何翻身。德國披著歐洲聯合的外衣重新崛起，我們不僅可以觀察到一個國家應該如何積攢和蓄養國力，而且還可以看到國家戰略長期的精巧運用和因勢利導。

因為“新東方政策”的推行，德國與蘇聯緩和；在蘇聯崩潰之際抓住時機實現德國統一，戰略機遇只會青睞有準備的國度。

在俄羅斯金融危機后，德國人又一次抓住機會！俄羅斯金融危機，是一個重大戰略事件，也就是俄羅斯作為蘇聯的主體核心，大半個世紀跌國民財富積累，在短期內被洗劫一空，造成了東歐地緣戰略力量的從此虛弱。也就是蘇聯徹底失去了歐洲看守人的角色，西歐東面的戰略壓力一時虛空，中歐和西歐開始謀求聯合。德國則通過《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整合歐洲，彌補了兩次世界大戰過程中德國的地緣戰略的天然弱點。原來希特勒進攻和曾經吞並過的小國，如今都成了德國的歐洲盟國。不戰而屈人之兵，二戰后德國領導人比希特勒時代高明很多。

在經營西歐和中歐的同時，德國將眼光轉向域外，通過響應俄羅斯關於“俄歐新關係”的戰略倡議，向俄羅斯大舉投資，很好地保持了與俄羅斯的經濟聯系，在去年“制裁”俄羅斯的過程中，德國干打雷不下雨，與俄羅斯暗通款曲，達成默契，並且促進了明斯克協議產生，俄歐能源管道繼續運行。

德國也是與中國發生戰略聯系的西方大國，在歐洲國家中，德國對華投資遙遙領先。德國也是我國多次打破西方對華制裁陣線的缺口。去年習主席訪歐，達成中歐之間的人民幣與歐元互換協議，主要是與德國銀行系統簽約，人民幣在歐洲，有一半左右在德國使用。亞投行事件在世界戰略格局的演變中是一個重要節點和里程碑，意味著世界金融主動權開始發生轉移和主體交替，世界金融中心從大西洋(600558,股吧)西岸轉向太平洋(601099,股吧)西岸，歐洲四國加入亞投行則是這種轉折進程的重要推手。

去年底，歐盟通過決議，在巴勒斯坦建國28年后，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也就是要求和美國分享中東事務主導權。近期以來德國作為安理會五常之外的大國，參與了伊核協議簽署；也就是法德聯手參與中東事務。中東局勢自亞投行之后，發生了不利於美國的變化；伊朗雖然與美國緩和，但是伊朗對國家安全底線寸步未讓，伊朗表面“棄核”使得新簽署的伊核協議更多地具有象征意義。德國的能源，一個重要來源是俄羅斯，另一個是與法國和意大利合伙，來自於利比亞，因此利比亞也就成為美國的戰略遏制歐洲的要點。歐元也有同中東石油部分掛鉤的企圖。對於歐洲而言，他們也想美國的霸權體制一朝崩塌。而歐元要排擠美元，必須和中俄聯合，推動中東石油不僅與美元，而且與人民幣、歐元多幣種掛鉤。

歐洲重新武裝的時機等待

在二戰后，歐洲在政治上的弱勢和被控制，必然導致軍事上的瘸腿。德國披著歐洲聯合的外衣再度崛起，必然要補足在政治和軍事上的短板，也就是歐洲政治自主和軍事上重新武裝，組建歐洲聯軍。

二戰前，希特勒上臺是1933年，僅僅六年德國就重新武裝了，武裝速度驚人！1939年德國進攻波蘭，二戰爆發。德國二戰失敗有很多偶然原因，希特勒軍事冒險成功太容易了，也就輕視了美國和英國，在解決英國之前進攻蘇聯，希特勒在戰略上泛善可陳。也就是當時德國掌權的希特勒不是戰略家，犯戰略錯誤，最終失敗。“德意志第三帝國”也是大國倒在崛起前夜的典型例子。國力足夠，但是國家戰略不能行差踏錯一步。這也是我們當前崛起和復興應該高度謹慎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法德的快速反應旅或許就是歐洲聯軍的雛形。在二戰前的德國，根據凡爾賽條約僅保留十萬國防軍，但是德國對這十萬國防軍的士兵的訓練和培養，是按照士官的標準進行的，這也是希特勒后來能夠快速擴軍的前提條件。

以德國的經濟實力和工業能力，歐洲的重新武裝也具備經濟基礎，雖然德國對美國是韜光養晦，時時哭窮；如果有機會重新武裝，德國會大把錢拿出來，推動法德工業聯合向軍用方向轉型。對法國核武器適當擴容，變成歐洲核威懾力量。歐洲聯軍成形之日，也就是美軍被迫退出歐洲之時；美國既沒法開戰，又沒法賴在歐洲不走。在此之前，歐洲與俄羅斯的關係只會處於緩和之中。

今年初四個歐洲國家要求美國撤走在各自領土上的核武器和法國出兵中東反恐，都是歐洲重新武裝的時機試探。因為美國控制下的中東，形勢復雜，在歐洲邦聯內部德國管錢，法國航母出兵波斯灣也就是試探美國的態度。一旦反恐行動開始，反恐力量不足，歐洲勢必增兵；歐盟內部一些國家就會湊份子，組織歐洲聯軍。結果美國以烏克蘭局勢再度“緊張”，連番的北約軍事演習予以回應，很無奈地反復強調“北約團結”。

以德國為核心的歐洲的重新武裝，可謂諸事具備，只欠東風。歐洲或許正在等待世界格局的形勢突變的某個時刻，這個時刻也是一個全球戰略局勢演變的重要節點，在這個節點出現后，美國實際上再也無力和無暇政治控制歐洲，歐洲國家因此采取前所未有的戰略行動。 (本文作者清湖漁夫系和訊博客著名博主、和訊評論特約研究員)

參考文獻：

《雅爾塔體制輪回沉思錄》，清湖漁夫；

《各懷心事的歐美對俄制裁合作》，清湖漁夫；

《制裁與反制裁的戲中戲》，清湖漁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