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眼里的中國實力究竟什么樣的？

中日兩國是近鄰，中日關係一向被中國作為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那么，日本人眼里的中國實力究竟什么樣？

據日經新聞報導，住友商事、三菱重工業和日立制作所3家日本企業已於近日聯手獲得了曼谷城市鐵路新線路的建設訂單。

這條名為“redline（紅線）”的城市高架鐵路總長約40公里，訂單金額高達高達324億泰銖（約合人民幣58億元——觀察者網注），是日本企業獲得的最大一筆亞洲城市鐵路建設訂單。

這是繼5月底“泰日簽署高鐵合作備忘錄”風波以來，日本在泰國掀起的又一浪頭。訊息傳出之后，在中國國內引發了熱議，甚至一度流行中泰合作鐵路計劃已被泰方取消的傳言。

盡管中泰雙方后來證實，中泰合作鐵路計劃並未受到影響，今年10月將如期開工。但這場風波還是讓人嗅到了中日競爭的火藥味。

中國高鐵的成功，讓一向以新干線引以為傲的日本早就坐不住了。為了能打贏這場“高鐵大戰”，日本也算是使出了渾身解數，甚至不惜血本。

泰國高鐵項目就是一個例子。為了獲得這份訂單，日本不僅多次游說泰國當局，甚至同意向泰方提供低息“軟貸款”，預計利率不會超過1.5%，至於如何募集資本和確保盈利，那都是以后的事情。

一位日本官員在接受采訪時曾表示，中國政府手里有大量外匯儲備，但日本不行，“日本本來財政赤字就已超過gdp，能用的政府開發援助的金額也在減少，而日本企業對於拿不到效益的項目是不會投資的”。

而且中國在東南亞的鐵路投資是配合“一帶一路”戰略展開的，通過鐵路連接東南亞市場，不斷整合地區優勢資源，雖然在鐵路投資上回收較慢，但在貿易方面獲益很大。

相比之下，日本並不能像中國這樣利用鐵路來加強地區經濟聯系，到頭來可能只是一條條孤立的鐵路，無法形成有效的資源整合網絡。

面對中日兩國在高鐵市場上的激烈競爭，有日本官員甚至表示：日本的目的“純粹是為了和中國競爭或者攪局”。

7月4日，日本在第七次日本湄公河流域首腦會談上發表的《日本湄公河合作2015東京新戰略》中，承諾從2016年至2018年的三年時間里，向湄公河流域國家提供7500億日元的基礎設施建設援助。

這對於越南、老撾、柬埔寨以及緬甸等基礎設施滯后的國家來說，應該是利好訊息，也有利於本地區的互聯互通早日實現。

與此同時，值得關注的兩點是新戰略中提出要著重幫助湄公河國家的“高質量經濟增長”以及“雙方注意到對於近期出現的南中國海動向可能使情況復雜化，損害地區的和平穩定的擔憂”。

前者同日本一直對亞投行的治理質量的懷疑是一致的；后者則針對中國填海建人工島的問題。

不少人認為，東南亞國家擅長平衡外交，中日戰略競爭可以讓東南亞從中獲利，這種看法是誤導性的。

的確，中國與東盟（亞細安）把今後10年稱為鉆石10年，目標是貿易額將從2013年的4440億美元增加到1萬億美元。

日本則希望保持其在東南亞傳統的經濟地位，對東南亞來說也希望經濟伙伴多元化，中日健康的經濟外交競爭本身是一件好事。

但是，如果中日對東南亞經濟外交的主要方面成為地緣戰略競爭的話，東南亞國家將面臨痛苦的選擇。

近日，日本防衛省公布史上最大規模預算。半個多月前，安倍內閣推動日本國會眾議院強行表決通過新安保法，日本自衛隊的海外軍事活動將獲得法律保障。

不出意外的話，在世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安倍將完成對日本戰后和平憲法的實質性顛覆，這真是一個諷刺!

有分析稱，安倍離自己的“軍事大國夢”越來越近，而離積攢了70年的和平精神越來越遠。為扳回國內民眾對新安保法案的支援，安倍正在無限放大“中國威脅論”。

日本《現代周刊》稱，安倍晉三近期在記者內部“懇親會”上承認自己的確“在謀劃和中國的戰爭”，要和美軍一道“敲打中國在南海的行為”。

安倍晉三執政兩年多來，在推動日本整軍經武方面越走越遠，日本的安全防衛政策正在作重大轉型和調整，以期謀取二戰以來的最重大突破。

目前，日本更加強調強化所謂“西南地區”的防衛態勢，優先發展能夠確保應對“島嶼入侵”的海上和空中力量，提高機動作戰能力，以便建立和完善所謂“島嶼作戰”體制。

2014年，按照日本外務省提出的所謂“安保政策三支箭”的原則、目標以及作戰部隊調整的總體計劃，日本開始對自衛隊的軍事部署進行大幅度調整。根據其新《防衛計劃大綱》和新《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的規劃，軍事部署總的調整目標是以強化所謂“西南地區”的防衛態勢為牽引，優先發展能夠確保海上及空中優勢的能力，有效遏止和應對“各種事態”。

對此，日本問題專家、外交學院教授周永生認為，近幾年日本不斷在其西南地區增兵，加大海上自衛隊等力量的部署。同時還部署大量設施，如具有先進監控效能的雷達設施等，並在上述地區修建新的機場。

在加大對西南地區軍事部署的同時，安倍政權似乎格外看重空中力量的建設。2014年安倍晉三在日本小美玉市的航空自衛隊百里基地出席了自衛隊成立60周年航空閱兵式。

而早在2013年7月，安倍晉三還視察過自衛隊位於宮古島的航空基地。在那次視察中，他表示：“在西南地域，應對侵犯領空的措施急劇增加，領空的警戒警備成為非常重要的課題。這個基地的作用，因此變得更加重要，是情報收集、警戒監視和偵察活動的要地。”

隨著日本愈加重視航空自衛隊在應對所謂“侵犯領空”方面的作用，其對航空自衛隊的調整方向逐漸清晰。

2014年，日本航空自衛隊的調整目標是：提升西南方向防空能力，增強航空警戒管制部隊實力，構建戰斗機與保障部隊融為一體的綜合性防空體制，構建能夠與陸上自衛隊地對空導彈部隊一體的要地防空體系以及與海上自衛隊宙斯盾驅逐艦一體的多層反導體系等。

海權問題專家、北京大學中國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胡波認為，日本航空自衛隊的作戰飛機以f-15為主，雖然f-15的編隊數量和規模不占優勢，但是航空自衛隊長期保持了較高的訓練水準，並經常與美國進行各種演習，監視警戒能力比較突出。

事實上，中國的底氣有多足，歸根結底還是看國家的軍事實力。那么在日本人眼里，中國的海軍實力是否足夠有威懾力呢？

日本資深新聞人士尾崎春生表示，在西太平洋(601099,股吧)地緣政治及其環境不斷變換的背景之下，中國密切關注著美國、日本、俄羅斯和印度的活動，並深感自身海洋權益和海洋安全正受到嚴重威脅。

《瞭望》雜志於2005年7月11日刊載的楊鴻璽和陳開明的文章《建設海洋強國的盛世強音》中就已經指出：中國的海洋權益和海洋安全也面臨嚴重威脅，漁業資源、石油資源和海底礦產資源正遭到嚴重侵犯。

這篇文章舉出的例子是中國與日本之間的爭議：“在黃河北部和黃海南部，中國與相關國家之間都存在海洋劃界爭議。在東海，中國和日本等面臨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劃界爭議，日本一直占據著主權屬於中國的釣魚島。2004年6月以來，中國在東海的中國專屬經濟區內建立‘春曉油氣田’，遭遇日本的無理指責。”

這篇文章同時還表露出了強烈的危機感，這種危機感源於“中國管轄的海域號稱是‘藍色國土’，海洋是維持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空間，由於各種陸地資源逐漸趨向枯竭，中國的多種陸地資源也日漸短缺，充分利用和開發海洋資源，是中國為現代化進程提供可靠保障的重要一環”的認識。

基於這種認識，2002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才會加入“實施海洋開發”的內容，制定了中國未來要成為海洋石油天然氣開采強國和海運業強國等海洋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

2003年，中國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和國家海洋局制定了《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計劃綱要》，首次明確了“提高海洋實力（由海軍力量、海洋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等構成），逐步把我國建設成為海洋強國”的目標。

堅定不移地加強海軍實力

中國人民解放軍機關報《》於2000年12月12日發表了題為《中國海軍駛向海洋新世紀》的文章，該文章對中國海軍的發展歷程進行了回顧：

新中國海軍由小到大、由弱到強，是本世紀最令中國人自豪的巨變之一。特別是本世紀最後15年，中國海軍裝備現代化已經實現跨越式發展，新一代導彈驅逐艦、新型潛艇和新型作戰飛機，相繼步入海軍戰斗序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為海軍發展新裝備提供了支援。艦隊馳騁大洋，航行保障能力水漲船高。

80年代以來，海軍相繼攻克了大中型艦艇海上遠距離通信、環球導航系統設備更新和遠洋補給三大難題，從而揭開了艦艇部隊遠離岸基、走向大洋的歷史性一頁。中國海軍擁有的大型遠洋綜合補給船同發達國家海軍的同類艦船幾乎可以比肩。

盡管人民海軍的建設，同發達國家海軍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但是中國海軍在預警、機動、反潛、防空、電子戰、快速反應能力等方面將會有質的飛躍，在現代條件下的綜合作戰能力將獲得新的提高。

傾注力量維持中國的海上生命線

“海洋實力”不斷增強的中國對於海洋戰略環境的變化也顯現出了積極應對的姿態。1985年，中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做出決議“把軍隊的中心戰略任務定位為保衛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

兩年后的1987年，解放軍機關報《》刊登了題為《追求合理的立體戰略邊疆》的文章，這篇文章提出了“戰略邊疆論”，主要指：“在一般所說的由領土、領海以及領空范圍界限之外，還存在著‘戰略邊疆’。戰略邊疆就是指一個國家軍事力量實際可控制的與國家利益有關的地理、空間范圍界限，可隨著綜合國力的變化而變化。當一個國家的戰略邊疆長時期小於地理邊疆而又無力使二者取得一致時，地理邊疆就有可能退回到戰略邊疆，失去部分版圖。反之，對超出地理邊疆之外的戰略邊疆的長時期有效控制，又可能導致地理邊疆的擴張。”

此后，中國采取了一系列與此理念相一致的行動。“中國通過在南沙群島和日本的排他性經濟海域展開‘海洋調查’、派遣潛艇通過、主張沖之鳥礁並非日本領土而只是一個‘岩礁’等行動，開始實施擴大戰略邊疆的戰略。”（《美國不會坐視“中國大國沙文主義”》，日本《選擇》雜志，2005年8月刊）

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中國於1992年制定了《領海及毗連區法》，宣布南沙群島、西沙群島、台灣、釣魚島、東海大陸架都屬於中國領土，同時確認中國海軍擁有排除擅自進入中國領海及毗連海域外國艦船的權限。

2005年9月，中國海軍派遣導彈護衛艦和潛艇前往位於東海的“白樺”（中國名“春曉”）油氣田巡邏。而中國對此表示，這是基於1992年領海法的正當行為。

中國為維持海上生命線的安全開始采取更加積極的行動。運載占中國原油進口量八成的中東和非洲石油的油輪在通過馬六甲海峽時，一旦出現衝突就有可能遭到美軍封鎖，並且海盜的威脅也日趨嚴重，為了應對這些問題，中國已經開始在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和緬甸等國開始建設軍港。

據了解，在核工業、航天工業、航空工業、船舶工業、坦克和裝甲車工業等11個重要國防工業領域，日本已經明顯落后於中日，比如核工業，中國擁有24家大型工業企業或工業集團，在青海、酒泉生產基地、蘭州試驗反應堆、賀蘭山核材料濃縮工廠、廣元、玉門和包頭的綜合開發研制單位。及西安、銀川、成都和青海湖基地。

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已發展了三代核武(原子彈，氫彈，中子彈和電磁脈沖彈及戰術核炮彈，核地雷，戰區導彈用核彈頭等戰術核武。有完全自主的大亞灣核電站及在青島的高溫氣冷試驗堆，中國目前在建和即將建造的核電站接近20個，這是日本想都不敢想的事實，實際上，日本雖也有核技術且存有大量的核材料，但被美控制無法發展核武。

此外，中國火箭和航天工業共有12家主要企業。中國已有多種長征系列火箭，並成功發射超過200次，成功率超過95%，日本至今還沒超過120次，成功率比中國還低，目前中國的在軌衛星數量已經突破百顆，僅次於美國，遠遠超過日本。據悉，中國在載人航天、軍用航天衛星系統、衛星導航系統、電子偵察衛星、大型空間站等多個技術門類上全面領先日本。

中日進入了海上軍備競賽的時代。雙方造大型水面艦的速度是世界之最，遠遠超過歐洲任何國家。尤其在建造裝備有源相控陣雷達的大型水面艦競爭中，中日雙方互為對手的勢頭非常明顯。據悉，在21世紀過去的10年里，日本的海軍補充了26艘新式艦艇，韓國14艘，而中國則高達54艘。

據分析人士稱，截止2015年7月，中國海軍在建艦船共計23型近70艘，各型艦艇合計約35萬噸，數量排世界第一，總噸位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目前，中國海軍在建艦艇的總噸位約合計40萬噸左右，而目前日本海上自衛隊合計總噸位也不過36萬噸，也就是說，中國海軍的在建艦艇總噸位相當於再建一支日本海軍，而一些媒體戲稱這種造軍艦“下餃子”的盛況是“一年裝備一個艦隊，下水一個艦隊，開工一個艦隊”。

而在航空工業領域，日本則完全不是中國的對手，軍事專家稱，從1995年至2015年，中國航空工業部門至少進行了殲-10、殲-10b/c、殲-11b、殲-16、殲-11d、殲-15、殲-16電子戰型、殲轟-7a/b、fc-31、殲-20、fc-1等12種戰斗機和攻擊機項目;以及轟-6k和隱身轟炸機等2個轟炸機項目，而日本只有f-2、f-15改和“心神”3個項目，其中一個還僅僅只是個技術驗證機。毋庸置疑，在上述領域，“中國的優勢巨大到讓人不好意思”。在戰斗機和一線作戰飛機方面，日本相對於中國其實毫無優勢可言，西方媒體也普遍認為，日本在軍用飛行器領域早已不是中國的對手。在坦克和裝甲車輛生產上，中國每年生產的坦克裝甲車輛是日本的10倍，這個領域日本沒得比。

港媒稱，村山富市1995年發表的村山談話備受中國政府及民間推崇，但跟村山談話發表時的友好氛圍相比，中日兩國關係目前因領土爭議及歷史問題蒙上陰霾，日本社會亦彌漫“中國威脅論”。

村山相信，大部分日本人跟他一樣深明中日兩國必須友好，兩國將來雖難免有摩擦，但須以對話及外交解決。

村山談話發表至今，日本身處的世界改變了不少。村山說，朝鮮現在擁有核武，中國成為經濟強國，也跟日本在釣魚島有摩擦，但他強調“中國不是日本的威脅“。

他說，大部分日本人都跟他一樣，深明中日友好的重要，但中國正逐漸成為大國，且擴充軍事力量，有些人因而說中國是威脅，一些日本人也可能信以為真。

村山表示，中日關係非常復雜，但兩國都為改善關係作努力，“中國好，日本可以受惠；日本好，中國也可以受惠”，日本人對此深知肚明。他形容“當然當兩國出現摩擦時，我們都會情緒化，會說諸如‘我們受不了中國’或‘我們受不了日本’這些話，但這些都是暫時的。”

訪問過程中，村山多次強調中日必須避免戰爭。雖然他相信中日友好是“很自然的事”，但也說“我們未來難免有衝突，但我們必須避免戰爭。若兩國開戰，那對雙方而言都是極大不幸。”

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張云撰文稱，日本須要做的是盡快調整自我定位（盡管這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很不容易），減少日本不完全符合實際的優越感，並且擺脫由於對這種脫節的優越感的執著，而帶來的對中國戰略思考的停滯，中國的崛起並不意味著日本的衰落，自信建立在對未來的構建上，而不應從過去的榮光中尋覓。

在參加亞投行的問題上，日本沒有設想到七國集團國家中竟然大部分最後都決定參加，才出現了日本的被動。這表面上可能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但背后體現的卻是，日本的思維似乎仍然停留在過去的第二大經濟體和發達國家俱樂部成員的優越感上。

亞投行的出現，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全球經濟多極化中必然出現的結果，也是國際經濟格局變化的前奏，盡管真正的變化還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完全感受到。戰后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讓日本從中獲益，但這是建立在美國一國獨大基礎上的。

冷戰后，特別是過去10年間國際經濟體系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繼續緬懷過去的榮光雖然沒有錯，但並不會因此就能夠讓過去的“現狀”永遠繼續下去。世界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事實上，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中日本曾經提出東亞貨幣基金，結果因為美國反對而沒有成功，現在中國提出了類似的建議，只不過這次美國反對不了而已。況且，日本對於亞投行保持開放態度，還可獲得更多戰略先機。

4月14日，李克強會見來訪的日本貿促協會代表團時曾表示，亞投行並非一個國家吃掉另一個國家，希望學習亞洲開發銀行的經驗。正如一位外國政要所說的那樣，要建立關係，最好等對方還沒有完全強大起來之前。

相比之下，美國一邊對中國的經濟外交表示一定懷疑，一邊則對亞投行持開放態度。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布林肯4月14日在國務院出席由日美友好基金會主辦的對話會上表示，美國“非常支援”對亞洲基礎設施進行更多投資，美方對亞投行的成立並不反對。

他還表示，美國不會以“零和”思維看待中國。6月3日，美國總統奧巴馬表示，中國未來有可能加入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tpp）。

近期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雙方就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特別提款權加入人民幣的問題上有積極互動，2016年中美雙方可能就投資協定達成協議。

這些都說明美國在對中國的思維上盡管同樣希望現狀永遠繼續，但同時又務實地推進新的體系建立，因為適應變化，盡早鍵入新體系的建立，也是為將來享受那個時候的“現狀”做前期投資。

張云指出，日本須要做的是盡快調整自我定位（盡管這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很不容易），減少日本不完全符合實際的優越感，並且擺脫由於對這種脫節的優越感的執著，而帶來的對中國戰略思考的停滯，中國的崛起並不意味著日本的衰落，自信建立在對未來的構建上，而不應從過去的榮光中尋覓。(國際問題觀察員 文昊 商業見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