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地緣政治格局下中美在互相恐懼什么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撰文指出，中美兩國地緣政治影響力的變遷，是否會導致中國所追求建設的新型大國關係的終結？歷史上，一個新興的大國總是要挑戰現存的大國，而現存的大國總要盡其所能來遏止新興大國的崛起，保持其霸權地位，這就導致了大國政治的悲劇。中國提出建設新型大國關係，就是要避免大國之間衝突的常態，實現和維持和平共存狀態。對中國來說，要建設新型大國關係，就要分析目前在這方面所面臨的困難的原因。如上所說，兩國之間的互信是關鍵。現在兩國互為恐懼，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能夠建設一種和平共存關係？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近年來，地緣政治回歸世界政治舞臺。有中東變局，有俄羅斯和西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衝突，在我們這個地區則有中美兩國之間的地緣政治之爭。冷戰結束以來，東亞地區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穩定的地區，既經歷了高速經濟發展，也沒有出現明顯的衝突。不過，近年來，隨著東海釣魚島問題和南中國海問題的升溫，人們對這個地區的地緣政治衝突越來越擔憂。因為這些問題都涉及世界上兩個最大國家中國和美國，有美國學者甚至稱，中美兩國關係已經到了“臨界點”。“臨界點”當然是有所指的，即中美兩國之間的衝突即將來臨。

中美兩國處於浩瀚太平洋(601099,股吧)的兩岸，本來並無直接的地緣政治衝突。誠如中國領導人所說的，太平洋之大，容得下中美兩國。但為什么會導致現在這樣的局面呢？這里有很多原因，但主要是因為中美兩大國地緣政治影響力的變化，給兩國所帶來的心理沖擊。從實際政策層面看，中國並沒有要把美國趕出本區域，更沒有要在全球范圍內挑戰美國的秩序。不過，美國方面並非如此認知；相反，中國的一舉一動往往被解讀成為對美國的挑戰。同樣，美國方面的很多針對中國的政策或者行為舉動，無論是軍事上的（例如美日、美菲同盟）還是政治上的（例如人權）和經濟上的（例如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英文簡稱tpp）等，都往往被中國解讀成為圍堵中國的舉措。地緣政治的變遷使得雙方都有強烈的對對方的恐懼感。在互相存在對對方的恐懼的情況下，學界和政策圈內一直所呼吁的、兩者之間的政治和戰略信任關係不僅很難建立，而且往往蕩然無存。

區域內部政經變化的挑戰

如何理解地緣政治變遷對中美關係的影響？現在的東亞區域秩序格局，基本上是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在冷戰期間確立起來的。簡單地說，東亞秩序格局是西方地緣政治秩序在本區域的延伸。盡管冷戰結束之后，在經濟和政治等層面，本區域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這並沒有導致戰略格局的變化。基本上，在戰略層面，主軸仍然是美國及其亞太盟友之間的同盟關係。這一點，美國及其盟友從來就沒有隱晦過。這個局面說明了兩點。第一，美國一直是東亞區域秩序的有機部分。第二，冷戰期間所形成的戰略格局，已經受到本區域內部政治經濟變化的挑戰，現存秩序已經滿足不了本區域的政治經濟變化。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些年來美國要“重返亞洲”，只不過是對第二種情況的心理反應，因為美國從來就沒有離開過本區域。

近代以來，在美國和西方在東亞擴張其地緣秩序影響力的同時，也是中國在本區域地緣政治影響力的喪失。傳統上，中國建立了以自己為中心的區域秩序，主要表現為朝貢形式的貿易體系。近代以來，朝貢體系迅速解體，西方地緣政治秩序取代了中國的朝貢體系。不過，隨著中國的再次崛起，其地緣政治影響力也隨之崛起，並且迅速擴張，具有了巨大的外部性。這種外在的影響力，和中國領導層的主觀意愿並沒有多大的關係。

中美兩國地緣政治影響力的變遷，是否會導致中國所追求建設的新型大國關係的終結？歷史上，一個新興的大國總是要挑戰現存的大國，而現存的大國總要盡其所能來遏止新興大國的崛起，保持其霸權地位，這就導致了大國政治的悲劇。中國提出建設新型大國關係，就是要避免大國之間衝突的常態，實現和維持和平共存狀態。對中國來說，要建設新型大國關係，就要分析目前在這方面所面臨的困難的原因。如上所說，兩國之間的互信是關鍵。現在兩國互為恐懼，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能夠建設一種和平共存關係？

就雙邊關係來說更是如此。中美兩國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並且互相依賴的程度非常高，以至於有人把此稱為“中美國”。2008年以來，整個世界經濟失衡，兩國保持溝通合作，共同努力去實現世界經濟的再平衡。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並沒有任何計劃要推翻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西方有人經常把中國和當年的德國和日本比較，這是出於對歷史的無知。當年，德國和日本都有稱霸世界或者區域的國家計劃。中國歷史數千年，從來就沒有稱霸的努力，而僅是在最低限度上維持自然形成的區域秩序（例如朝貢體系）。這種文化至今並沒有任何變化。如當年鄧小平所說，稱霸並不是中國外交政策的選項。

既然這樣，為什么西方尤其是美國還是對中國存有巨大的恐懼感呢？美國人的恐懼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在一些方面，美國的恐懼往往是和中國互動過程中產生發展起來的。對中國來說，應當思考的問題就是能夠做些什么，來減少美國人的恐懼而改善中美關係。在很多方面，中國仍然可以做更大的努力。

減少美國對中國的恐懼

第一，雙方的有效溝通仍然不足。盡管中國多年來多次向美國解釋新型大國關係的含義，但類似的解釋必須是日常的。這是因為兩國關係深刻地受彼此國內各種政治經濟力量的影響，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美國有其國內的巨大動力，不同的利益追求不同的中美關係，一些力量可以從中美關係的友好中獲益，而另外一些則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中國國內也有類似的情況。

再者，在很多事情上，中國都沒有作好向外在世界做解釋的心理準備。例如今天中國的經濟總量很大，發生任何事情都可以對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而中國內部可能不這樣看，因為人們總是覺得問題一大堆，產生不了外在的影響力，因此往往是只看國內，忘記了國外。亞投行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中國開始時並沒有意識到會有那么多的國家參與進來，尤其是西方國家，其中有些是美國的傳統盟友。當然，美國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美國人因此把亞投行視為是中國撇開現存國際秩序，例如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而另起爐灶的企圖。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因為亞投行和現存國際和區域秩序更多的是互補的，而非競爭的。如果一開始中國有充分的知識準備，和美國等國家的溝通會有效得多。“一路一帶”、金磚國家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類似的問題。

第二，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缺少軟力量。在很多方面，盡管並不是中國的問題，但一旦發生問題，人們就普遍認為是中國的問題。這僅僅是因為西方美國一直主導著國際外交領域的話語權，而且也是因為中國本身毫無這個意識。或者說，話語權的缺失也是中國本身的原因。就舉近來南中國海填海的例子。在中國開始填海之前，越南和菲律賓等國家早已經在填海了。中國的行為因此是反應性的，就是對越南和菲律賓等國行為的反應。只不過中國的填海比其他國家的速度要快得多罷了。在他國填海的時候，不知道中國為什么沒有發聲？如果早發聲，也不至於像今天那樣在話語權上處於被動。

第三，作為一個有責任的大國，中國有時也需要理性地理解對方的行為模式，甚至從對方的立場看問題。就是說，要理解對方。例如，美國人所具有的軍事冒險精神，這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所經常低估的。理解美國的軍事冒險精神並不是說中國要恐懼它，而是相反。在深刻理解其軍事冒險精神之后，中國可以有效管控它。中國也要把握美國對自己長期相對衰落所產生的恐懼。

一個和平的國際秩序需要中美兩國的有效合作。美國需要中國，也不能失去中國；同樣，中國也同樣需要美國。在實際國際政治生活中，兩國的合作也一直是主流。如果雙方都能意識到，兩國的合作是雙贏的，而在核武器時代，衝突一定不是零和遊戲，即一方勝利和另一方的失敗，而是雙輸局面，那么要建立和平共存的新型大國關係並不困難。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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