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霸權反而有利中國經濟戰略的推進

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張云撰文指出，中美地緣經濟競爭並非零和遊戲，雙方的讓步和承諾並不是誰吃掉誰的問題，而主要是引入競爭倒逼各自國內的改革，不僅可能成為健康的有責任的競爭，而且有利於中美實現各自的核心利益以及為地區的發展提供一個穩定有效的框架。盡管美國的霸權有時候制造出不少新的問題，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威懾了世界上很多衝突的發生，客觀上有利於中國，不必分心由於其他地區的安全妨礙中國的經濟發展。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６月24日，第七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華盛頓閉幕的同時，美國國會最終通過“快速通關授權”，這意味著此前處於停滯狀態的“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關係協定”（tpp）在近期達成談判的可能性大大增強。此次中美對話也沒有聚焦人們預想的海洋和安全問題，而更多側重經濟問題，中美戰略競爭的重點並不在於軍事，而在於經濟。

人們在觀察中美關係的時候往往容易把焦點放在軍事安全上的戰略競爭，很多人把中美關係比作“修昔底德陷阱”，強調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軍事戰略對抗的不可避免性。

首先，中美之間的確存在軍事安全戰略競爭，但是這種競爭高度集中在東亞地區，而不是全球范圍。除了東亞以外，美國的全球軍事霸權對中國來說並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盡管美國的霸權有時候制造出不少新的問題，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威懾了世界上很多衝突的發生，客觀上有利於中國，不必分心由於其他地區的安全妨礙中國的經濟發展。

其次，中美在亞洲的軍事安全競爭是有限的而非全面競爭。從中國角度來說，希望改變的是美國在戰后在本地區建立的“舊金山體制”不合理的部分，例如美國以雙邊方式將釣魚島管轄權授予日本，在西太平洋享有絕對的軍事自由，但是中國並沒有將美國從西太平洋趕出去的計劃。同時中國經濟轉型處於關鍵時期，不可能出現有些媒體評論所說的有意圖地挑起國際事端，這不符合邏輯。盡管有些中國專家提出建立中國在亞洲的同盟網絡，但是這將會導致中美冷戰，這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所以中美在東亞出現全面的地緣政治（geopolitics）競爭不大可能。

第三，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將會主要體現在地緣經濟（geo-economics）競爭。中國提出的“一路一帶”構想，亞洲基礎設施銀行建設等，實際上挑戰了戰后美國完全主導的經濟秩序，亞洲國家包括日本在內最終也會選擇加入。如果中美地緣經濟競爭繼續的話，亞洲國家可能會面臨更多的困難的選擇。然而我們也不能夸大中國的意圖和能力，這不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中國的目的是促使美國轉變態度，接納一個日益發展的中國的利益和地位。

中國最大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呢？不是釣魚島也不是南中國海，而是實現經濟結構的轉型和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順利實現兩個百年，確保這個核心利益實現靠什么呢？唯一的辦法就是改革，但是改革30多年來容易改的基本上已經改了，剩下來的都是深水區，硬骨頭，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形成，僅僅依靠內部的壓力對於促進改革變得越來越乏力，這就需要有外部的壓力和競爭提供新的動力推動改革繼續。開放是為了改革，改革是為了實現核心利益，這個邏輯關係是非常清楚的。

國內阻力威脅中美各自實現核心利益

中國副總理劉延東在此次戰略與經濟對話上說，中國方面共有13位部長，40為副部級官員到華盛頓與會，這樣的陣容幾乎等於把大半個中國的內閣搬到了美國辦公。對話的成果同樣很明顯，美國財長雅各布•盧說，中國經常項目的貿易順差已經從2009年首次會談時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0%，降到了2014年的2%。此次會談中，中國承諾僅僅在出現市場條件混亂時才進行匯率干預，這相當於在匯率形成機制上出現接近事實際的市場運作方式。雅各布•盧還說中國承諾利率自由化，資本市場開放以及外國金融機構準入方面采取最後的步驟。

中國在1993年首次提出人民幣在經常和資本項目上可兌換的目標，經常項目的開放通過2001年的“入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及之前的國有企業“抓大放小”的改革已經基本已經實現，但資本市場涉及到國內太多的既得利益而進展緩慢。2008年發生金融危機后的基礎設施建設，讓國有金融部門更加壯大，卻使得改革越來越難。但是，近年來，在外國投資中國金融市場和中國在海外投資上，中國方面作了很多的改革，例如2014年11月開始的“滬港通”，允許外國投資者不需要批準購買上海的股票，2015年5月，央行對於32家國際投資家開放了國內的債券市場。

這些變化當然主要是中國自主改革的結果，但是同美國對人民幣改革的不斷地敦促分不開，這不是單純有利於美國的事情，也是中國想做，但是單靠國內的壓力改不動的事情，內外相加才能更加有力地推動改革。

那么，美國的核心利益何在呢？美國的核心利益也不會是南中國海或者網絡安全，而是維護美國的全球領導力。無論從硬實力還是軟實力來看，美國面臨的問題不是被中國或者其他對手取代，而是在於如何以新的方式發揮全球領導力。正如約瑟夫•奈所說，我們進入了后美國時代，美國的全球經濟分額會減少，美國不再那么地至高無上，但是並不等於不需要美國的領導力。

然而妨礙美國“與時俱進”地發揮全球領導力的最大障礙，並不是中國也不是俄羅斯，恰恰是美國過國內的既得利益集團。戰后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機制已經越來越反映不出力量變化的國際現實，但是國內的既得利益集團不愿意對國際機制改革，這是導致新興大國建立新的多邊機制的重要動因，這樣下去不僅原有的機制會失去威信，還會讓全球機制日益的碎片化，結果不僅不能維護美國的全球領導力，相反損傷美國的領導力。

此次戰略經濟對話上，美國副總統拜登在發言中坦率地說中國讓我們清醒，我們在20世紀有點太舒服了。這明顯是針對中國的亞投行等行動所說的，原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說美國搞砸了，哈佛大學原校長薩默斯批評這是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美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最大錯誤，佐利克批評美國拒絕中國是戰略失誤。那么為什么美國那么多人希望改革這些全球治理機制，但是多年來進展緩慢呢？2015年6月初，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直接批評國會在2010年否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轉移6%的配額和投票權給新興國家，是導致中國另起爐灶的罪魁禍首。

同樣，tpp談判停滯主要因為美國國內政治停滯的結果，《金融時報》援引新西蘭貿易部長格羅澤的話，美國國會的不作為將可能重蹈wto談判14年沒有進展的復轍。換句話說，美國國內政治利益的斗爭已經阻礙全球治理機制改革的進程，國內政治停滯侵蝕著美國全球領導力。中國提出的“一路一帶”，太平洋自由貿易區，以及去年同澳大利亞以及最近同韓國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fta）都對美國產生了競爭壓力。拜登在會上承認，一些全球機制包括imf需要改革以反映世界的現實，中國必須參與任何的全球規則制定。6月24日，美國國會最終通過總統的貿易協定談判的特別授權，這些如果沒有來自中國的外壓估計都很難實現。

從競爭促進國內改革到經濟外交的融合

從美國來說，推動tpp的核心目的不在於政府一直在說的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美國經濟已經是高度依賴服務業，貿易自由化推動制造業出口帶來就業增加的傳統思維已經過時。《金融時報》報導，1979年6月美國制造業就業人口達到高峰為1960萬人，到今年5月降至1230萬人，大約是勞動人口的9%，相對應的是美國人在教育和衛生行業的就業，從670萬增加到了2200萬。由於技術進步，每10億美元的美國出口在2014年僅創造5796個就業機會，而五年前則為7117人。對於美國來說更為重要的是為21世紀貿易投資制定全球規則。

另一方面，中國在自貿協定方面，則正從原來的締結伙伴主要是發展中國家轉向發達經濟體。6月1日，中韓正式簽署了fta，中國是韓國最大貿易伙伴，韓國是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這是去年秋天同澳大利亞以來第二例，中國同發達經濟體的fta可以看成是為中國倡導的以東盟（亞細安）加中日韓印澳新六國為基礎的 “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rcep）作戰略準備。將來條件成熟的時候，tpp和rcep很可能出現成員國日益重疊，最終逐步走向融合實現亞太自貿區。

所以中美地緣經濟競爭並非零和遊戲，雙方的讓步和承諾並不是誰吃掉誰的問題，而主要是引入競爭倒逼各自國內的改革，不僅可能成為健康的有責任的競爭，而且有利於中美實現各自的核心利益以及為地區的發展提供一個穩定有效的框架。

盡管美國的霸權有時候制造出不少新的問題，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威懾了世界上很多衝突的發生，客觀上有利於中國，不必分心由於其他地區的安全妨礙中國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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