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晨：亞投行不應被視為“一帶一路”的籌碼

6月29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議》在北京簽署，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設定了基本大法，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不過，對亞投行的角色，坊間有不同觀察。

6月29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議》在北京簽署，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設定了基本大法，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不過，對亞投行的角色，坊間有不同觀察。一些外媒認為，亞投行是“服務中國‘一帶一路’的工具”，甚至有國內觀察者都說亞投行是“一帶一路”的“撬杠”。筆者認為，這是一種狹隘的視野。我們不應把亞投行簡單視為“一帶一路”的籌碼，而是應當從推動國際規則制定、提供國際公共品的高度看待亞投行的價值。

誠然，亞投行與“一帶一路”確實存在重合點。“一帶一路”沿線城鎮化與工業化，形成了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而這是亞投行將來服務的對象。據亞洲開發銀行測算，2020年前亞洲地區每年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高達7300億美元。然而，亞開行去年僅提供了210億美元貸款，其中還有66億美元是聯合融資。顯然，資金需求與供給之間存在巨大的缺口。亞投行由此應運而生。亞投行協議開篇即開宗明義，闡明其宗旨為“通過對基礎設施和其他生產性部門的投資改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因此，亞投行與“一帶一路”倡議在基礎設施投資上確實存在相關性。

然而，筆者認為，盡管亞投行與“一帶一路”倡議存在共通點，但卻並不能簡單地把亞投行視為僅僅服務“一帶一路”的工具。

從屬性上看，“一帶一路”並不是中國單方面的“戰略”——這是一些人的誤區——而是共商共建的經濟合作倡議，旨在共同打造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而亞投行是亞洲的政府間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是一個中國參與國際治理的平臺，也是中國向全亞洲乃至世界提供的國際公共品。

從目標上看，亞投行是中國主要推動的一個新的國際多邊機構，通過金融手段促進亞洲基礎設施建設與合作。而“一帶一路”倡議主要是為了促進經濟合作，國際的產能的合作及其他一些領域的合作。在實際運作中，亞投行確實將在客觀上有助於中國與亞洲國家的合作；但是，從初衷上看，亞投行主要著眼於亞洲尤其是中小國家自身的能力建設，並對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起到填補空白和補充性的作用。

從地緣經濟角度看，“一帶一路”的范圍很廣，超出亞洲范圍，且具有一定的延伸性。與此同時，亞投行也並非僅僅為“一帶一路”項目提供金融服務，而是普遍地服務亞洲經濟發展項目。

亞投行雖然與“一帶一路”倡議一樣，都是由中國主要推動的，但並不能因此被簡單視作“一帶一路”的工具，更不是中國一個國家的工具。如果沿線國家有好的項目，亞投行作為一個國際多邊機構將會獨立的、盡職調查，嚴格遵守亞投行的規則開展投資活動，按照開放包容的精神發展亞投行。相反，倒是現存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向一些國家施加了苛刻條件，被一些人認為是某些國家的“外交工具”。

既然亞投行並非中國一個國家的工具，那么亞投行之於中國有何價值？筆者認為，亞投行的成立代表著中國在國際治理體系上的創新，是一次重要的嘗試。亞投行最大的價值，就是給了中國一次機會，參與國際規則的構建。

過去70年來，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為解決全球重大問題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但這輛“舊車”已顯疲態，亟需改革。而美國在imf改革問題上遲遲不能落實改革承諾，引發眾怨；作為最大的國際貨幣發行國，美國也沒有盡到提供“國際公共品”的責任。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發起亞投行，能夠緩解現有體系中的矛盾，提供“國際公共品”，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換言之，亞投行的目標是帶動亞洲國家經濟長期發展，決不搞一個國家的“一言堂”；治理機制必須要有創新，決不搞美國式的霸王條款；決策應該以經濟發展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為主要目標，決不搞意識形態、價值觀優先。只有讓亞洲國家搭上中國發展的“順風車”，才能從根本上實現中國與亞洲國家的共贏。只有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才能在實踐中提高中國制定國際規則的水平，促進國際經濟金融體系向更公正、更合理的方向發展。（實習生陳風、王慶洋對本文亦有貢獻。）（歡迎關注人大重陽新浪微博：@人大

陳曉晨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