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繁榮假象困局升級 推進tpp比加入亞投行更劃算

作者范強和張薇聯合撰文指出，與亞投行相比，日本政府顯然更加重視tpp。雖然6月初自民黨向安倍commit的報告總結稱：“（日本）政府應關注事態發展，同時適當加以應對”，但日本對加入亞投行似乎並沒有必要性與緊迫性。考慮到美國已經將tpp定位為與中國爭奪未來貿易規則制定權，並且表現出積極推進的態勢，日本對tpp的重視程度也會相應上升。短期內，日本可能不會加入亞投行。

今年3月，英、德、法等國宣布以創始會員國身份，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后，日本是否加入成為一個熱門話題。當時輿論曾認為，在因為情報收集失誤而遭受“外交失敗”后，安倍政府在學界、經濟界要求加入的呼聲下，可能於6月底以出資成員國身份加入。但現實情況並非如此，為什么？

在對待日本是否加入亞投行這一問題上，輿論解讀可分以下兩種：一種解讀認為日本受制於美國，與美國一起“情緒性地對抗亞投行”。這種解讀無疑忽略了日本獨立國家的地位，日本的政策選擇不會無原則地跟隨美國。另一種解讀將原因歸結於中日之間的競爭性思維。這種解讀認為，中日在亞投行將引發亞洲開發金融領域的秩序之爭，為了應對這種競爭，日本應當加大對亞洲開發銀行（簡稱亞銀）的支援力度，而非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

在此邏輯下，今年5月，在亞銀巴庫年會上，日本宣布未來五年投入1100億美元支援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舉動，就被解讀為與中國競爭。但問題在於，這1100億美元只是以往日元貸款到期后的償還款項，並非新增資金，換言之，資金池里並未增加新資源。如果真是競爭，為何不加大力度，而僅僅采取“口頭攻勢”？

顯然，上述看法並不足以解釋為什么面對眾多要求加入的積極呼聲，日本卻始終沒有加入亞投行？本文將試圖從以下幾個方面解析這一問題。

以政府開發援助（oda）為代表的日本對外開發援助政策，的確曾經在日本外交中占據重要地位，但近年來這一政策的重要性已經下降。亞洲金融危機后，日本曾經將“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概念作為“日本外交的支柱”（1999年）和“日本外交的指導原則”（2000年）寫入外交藍皮書，主張通過支援落后地區發展來實現保障該地人權的目的。在“人類安全”名義下，日本加大對東南亞oda支援力度，獲得了一定的國際聲譽。

服務於維護美日同盟

但日本這一舉動的根本目的其實在於展示日本在亞洲的存在感，引起美國的再度重視，從而避免日本成為中美靠攏的犧牲品。九一一事件后日美關係重新回歸正常，日本對區域開發的支援力度，迅速從“行動積極”降為“口頭積極”；“人類安全”這一概念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日本外交藍皮書中的表述也變為“日本外交的一個主要方面”（2002年）、“oda的一項指導原則”（2003年）。

換言之，區域開發援助政策在當時僅是日本維護日美同盟的工具。進入2006年前后，當日本意識到正面對中國的崛起，日本對於美國的重要性在上升，即美中靠攏也並不會拋棄日本之后，日本政府主動以區域合作展示自身存在感的必要性已經消失。

當然，也可能會有聲音認為，國內財政負擔制約了日本參與亞洲開發投資的力度。但實際上，日本的財政負擔並非源於今日。早在1997年，時任首相橋本龍太郎就已經為了應對財政壓力，而不得不將消費稅率從3%上調到5%，為何之后若干年日本能夠配合“人類安全”戰略而不斷加大oda規模？實際上，oda年度預算最大額度恰恰是1997年的1兆1687億日元，之后oda年度預算額開始下降，直到2001年仍然保持在1兆日元以上，但隨后就開始持續下跌，2015年的oda年度預算僅為5422億日元。顯而易見，雖然財政困難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日本外交的整體目標，才是決定oda以及區域開發援助政策的最重要原因。

所以，表面看，英、德、法等國意外加入亞投行，對日本外交造成一定“沖擊”，但實際上，影響有限。

先前輿論認為，如果日本不加入亞投行，日本企業可能在亞投行工程招標中處於不利地位，因此經濟界普遍要求加入。但根據4月份路透社調查數據，這種猜測並不準確。在接受問詢的250家大中型企業中，有72%的企業表示，只有治理問題得到解決，日本才應該加入亞投行；同時有四分之一的企業表示不須要加入，只有4%的企業希望日本無條件加入亞投行。

另外，約有84%的企業表示，即便日本決定不加入亞投行，它們也不會處於劣勢。而且，即使在日本主導的亞銀貸款支援的商品與工程合約中，日本企業僅獲得了0.5%，遠遠落后於印度企業的23.7%，中國企業的20%。

由此可見，目前的區域開發援助對日本的實際經濟利益是在有限，日本企業對於是否要加入亞投行的意見，並非如媒體所言那般強烈。日本其實並沒有參與亞投行的緊迫性。

日本更重視tpp

相反的，“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關係協定”（tpp）對日本的重要性則不可忽視。日本經濟發展乏力的原因在於老齡化、少子化導致國內需求不足。“安倍經濟學”雖然可在短期內，通過超發貨幣制造“繁榮假象”，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而且“虛假繁榮”能持續多久也是問題。因此，推進tpp談判、擴大日本產品的海外市場，對日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按之前日本內閣府的估算，加入tpp能拉高0.54%的gdp（約2.7兆日元）；日本經濟，貿易和工業部則指出，如果不加入tpp的話，gdp將損失10.5兆日元，失去81.2萬個工作機會。考慮到“安倍經濟學”僅僅因為日元貶值而增加了日本出口產值，並未提高實際的出口數量，加入tpp對於日本政府而言，就顯得更為緊迫了。

所以，日本政府在推進tpp談判方面不遺余力。首先，最近幾次在日美首腦會談中，tpp談判始終是安倍與奧巴馬交談的重要議題，並由經濟財政部長甘利明親自出任tpp擔當相，體現了重視程度；其次，日本一直在國內為推進tpp談判造勢，一方面對工商界人士廣泛宣傳，另一方面為應對加入tpp的沖擊，對農業領域進行改革，通過削減大米種植補貼等手段，迫使日本農業提高競爭力。與之相反的是，討論亞投行議題時，只是啟動了自民黨內部的一個研討會，而且僅僅要求概括黨內意見，不要求提出建議。孰輕孰重，立見分曉。

綜上，與亞投行相比，日本政府顯然更加重視tpp。雖然6月初自民黨向安倍commit的報告總結稱：“（日本）政府應關注事態發展，同時適當加以應對”，但日本對加入亞投行似乎並沒有必要性與緊迫性。考慮到美國已經將tpp定位為與中國爭奪未來貿易規則制定權，並且表現出積極推進的態勢，日本對tpp的重視程度也會相應上升。短期內，日本可能不會加入亞投行。

作者范強是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博士研究生 張薇是山東煙臺經濟技術開發區發展和改革局經濟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