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版圖上正在進行著一場無聲革命

有評論文章指出，當下的中國經濟版圖上，正在悄然發生一場壯闊的產業轉移圖景。在這種產業轉移浪潮中，中國經濟的東中西部產業結構也在隨著發生著重大變化。這可謂是一個中國經濟版圖上正在嘶喊著的一場無聲革命。從深圳乃至整個珠三角向內地遷移，似乎已經成了珠三角制造業企業的一個趨勢。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溫州制造業空心化越發嚴重，深圳多家工廠連續倒閉……春節前后，類似的訊息不斷從沿海發達地區傳來。

有人悲觀地斷定：“中國制造業危機重重！”無論是2008年陰霾籠罩的金融危機，還是2011年部分制造業中小企業的倒閉浪潮，抑或是2014年悄然而至的經濟增速放緩，每逢困境之際，“中國制造”遭遇危機的預言就會四起。

據2014年10月份的統計數據，廣東東莞大型工廠破產的有十多家，其中多為代工企業。業內人士估計，春節前東莞至少還有上百家大型工廠倒閉或停產。

“愿賭服輸，我輸了。”今年的1月3日，元旦假期還沒過完，東莞市兆信通訊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高民留下了一封絕筆信，字句間透露了手機代工產業的不易。

而事實上，圍繞在手機代工頭頂的烏云並未隨著時間逝去，從去年以來，東莞、江蘇等手機代工企業集中的區域接連傳來壞訊息，萬士達、聯勝科技、閎暉科技、奧思睿、諾基亞接連宣布停產，而更多的中小手機代工廠商面臨著無米之炊的窘境。

“電子行業的轉型比傳統行業來得更加艱難。”長期跟蹤東莞企業發展的東莞台商協會顧問袁明仁表示，這幾年，隨著產業環境的變化，不少中低階的代工廠已經到了熬不下去的邊界，長單變成短單，短單變成急單，技術替代容易，招工也得不到保證，手機代工產業鏈風光不再。

“現在再去像東莞這樣制造業集中的地區實地看一下，空置的廠房多了，一些過去熱鬧的商圈現在即便是周末也看不到什么外地人。”袁明仁說。

現在東莞三十幾個鎮區不到600萬的人口中，外來人口可能只有400萬，和五年前相比大概減少了三分之一。

東莞，曾經是中國作為制造業大國的一個樣本區域，但凡任何有關制造業的風吹草動，總能在東莞找到分析樣本的一塊區域。

而在這幾年，在袁明仁看來，以東莞、深圳等地為代表的珠三角制造業，特別是以中低階為主的中小手機代工產業正在面臨著集體煎熬。

訂單沒有了，這是大多數中小代工企業面臨的最直接的問題。

從小米、榮耀等電商品牌入局以來，手機價格的紅海競爭愈演愈烈，而由於品牌集中度的集體上升，雜牌山寨手機或者在技術創新上跟不上市場腳步的手機廠商，其市場空間越來越小。

大牌的手機才幾百元一部，山寨貨的價格優勢立刻就被打掉了，根本賣不出去。這種市場形勢使過去以雜牌山寨手機為主要代工客戶的代工廠家開始吃不飽。

而另一方面，不再專注於價格戰的品牌手機廠商更傾向於選擇緊密的合作伙伴，以換取更穩定的質量保證，並且通過產線的自動化升級解決人力的問題。

以中興位於西安高新區長安通訊產業園的工廠為例，據當地的技術人員介紹，車間里25條全自動化的生產線，只需要40多分鐘就可以把一部手機組裝完成。

而在這家工廠中，生產線從單板測試加載、全自動化分板點膠、整機音頻測試、整機軟件加載等使用的都是全流程自動化生產。

東部地區制造業遭遇空前危機，西部地區制造業卻呈欣欣向榮之態。

“供需兩旺。”春節前夕，在重慶市璧山區的“春風行動”招聘會上，璧山區就業局副局長鐘克均對招聘會精準概括。參加招聘會的多名農民工也向記者反映，當地企業多、崗位多、工作好找。

璧山區有多個工業園區，70%為電子資訊制造企業，不少是從東部地區西遷至重慶。根據重慶市“十二五”規劃，電子資訊制造產業每年將為重慶新增就業30萬人。包括富士康在內的多家大企業，都是從沿海地區梯度轉移過來的。

訂單不好接，只能從別處想辦法，為了縮減勞動力成本，幾年前手機代工廠之間就興起了一個口號“產業轉移”。

以全球最大的代工巨頭富士康為例，據不完全統計，富士康已經在內地的13個城市或者城鎮設立了當地的工廠和其他業務。

其中位於河南的鄭州鴻富錦精密電子公司在短短幾年內，就以352億美元的進出口總額，位居2014年中國對外貿易500強企業綜合實力的前三強。

如果你剛買了一部iphone6，你會發現它是“河南制造”。如果2016年你能買到iphone7，你可能會發現它的藍寶石螢幕還是“河南制造”。這些都來自富士康在河南鄭州市的工廠。

從“大本營”深圳，遷建河南、貴州、安徽等地，富士康由東部沿海向中西部投資的軌跡代表了勞動密集型企業的選擇。

這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區，但隨著國際競爭的加劇及我國產業比較優勢的變化，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明顯減弱。

“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化和產業化還處於一個初級階段，通過東部沿海企業的產業轉移，將加速內陸地區的工業化。”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研究員王小廣指出，產業轉移為中西部地區增加就業機會，有利於社會穩定，而東部地區則重點完成產業升級任務，相互分工實現區域間的重構。

自從2010年富士康將整個iphone生產線搬到鄭州，富士康就在潛移默化中改變著河南這個城鎮化不足45%的農業大省。50萬河南籍農民工的就業問題得以解決，他們通過就地城鎮化和現代流水線的工業化洗禮，推動著河南城鎮化和工業化的進程。

原來只有一兩百億美元外貿總值的河南，自富士康遷來之后，外貿總值翻了一番。同時，富士康的落地也成了河南資訊產業發展的一個跳板，酷派、天語等十來家智慧手機生產基地選擇與富士康比鄰而居，3億部手機的年產能造就了一個全球最大的智慧手機生產基地。

2008年那場光伏投資泡沫留下的遺產，也正成為當下中國制造業內遷的跳板。

經濟觀察報稱，在江西九江經濟開發區一個占地40萬平方米的廠區，原本是當地明星光伏企業江西旭陽雷迪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斥資140億元打造的廠房，但旭陽雷迪並沒有等到進駐的那一天。

第三期廠房尚未完工，整個光伏行業就進入寒冬。至2011年，全球光伏行業遭遇巨大虧損，而全球光伏組件產量第一的中國自然是重災區。陷入艱難的旭陽雷迪搬出了廠房，轉入低調。

空置了幾年的廠房對開發區來說也是件頭疼的事。如果沒有企業入駐，這部分資產不能創造價值不說，每年資產都在折舊，還要投入人力物力進行維護。

2014年5月，在江西省政府支援下，一家名為艾美特的台灣小家電企業，把生產基地從深圳遷至江西九江經濟開發區這片占地40萬平方米的廠區。

目前，艾美特計劃將面向國內市場的產品都放在九江生產。“其實，艾美特的遷移計劃從十年前就開始考慮了，主要是深圳的管理人員不一定愿意往內陸二三線城市走；另一方面，當地的配套往往不如深圳，所以一直都沒有定下來。”

艾美特集團副董事長蔡正富表示，“2013年公司在台灣上市后，面臨著必須實施遷移計劃的壓力。當時我們考察了南通、合肥、黃石等很多城市的開發區，最後選擇了九江經濟開發區，現成的廠房、交通條件、還有當地的政策，都是我們考慮的因素。”

據蔡正富介紹，由於這次機會比較好，艾美特的遷移比預計的早了三年。“遲早都要遷的，深圳這個地方什么都好，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土地。”蔡正富說。

深圳市面積不到2000平方公里，有超過1000萬常住人口。如果算上流動人口，深圳的人口密度將更大。“深圳的倉庫太貴了。現在九江這邊的工廠有些空置廠房我們就用來做倉庫，比深圳便宜多了。”蔡正富說。

艾美特另一個遷移的原因，在於人力成本。深圳的最低月工資是2030元，而在九江經濟開發區，最低月工資標準是1300元，每個月工資支出就可以減少130多萬元。

而在深圳，招工難早已是不爭的事實。艾美特九江公司總經理張萬全說：“我們廠1800多名工人全是本地人，經過半年的培訓和實操，技術已經能和深圳的老工人媲美了。”

還有一個遷轉的原因，是市場的變化。上世紀90年代，艾美特以代工和以出口貿易為主，享受深圳地理位置和配套產業的獨特優勢。

但當生產廠家的市場主要轉向中國本土時，深圳的地理位置就不是那么優越了。面對全國市場，從深圳發貨的物流成本和實效都成為業務發展的限制。

“九江的12小時物流圈基本上已經覆蓋了長江這一帶，可以實現江浙滬次日達。以前我們在深圳是不敢想的。”艾美特市場部副總經理丁和華表示。

艾美特的遷移是珠三角制造業企業遷移的一個樣本。長江流域的二三線城市早已建好了多個經濟技術開發區等待著這些企業入駐。

事實上，2009年以來，中國區域之間的產業合作與產業轉移更為活躍，東北和中西部地區不斷優化發展環境，加快承接東部沿海地區產業轉移，呈現出規模明顯擴大、層次顯著提升、方式不斷創新的良好態勢。

中部六省利用境內省外資金總數由2009年的1.2萬億元上升到2013年的3.32萬億元，復合年增長率達到22.5%，其中，湖北、山西兩省在5年中利用境內省外資金分別增長5.3倍和3.9倍。

從西部地區典型省份來看，2009—2013年四川省累計引進境內省外資金3.3萬億元。

重慶市近5年內累計引進境內省外資金2.1萬億元，比前5年引進資金總和增長10多倍。

而陜西省近5年內累計引進境內省外資金1.44萬億元，逐步形成了以專業產業園區的形式而承接產業鏈或產業集群整體轉移態勢。中西部地區利用的省外資金中，有60%以上均來自東部發達地區。

國內區域產業轉移推動著東北、東部、中部、西部的發展差異逐步減小。

東部地區的工業增加值占全國的比重在2004年達到最高，為60.36%，但2004年以后而隨著產業轉移的持續推進和中西部地區經濟的加快發展，東部地區工業增加值占全國比重開始逐漸下降，2009年為55.05%，2013年降為50.20%。

東北地區的工業增加值比重相對較為平穩、略微上升。

2004年占比為8.68%，2009年降為8.59%，2013年達到8.83%。中部、西部地區產業比重都實現了較大幅度上升，中部和西部地區工業增加值占比分別從2004年的16.88%、14.07%上升到2009年的19.48%和16.88%，2013年所占比重進一步上升，分別達到21.64%和19.33%。

當前，東部吸收外資在全國占比逐步下降，2009年東部地區吸收fdi占全國比例為64.11%，2013年降為55.84%。

東北地區吸收外資的總體規模保持相對穩定，占全國比重為13.5%左右。中部地區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增速最快地區，2009年占全國比重僅為13.93%，2013年上升到19.47%，上升了近6個百分點。

西部地區吸收外商投資總體呈上升趨勢，但波動性較大，尚未形成長期穩定上升態勢。2009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比例占全國的9.67%，2011年上升到14%，但從2012年起逐步下降，2013年僅為10.19%。

從外商直接投資的具體區域版面來看，呈現出向中西部地區的國家重點經濟區或國家產業轉移示范區轉移的趨勢。

如西部成渝經濟區近年來吸收外資規模增長明顯，2009年，重慶市和四川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占全國比重為4.95%，2012年上升到8.37%。

在晉陜豫黃河金三角區域推動下，河南、陜西、山西三省承接外商產業投資步伐加快，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占全國比重從2009年的4.42%提升到2013年的7.2%。

受皖江城市帶國家級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的帶動，安徽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實現了大幅增長，從2009年的38.8億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106.88萬億美元，占全國比重從2.52%提升到了4.15%。

今年5月11日出臺的國務院“25號文”(《國務院關於稅收等優惠政策相關事項的通知》)，也讓開發區和尋找遷移地的企業吃了一顆定心丸。

各地的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還可以繼續，珠三角的一些制造業企業也可以繼續考慮在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重新版面，順應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調整而進一步調整。

去年以來，現代服務業、先進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等，都是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的亮點。人們特別注意到，上海自貿區圓滿運行一年后，迅速擴圍至浦東新區，並新增了廣東、福建、天津三個自貿區。

“中國在借此深化東部沿海地區的開放和改革，加快東部地區的轉型發展。”一家外國媒體在報導自貿區擴圍訊息時，精辟地概括了中國政府此舉的意圖。

這也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說，“30年前，波瀾壯闊的改革首先是由沿海開放的經濟特區帶動的。今天中國走到這一步，就該選擇一個新的開放試點，用開放促進改革。”

不僅如此，2014年，決策層把沿海與中西部相互支撐、良性互動的區域發展新藍圖，推到世人面前：“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區域一體化。

官方的表述是：“把培育新的區域經濟帶作為推動發展的戰略支撐”，“由東向西、由沿海向內地，沿大江大河和陸路交通干線，推進梯度發展”。

促進東中西部融合發展，也與加速推進服務業和新興業態，以及大力提振消費一樣，是經濟手段，其最終目的只有一個：增長方式轉變，經濟轉型升級。

“從東部到西部的產業轉移並不是制造業的終極出路。”華泰證券(601688,股吧)首席經濟學家劉煜輝對此並不樂觀。

中國制造業面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前后夾擊”的雙重挑戰。

一方面，一些東南亞國家憑借比中國更加廉價的勞動力，吸引了原本在華的外資企業轉移產能，甚至有些中國本土企業也順勢在東南亞建廠。另一方面，原本在華生產的外資高階制造業回流發達國家。

據報導，松下、大金、夏普、tdk均計劃進一步推進制造基地回遷日本本土。優衣庫、耐克、富士康、船井電機、歌樂、三星等世界知名企業，也紛紛在東南亞和印度開設新廠，加快了撤離中國的步伐。

拼低成本勞動力的發展模式不足懼。國內不少把服裝廠遷到越南的企業家紛紛抱怨，越南人經常遲到，手工活沒法和中國人比，當地氣候炎熱，還面臨政策變動等諸多風險。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教授聶輝華對此有同感：“一些制造業企業轉移到越南、印度等勞動力更為廉價的國家，但這並不會對中國制造業構成整體性的威脅。”

聶輝華分析，越南是小國，人口很少，產業轉移只可能是局部的、小規模的；印度人口雖然很多，但勞動者的素質、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鏈的完整性等方面都比中國差，還不具備成為“世界工廠”的條件。

高階制造業回歸發達國家本土情有可原。這既是為了解決本國就業問題，高階制造業的利潤比較高，發達國家也想把這一部分產業掌握在自己手中。

“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現有的這些較低階的制造工廠，不可能大規模撤離。”聶輝華坦言，最擔心的是，中國如何設法留住高階制造業。

今年，財經作家吳曉波在日本開會時驚訝地發現，滿大街都是拎著日本電飯煲的中國遊客。日本電飯煲的內膽在材料上有很大的創新，煮出來的米飯粒粒晶瑩，不會黏糊，而中國始終在材質上解決不了這些問題。

尷尬之余，吳曉波擔憂道：“很多年來，‘中國制造’所推行的、用‘市場換技術’的后發戰略已經失效了。”他身邊制造業的企業家朋友，都陷入“不變等死，變則找死”的轉型恐懼。

從“中國制造”走向“中國智造”，轉型升級是中國制造業必須做的抉擇。“由量的擴展到質的突圍，正是中國制造的最後一公里。”吳曉波開出了同樣的藥方。

“中國制造”轉型的曙光初現。3月5日，在莊嚴的人民大會堂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向全國人大代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首次提出中國要實施“中國制造2025”。

“制造業是我們的優勢產業。”李克強說，我們要堅持創新驅動、智慧轉型、強化基礎、綠色發展，加快從制造大國轉向制造強國。（韓洋/商業見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