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新加坡絕不是中國未來學習的標桿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去世之后，新加坡與中國的關係也成為一個話題。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中，新加坡在不短的時間內成為中國學習的對象。

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講話中曾經提到要學習新加坡，學新加坡經濟發展經驗和社會治理經驗。此后，對學習新加坡經驗，其他一些中國國家領導人都在不同的場合有過不同的表達。中國的改革和開放主要是在經濟領域，新加坡創造的經濟奇跡自然會得到青睞。

中國過去向新加坡學習有多個層次和多種內容。許多中國部委關注新加坡政府的管理制度和政策，如公積金制度、住房制度、金融監控制度等；中國國資委和金融監管部門關注“淡馬錫”模式，想借鑒到國企改革和國有資產管理中；很多地方政府很關注新加坡在中國建設“工業園區”的經驗。

在兩國政府支援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從1992年開始開辦一周至三個月的短期培訓班，專門培訓來自中國的各級官員。讓人嘆為觀止的是，從1992開始的20年，南洋理工大學培訓了超過13000多名中國高級官員，平均每個省市約有三、四百名干部在該校“就讀”。這堪稱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政府官員海外“留學”運動，遠超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培訓的中國官員。

為什么中國對向新加坡學習情有獨鐘？一位中央高級官員曾經解釋，“我們把新加坡作為領導干部海外培訓首選，是因為新加坡的發展經驗對中國有特殊的借鑒作用”，“新加坡在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矛盾，和正在探求的解決辦法，正是我們現在遇到或將要遇到的矛盾，我們現在需要用或探索將要用的辦法。”有新加坡方面參與培訓項目的官員說的更直接，“因為在中國官員的想象中，新加坡跟中國一樣，都是穩定的執政黨，而且新加坡經濟繁榮，社會安定，而這正是中國政府一直夢想的。”

不過，中國向新加坡的大規模學習運動，在經驗借鑒方面並不是特別有效。最突顯的差距之一，是小島和大國之間沒有太多的可比性。很多受訓的中國官員表示，新加坡能實行的政策，有歷史、權力和既得利益等原因，但新加坡的很多體系不可能運用於全中國，很多做法在中國的城鎮里不可能實施。據了解，至今還沒有一個中國官員受培訓回國后，成功地在中國實行一個新加坡式管理體系。所謂“新加坡模式”對中國官員來說，恐怕只能起到個參考作用。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中國學習新加坡分作不同階段，前期是學經濟社會發展經驗，后來則對新加坡的政治發展經驗尤其是執政黨的經驗也深感興趣。鄭永年認為，新加坡的體制下，雖然權力雖然很集中，但並未導致腐敗，掌權者有效使用權力，推動了新加坡從第三世界發展到第一世界。與之對比，中國的情況則很不相同，雖然整體政治制度還是很集權，但沒有一方感覺到有權力——老百姓(603883,股吧)覺得沒權力，領導人感覺沒權力；社會感覺沒權力，政府也感覺沒權力；部門的權力很大，但總感覺到權力不夠用。

鄭永年指出的中國政府對新加坡執政經驗感興趣的原因也許是對的，但他對新加坡權力制度的辯護卻未必得到很多人認同。有研究者早已指出，新加坡是一個二元國家，它在商業領域實行與自由西方的法律相似的法律，同時又壓制個人的公民和政治權利。新加坡的商業自由度排名的確令人炫目，國際產權指數去年把新加坡列為第5名，英國排第11名，美國第17名，中國第46名。在國家整體競爭力排名中，世界經濟論壇將新加坡排在第2位，僅次於瑞士；在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它同樣位列第2。在“公眾對政治家的信任”方面，世界經濟論壇把新加坡排在榜首。這是中國想學習新加坡的主要原因。

然而，新加坡社會享受的高度經濟自由，是以政治權利換來的。這對一個數百萬人口的城邦國家來說也許不算什么，但對於有13億多人口、幅員遼闊、區域差異巨大的中國來說，則是一個完全不能忽視的巨大挑戰。

在安邦（anbound）的智庫學者看來，新加坡在幾乎沒有資源和空間的情況下能發展成第一世界，這的確是個奇跡。不過，新加坡對李光耀是個必然，但對這個世界來說則是個偶然，我們很難想像新加坡會在國家發展中成為一個規律。中國這樣大一個國家，歷史文化不同、國情不同、經濟社會的復雜度不同，不能把學習的對象錨定在一個小小的城邦國家身上。新加坡過去為中國提供了一些經驗，但絕不是中國未來學習的標桿！

中國今後要思考的問題是：在不進行根本的體制改革的前提下，能否走出一條新的發展之路呢？過去，中國用經濟體量影響了世界，下一步中國靠什么來繼續發展？在安邦高級研究員賀軍看來，資源要素問題、技術問題、資金問題，對於中國來說都不是真正的問題，中國未來最需要的是一個更好的制度環境。在這個制度環境的構成中，首先應該有的最大的一部分是法治，這是中國未來的基本制度支撐。而且，法治要有基本的獨立性。其次，中國的民主化應該向前顯著推進。黨的十七大提出的以黨內民主引導人民民主，應該有很大的進步。這是中國未來不可或缺的發展要素。第三，在法治之下，中國應該建立和改善一系列的市場制度，如知識產權保護、反壟斷、市場準入，以及私有產權保護制度等。

中央領導提出，中國要向改革要紅利，在我們看來，這應該放在更廣的制度改革下才能成立。中國歷史長河中的改革，要從全世界來尋找道路。（作者：賀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