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政治影響英國經濟

撰文：魏書鋒

看英首相提早舉辦大選 是膽識過人還是無奈抉擇？

英國首相蘇納克 5 月 22 日站在首相府邸唐寧街門口，宣布新一屆的英國大選將提前於 7 月 4 日舉行，當天大雨傾盆，蘇納克穿著西裝淋了一身雨，他透露出些許無奈的表情，而唐寧街門外響起了音樂。

英國大選將在 自冷戰以來世界最危險的時刻舉行

從 2016 年英國公投決議脫歐到 2021 年正式啟動脫歐，英國政治已經熬過數年的不確定性，而現任首相蘇納克（Rishi Sunak）不只要面對脫歐後的後遺症，還要面對通膨問題，他日前突然宣布將在 7 月 4 日提前舉行國會大選，然而諸多民調已經指出保守黨支持度落後，首相經濟學似乎已經無法力挽狂瀾！

蘇納克宣布大選將在初夏舉行，對保守黨而言是一個高風險舉動，因為執政的保守黨因生活成本危機和多項醜聞，民調大幅落後工黨。蘇納克聲稱通貨膨漲得到控制且經濟正在好轉之後，最終決定了這個日期，稱這是「英國選擇未來的時刻」。

他表示，「我希望我擔任首相以來的工作表明，我們有計畫且願意採取必要的大膽行動，讓我們的國家蓬勃發展。」

蘇納克說，他已晉見國王查理，要求 5 月 30 日解散國會，而國王已同意。原本蘇納克最晚可在明年 1 月前舉行國會選舉，部分分析家認為他會盡量延後選舉時間，如今提前到 7 月，讓不少人驚訝。有人認為蘇納克想藉此展現膽識，也有人猜測，保守黨內可能有人試圖對蘇納克提出不信任案，藉此延後選舉日期，導致蘇納克決定先下手宣布提前大選。

蘇納克說這次大選將在自冷戰以來世界最危險的時刻舉行。他提到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中東極端主義、中國尋求在科技領域站在世界尖端，以及敵對國家利用移民來滋擾英國邊防，對英國帶來的挑戰。

英國去年下半年經濟陷入衰退，官方數據確認了 2023 年經濟進入衰退期，也可能使蘇納克在今年舉行的大選前面臨尷尬和兩難，因為他已經將經濟成長作為政府 5 個優先目標之一。蘇納克所屬的英國保守黨已領導英國政壇近 70 年，同時也以優異的國家經濟聞名，然而根據民調顯示，在 2023 年的經濟條件下，英國民眾似乎更相信工黨能夠帶來好的經濟表現。蘇納克刺激經濟成長的承諾落空，勢必會衝擊今年大選選情。

儘管英國經濟近 2 年陷入停滯。而英國央行已經表示，今年會稍微回溫。至於英國財政大臣韓特（Jeremy Hunt）表示，「有跡象顯示，英國經濟正處於拐點」，「我們必須嚴守計畫，削減工作和企業稅，打造更強的經濟」。從這些談話中，可以看到英國首相與財務大臣的互動，對於經濟變化也有相當大的影響。

英國商會政策主任維奇（Alex Veitch）表示，「企業對面臨的困難已經不抱任何幻想，這個消息無疑會為政府敲響警鐘」。看來，英國的經濟數據讓英國商界對首相以及財政大臣的策略相當擔憂。

英國首相 得為經濟政策負責

英國首相的想法直接影響經濟政策，但也不僅僅是只有首相能對經濟政策指手畫腳。過往從歷史的經驗來看，從佘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自由市場改革、卡麥隆（David Cameron）的親歐盟政策，再到脫歐（Brexit）後現任首相蘇納克對英國整體政治經濟格局的顛覆，每一次重大政策轉變背後，都有著政治意志和鬥爭的影子。這些事件特別凸顯了首相在經濟政策制定中的主導作用，以及他們的政治決策如何直接和間接的影響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向。

作為政府首腦和執政黨領袖的首相，在經濟決策上自然扮演著首要角色，無論是關於國內經濟運作，或是外貿關係的引導，都反映了首相的理念。首相有權任命財政大臣，財政大臣對財政部的工作負有全面責任，藉由調配稅收和借貸來增加政府收入，並通過適當的財政政策管理政府支出，與首相合作。

英國央行總裁 以支持性角色出現 力拚達成首相經濟目標

英國央行總裁與前兩位領導人的關係相對複雜。根據 1998 年的《英格蘭銀行法案》，英國央行有權維持獨立運作，以便在不受短期政治壓力的情況下，決定日常的貨幣政策操作，以達成通膨目標，但在 1997 年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英國央行總裁必須按照財政大臣的指示行事；另外，英國央行總裁仍是由英國國王在首相和財政大臣的建議下任命，因此，當總裁的角色輪換時﹝通常是每 8 年發生一次，現任英國央行總裁是貝利（Andrew Bailey）﹞，央行隨後的經濟策略和方向，常與首相和財政大臣的經濟遠景密切相關。

由於首相擁有的巨大權力，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政治繼續成為近幾十年來經濟政策的主要驅動力之一。脫歐、脫歐前的爭議以及其後果，都在塑造當前和可預見的經濟政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於國會以首相為中心，且因首相在經濟和政治格局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可以說，許多經濟結果只是政治操縱的副產品。

2009 年底開始的歐洲債務危機，是這種多面向複雜關係之間塑造經濟格局和領導鬥爭的另一顯著例子。英國雖然不是歐元區的一分子，但鑑於歐洲經濟的相互聯繫性，它並未能免受危機的影響。與佘契爾夫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時任首相的卡麥隆採取了親歐盟立場，倡導歐盟對英國經濟利益的重要性。他說：「英國不在歐元區，我們也不會加入歐元區，但我們都需要歐元區處理其債務並變得更具競爭力。」他強調了歐盟單一市場的重要性，並主張在歐盟內部需要財政紀律和結構性改革，以增強集體的競爭力和靈活性。

因此，卡麥隆政府支持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協助負債累累的歐元區國家而建立的整體架構，間接支持歐盟穩定經濟的努力。英國參與了和歐盟主要成員國的雙邊討論，希望達成不會對英國經濟產生不利影響的危機解決方案。此外，卡麥隆政府倡導旨在促進歐盟內部經濟增長的政策，例如增加競爭力和尋求貿易協定，認定一個更具活力的歐盟將有利於英國經濟。

這一親歐盟的立場在英國並未獲完全認同。由於英國是歐盟預算的主要淨貢獻國，因此，希望將重心放在改善國內經濟的公眾，對卡麥隆在歐盟事務中的積極參與感到不滿，由法拉奇（Nigel Paul Farage）領導的英國獨立黨（UKIP）也在選民中獲得顯著支持。UKIP 的聲勢高漲，引起了保守黨內政治人物的警覺，反過來敦促卡麥隆解決英國與歐盟之間的關係。這一政治壓力最終導致卡麥隆決定舉行脫歐公投，此一決策雖出於鞏固權力的政治考慮，卻引發了深遠的經濟影響。

卡麥隆脫歐公投的目的原在安撫保守黨內的親歐派和反歐派，但公投辯論側重於國家主權、移民和經濟獨立等問題，最終導致了脫歐的投票結果，引發了一系列重新定義英國經濟政策格局的事件。在後續與歐盟的分手談判過程中，更充滿了不確定性和爭議，對貿易、投資和英國更廣泛的經濟前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財政大臣 相對政治化 滿足首相政治需求

首相的影響力，還藉由任命財政大臣的權力延伸；卡麥隆之後繼任首相的梅伊（Theresa May）在脫歐後任命曾擔任會計師的哈蒙德（Philip Hammond）為新任財政大臣就是一個例子。梅伊就任後的主要目標，是在脫歐引起的混亂中團結各方並穩定英國經濟。因此，她有意地任命傾向留在歐盟、但支持脫歐投票結果的哈蒙德，取代了先前的財政大臣，以展示她領導之政府的中立性，並向公眾傳達一個信息：儘管執政黨內部存在緊張，經濟仍將謹慎運作。像這種從相對政治化的財政大臣，轉而任命務實財政大臣的轉變，以及其他經濟架構的類似調整，都是為了滿足首相的政治需求而促成的。現任英國財政大臣則是杭特（Jeremy Hunt）。

英國央行雖能維持運作的獨立性，相對而言，亦較能遠離政治的干預；不過，在貨幣政策的決定之外，與財政大臣在金融穩定的維持，有密切的合作關係，而當通膨脫離目標值一個百分點時，也要交換意見，另有關對銀行業的紓困等，更需財政大臣認可。透過總裁的選定與法規制度的建立，可以發現，政治即使沒有直接干預，但其影響力也隱隱然滲入。

然而，國際地緣政治越來越複雜，也連帶讓英國的通膨異常的嚴重，儘管蘇納克聲稱通貨膨漲得到控制且經濟正在好轉之後，工黨領袖凱爾斯塔莫爵士（Sir Keir Starmer）告訴選民，英國的未來掌握在「你們手中」，並稱「我們可以共同制止混亂，我們可以翻開新的一頁，我們可以開始重建英國。」這位工黨領袖表示，這次投票將是一個讓國家「變得更好」的機會。而人們越來越期待夏季舉行大選，這樣新首相至少還有 2 年的任期，經濟前景也有更大的改善機會。（本文作者目前就讀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博士班）

來源：《台灣銀行家》174 期

更多精彩內容請至 《台灣銀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