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歐洲也曾提出聯盟戰略 為何只有亞投行成功了

為何只有亞投行成功了？

提要：“一帶一路”的提議得到那么多響應說明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是成功的。我國在改革開放后的短短35年間便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本身就說明了很多問題。盡管現在對我國經濟的“唱衰論”再次興起，但是相比其他世界大的經濟體，中國能保持7%的經濟增長率已經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我們要肯定“一帶一路”戰略是中國魅力的一種釋放。

受訪者王義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問：近年來，也有一些國家提出了類似“一帶一路”的倡議，比如歐洲提出的“歐亞一體化”戰略構想，俄羅斯提出的“歐亞經濟聯盟”戰略等。您認為，“一帶一路”的倡議為什么能夠得到如此廣泛的認同？它的優勢在哪里？

答：“一帶一路”的提議得到那么多響應說明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是成功的。我國在改革開放后的短短35年間便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本身就說明了很多問題。盡管現在對我國經濟的“唱衰論”再次興起，但是相比其他世界大的經濟體，中國能保持7%的經濟增長率已經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我們要肯定“一帶一路”戰略是中國魅力的一種釋放。

關於中國成功的原因，我認為主要可以從“中國模式”的角度來回答。何為“中國模式”？首先是我們改革開放的經驗，比如大力建設工業園區、經濟特區，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戰略。這種模式受到許多國家的推崇，比如印度就很希望借鑒深圳特區的經驗。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一帶一路”就是改革開放35年來，中國魅力、中國模式和中國發展在世界范圍的輻射體現。

世界對中國“一帶一路”的反響會如此巨大，一個背景是改革開放，另一個背景就是美國領導力的衰弱。當前，美國所領導的國際秩序正面臨著更多的挑戰，其領導能力和領導意愿也受到質疑和動搖。從美國的亞太戰略來看，“重返亞太”戰略的實行猶豫不決，這給那些原來為此亢奮的亞太國家潑了頭冷水，許多國家意識到離開中國所面臨著巨大風險。比如，日本的行為讓韓國大大受益，中韓間的貿易交往將大大超過中日之間等。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霸權在一定程度上的衰弱，使得中國“一帶一路”的號召有了更大的響應力。究其原因是世界日益增長的對公共產品的需求和落后的供給制度之間的矛盾。之前，美國是公共產品的主要提供者，也包括主要西方國家和日本。但是即使這些主要國家加在一起，也不足以提供覆蓋世界的公共產品。這是為什么呢？首先是財力不夠。債務危機使得這些國家國內經濟疲軟，內部矛盾突出。盡管美國現在看似經濟回升，但從數據來看，其內部問題依舊比較突出。其次是觀念問題。比如在美國主導下，世界銀行的主要理念是實現民主化，但從本身職能來看有點本末倒置了。民主化固然是好的，但是要結合自身的狀況和條件出發，而並非盲目的民主化。相比之下，中國式循序漸進的改革開放還是比較成功的。世界政治應該是多極的，文化應該是多樣的。美國試圖全面推行政治全球化，推行普世價值，這種思路並不適應二十一世紀國際合作的需要。而中國提出來的“合作共贏”觀念，尤其“一帶一路”理念下的“共商、共建、共用”才能超越“零和博弈”，適應當前的國際關係。

第三個是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適應了這個時代發展的需要。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大家都需要找一個新的投資方向，比方說美國搞頁岩氣革命，德國搞工業4.0等，中國就提出了要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我認為這個是中國吸取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的應時之舉。中國學會了投資要走向實體經濟，光玩金融是不行的，但是要借助金融力量，所以絲路基金、亞投行本質要投資在實體經濟上。我認為這是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創意，為此得到了很多國家的歡迎，這也是適應他們發展需要的。“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現在這樣做也是幫助一些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進行發展能力的建設。

中國以前開發西部雷聲大雨點小，很大程度上與交通不便、發展理念等問題有關。西部要運輸到上海，然后再繞到歐洲。除了鐵路之外，直接從西部到歐洲的連通就不能實現。所以說，原來的改革開放只是沿海地區發展起來的貿易，現在要向內地延伸，內地進一步向中亞、歐洲延伸，把整個歐亞大市場建立起來，這是中國繁榮發展的一個重要保障，也提供給歐亞大陸一個最新的重要機遇。我們經常講歐亞大陸是世界上最長的經濟走廊，從最大的經濟體歐盟、最有活力的增長亞太國家尤其是中國、印度，把這兩邊搭在一起改變了中亞以前“過道、洼地”的形象，這是中國夢和世界夢融通的一個渠道。我認為中國實際上也吸取了一些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發展失敗的一些做法，並適應21世紀國際化全球發展的需要，開創了一種全新的跨洲際間的地區合作模式，開創了經濟走廊、經濟開發區的合作模式。所以我們講“五通”，這“五通”里明顯就比“一通、兩通”更高明一些。

問：您將新書命名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機遇與風險》，您認為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我國面臨的機遇和風險都有哪些呢？

答：我這本書更多講的是風險，因為關於機遇之前很多人論述過了。我們要強調中國將給所在區域、給世界帶來怎樣的機遇。最近，在對意大利的國際政治研究所的訪問時，我講到“一帶一路”給歐洲帶來的七大機遇，一個重要的核心是，這樣的機遇只有中國才能帶來。比方說歐洲人搞不定俄羅斯，俄羅斯搞歐亞經濟聯盟，歐洲也搞它自己的，雙方始終在那里對立著。“一帶一路”把俄羅斯和歐洲都連接了起來，而且歐洲本來就是絲綢之路的終點站。當年意大利的貴族們，借助中國絲綢的生意發了大財，如今新的絲綢之路又讓歐洲發財，歐洲自然就想盡快抓住這個機遇。尤其在歐洲，歐債危機還沒有完全消除，歐洲需要中國提供機遇。這是因為中國已成為資本凈輸出國，若干年以后將成為最大的資本凈輸出國和世界上最大的進口國。只有進口國和投資國才可以影響到話語權。為什么亞投行提出后，大家都很積極？因為亞投行提供了一種新的融資渠道，實現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掛鉤，可以讓歐元、包括一些其他的貨幣提高在世界中的交易和儲備分量。這些國家肯定是因為有好處才這樣參與的。

至於風險，我把它歸為五大風險，當然了還有其他的風險。第一個是經濟行為本身就是有風險的，尤其是長遠投資的項目。經濟風險包括金融風險，如匯率、國際貿易金融的動盪，經濟本身還有盲目擴張的行為，如海外盲目投資等，很多經濟風險並沒有測算好。第二個風險是地緣政治風險。相關國家地區例如中東、緬甸等國家和地區的衝突，這里面的問題很多，比如最近也門局勢的危機就影響到了在也門中國公民的安全，中國能否解決這些問題？這是第二個風險。第三個是安全風險。既包括非傳統安全風險比如中亞的水資源安全、中東的能源衝突、甚至還有氣候變化，也包括傳統的安全風險，比如直接的軍事衝突、顏色革命、領導人更迭等。第四個是法律風險，中國建設“一帶一路”面臨的是地區的法律、國家的法律、歐盟的法律和國際法。這四法全通才能達到自己的投資目的。而且，我們尤其要重視的是海洋有關的法律。現在法律人才是大量欠缺的，可以說法律意識和人才都是不足的。最後一個是道德風險，現在國際上存在一些抹黑中國的聲音，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朝貢體系、中國威脅論等言論不斷出現。如果讓這些言論把中國綁架，把臟水潑到頭上，本來是好的事情也將變成壞事。

問：您認為“一帶一路”的政策倡議將對中國經濟外交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

答：“一帶一路”本身就是一個經濟的行為，也是一個外交的行為。你不是在國內搞經濟建設，是在國外搞，那必須牽扯到國家的外交。經濟為外交服務，外交為經濟服務。所謂經濟為外交服務就是要有一定經濟資源為外交提供便利，否則如果中國手上沒有一定的外匯儲備，沒有經濟資源、技術資源，沒有大量的建設經驗，（沒有國家愿意進行合作）。所以，“一帶一路”最起碼體現了中國的四大優勢：第一是中國是文明古國。“一帶一路”是有歷史的，不是憑空來的。第二是改革開放三十五年以來積累的中國模式的發展經驗。既然中國能夠成功，那么別的國家也能成功，中國鼓勵別的國家走自己的發展道路。第三個是金融危機后，中國積累起來的外匯儲備、資產創新新增量是最多的。很重要的一點是，當今中國不是在進行低技術的投資，而是走高技術投資的道路，如高鐵等等。相關的工程建設里有大量的工程技術人員，這些人和經驗都是中國的優勢。另外，中國和周邊國家相比領國最多，有14個陸上鄰國。領國多既是挑戰又是機遇。中國也要把這變成資源。以前是中國自己在搞開放、發展，現在地方也加入到建設中，各個省市地區都在積極進行建設。以前是沿海地區在發展，現在一帶一路，除了沿海地區外，內陸地區像昆明、青海甚至新疆，也很積極。他們會開拓一種地區合作的新模式。經濟外交不只是國家層面的經濟外交，地方是可以承擔起新的主角的。現在倡導“萬人創業、萬眾創新”，地方就更要創新創業了。經濟外交往下沉，往地方走，對外部世界的互動感會更加緊密，更接地氣。

問：今年兩會答記者問時，王毅外長曾說2015年中國外交的關鍵詞是“一個重點、兩條主線”。“一個重點”就是全面推進“一帶一路”。您也提到建設過程中存在的諸多風險，那您有沒有一些比較好的建議來規避風險，更好地建設“一帶一路”？

答：最好的辦法就是把我們感受到的風險變成大家的風險，實現風險共擔。建設“一帶一路”要“共商、共建、共用”，如果什么東西都由中國背負，那么這個倡議也將付諸東流。怎樣變成大家的東西？不是說把安全包袱丟給大家，而是要一起進行環境評估、安全評估，大家有多少安全能力就做多少項目，共同建設。同時，中國也要加強自身能力建設，軍事要為安全服務，不能僅僅為了國防。此外，民兵也要建設起來，一方面搞建設，一方面也有自我防御的能力，可以借鑒新疆建設兵團的經驗。從機制上講，要有合作安全倡議和合作安全組織。比如，我一直在建議成立一個海上合作組織，陸上安全方面，上海合作組織還需要進一步加強自身功能，擴大成員，甚至可能會形成與北約的對抗。另外，要借鑒歐洲的經驗，可以與歐洲共同經營第三方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