鉅亨看世界－巴黎的美是一場豪賭

(圖:AFP)

巴黎在詩人阿波利奈爾的筆下，被形容成”獵人號角聲在風中的殘響”，我愛巴黎，我在這裡有了家庭、有了夢想、受過傷、迷失過，也重新找回自己過，這座城市的每一處，都存在著屬於我自身的某些部分。

恐怖攻擊的傷口在巴黎沉重的空氣中化著膿，每個身處巴黎的人都感受的到，原先這種創傷法國人可不放在眼裡，面對那些創傷發生後令人不快的現實主義論調，他們總是不置可否地聳聳肩，暗示你他們不會改變自己的生活哲學，對於美的生活堅持是不會放棄的，然而他們還是會恐懼，無人的街道顯得更為空虛，人們交錯時也多了許多充滿疑心的眼神。

在恐怖攻擊一週過後，巴黎地鐵站的載客量少了 10%，公共空間的人們都消失了，一位好友 Anne Salazar Orvig，她是索邦神學院的語言學教授，她說她開給大一新生的課堂上，現在一個人也沒有，沒人敢出門。

許多人死去，觀光客走的倉皇，人們的心中充滿恐懼，以往的平靜不復存在，巴黎正在受苦，這座城市陷入前所未有的虛弱狀態，巴黎的包容力再也容不下這些聖戰狂熱者，西方文明的自由開放現在脆弱不堪。

恐怖分子總是喜歡挑那些充滿象徵意義的地方進行攻擊，他們宣稱下一站是布魯塞爾，但布魯塞爾總是不如巴黎有這麼多特殊的精神情感寄託，巴黎是法國的首都，西方啟蒙運動的起點，更是人權宣言的起草之地。

一位政治科學學者 Dominique Moisi 問了我：”他們是因為我們做的事情才發動攻擊，還是純粹因為我們是法國人所以發動攻擊？”，法國被盯上的原因究竟是因為法國參與了討伐聖戰組織的行動，還是因為法國是個自由民主且政教分離的國家，但我覺得兩者皆非，這跟法國怎麼做或是本質如何都無關，就是純粹的攻擊而已，而這比任何理由都來得恐怖。。

在法國的社會中，每個人都可以是被攻擊的目標，這份威脅從未遠去，但就像是癌症轉移一樣，突然之間你才會發現癌細胞到處都是，恐怖攻擊過後的一週內，是我見過巴黎最不安定的時刻。(接下頁)

[NT:PAGE=$]漫不經心是巴黎人的一種生活態度，這是個可以隨性過日子發掘生活小確幸的城市，但今天，這樣的漫不經心已被戰戰兢兢給取代，西方世界全被這樣的情緒給壟罩，敵人的實力被嚴重低估，範圍限制已被打破，也不分任何階級，恐怖分子可以是中產階級，也可以是來自摩洛哥的私校高材生移民，保護巴黎對抗伊斯蘭國的過程可能會充滿痛苦，但不得不這麼做。

我回到了 1975 年剛到巴黎時住的 Mouffetard 街道，在星巴克旁邊的那家蔬果店還在，似乎甚麼都沒變，一切皆如往昔。

但其實甚麼都變了，不再有人在咖啡廳外抽著 Gitane-Gauloise，不再有人上午十點睡眼惺忪地在戶外品嘗蘇維儂白酒的礦物香氣，賣馬肉的攤販不在了，早上的地鐵也聞不到熟悉的大蒜味，第 10 區和第 11 區那些充滿無數優秀工匠的工作室以及那些吸引年輕人前往的餐廳，也都在聖戰組織的恐怖行動後變得空空盪盪。

僅管巴黎許多地方都已經成為資本家炒作的標的，但巴黎對於城市的全面同質化還是相當抗拒，資本主義在這裡無法徹底施展拳腳，也因此許多充滿個性與歷史的事物得以保存下來，那些設計精巧的公園、奧斯曼時期的街道、奢侈與粗鄙並存的美感，造就了巴黎，巴黎是希望、是夢想、是象徵團結一致的最後堡壘。

巴黎把整座城市的籌碼都擺在”美學”之上，這自然是場豪賭，因為美麗的事物總是會吸引那些征服者，他們只想著破壞，而不是提高人類靈魂的高度，這樣的野蠻人越來越多，看看敘利亞的 Palmyra 古城被摧殘成甚麼樣子。

漫步之中我遇上了 Nicos Moraitis，一位三十年前移民到巴黎的希臘人，他開了間薄餅餐廳 Chez Nicos，可預期的名字，但店裡的薄餅師傅就出人意料了，是一位印度人，名字叫 Nishan Singh，一個印度人替希臘人製作法式薄餅，這就是巴黎啊。

Moraitis 告訴我，自從發生攻擊之後，生意至少掉了四成，沒有人敢出門了，他說：「我今年已經 57 歲了，我的人生大概也就這樣，我不擔心我自己，但我擔心的是我的下一代，還有更下一代的孩子們。」

Moraitis 問我，這些屠殺者要的到底是甚麼？他辛辛苦苦來到法國，融入這裡的社會，貸款開店，努力打拼，最後終於買得起一戶小公寓，法國免費的健康照護與教育令他很滿意，他認為法國的制度與福利對於移民者來說應該是非常優渥了。(接下頁)

[NT:PAGE=$]然而在北非移民到來之後，原先溫和的社會氣氛就變了，這些移民對其前殖民者似乎還有恨意，他們多半住在巴黎北部的 St. Dennis 地區，而那裏現在也變成聖戰組織的溫床，歐洲邊境陷入前所未有的緊張局面，Moraitis 說他們需要的是平靜的日子，巴黎是個可以隨處晃悠就令人擺脫負面情緒的美麗城市，但這樣的美麗再也承受不了任何一次新的攻擊行動。

只有傻子才相信不再會有恐怖攻擊發生，我問了我的老友 Goran Tocilovac 關於 Moisi 問我的問題，他表示，他覺得這與法國在馬利和敘利亞的所作所為無關，他覺得這純粹是因為法國人屬於民主自由陣營的一份子，我們已經習慣這樣的日子，而我們也會全力捍衛這份自由。

這答案某種程度上安撫了我的慌亂，民主雖然會有陣痛，但這是擋不住的潮流，我不確定在經歷了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戰爭後，全球最大的民主國家美國是否還能激勵自己為了捍衛民主而對伊斯蘭國發動軍事行動，但我能確定，為了巴黎，就如同當年為了紐約，我們必須反擊。

經典電影北非諜影中，Humphrey Bogart 對女主角說出的經典台詞＂We"ll always have Paris＂，但有些人總會忘記接下來女主角 Ingrid Bergman 的反問＂But what about us？＂。

最終 Bogart 要 Bergman 離開他，回到她的丈夫身邊，這樣他們的巴黎就會成為記憶中那短暫卻永恆的回憶，Bogart 說，巴黎這座乘載著美夢的城市，她的美與珍貴要能持續存在，就如同他在戰場存活下來一樣，需要做出無數痛苦卻充滿勇氣的決定。 (文：劉憲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