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為女性事業鼓與呼的蓋茲夫人

導讀：比爾與梅琳達-蓋茲基金會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慈善基金，關注人民健康和全球發展。對於基金會的成就，蓋茲夫人梅琳達功不可沒。《福布斯》最新一期封面文章介紹了梅琳達如何從微軟(54.06, -1.21, -2.19%)隱退擔任全職媽媽，經歷一番思想鬥爭后走上前台積極主持基金會事業，為女性和女童事業奔走。

今年9月，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在總理府舉辦了一場七國集團會議，與會來賓為空前強大的女性領袖陣容。其中有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通用汽車(34.55, -1.08, -3.03%)公司首席執行官瑪麗-巴拉、挪威首相埃爾娜-索爾伯格、丹麥前首相托寧-施密特、諾貝爾和平得主利比裏亞總統埃倫-瑟利夫和約旦拉尼婭王后。

在一張可坐二十幾人的會議桌旁，坐在默克爾正對面的是微軟[微博]經理出身的慈善家梅琳達-蓋茲(Melinda Gates)。默克爾向客人致謝，聽取有關婦女政治參與、健康和經濟權利的報告后將演講席交給了來賓。梅琳達-蓋茲首先發言，作了四分鐘言簡意賅的激昂演講。“如果讓女性擔任領導角色，我們就會有所作為，”梅琳達，“我們要發出呼籲，還要大力投資於婦女和女童事業。”

會議室在座的都是世界級女性領袖，但梅琳達憑一己之力就能做到以上這些。總理有議會，CEO有董事會，梅琳達則有413億美元的慈善基金。只要她認為合適，她可以和身為世界首富的丈夫比爾任意安排這些資金。

這是她個人的一場轉變。比爾與梅琳達-蓋茲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已成立十五年，為根除小兒麻痹症、瘧疾和教育試驗部署了巨額款項。但近幾年來梅琳達才開始接受這樣一個事實：這家規模空前的慈善基金會有一半以她的名字命名。她也開始接受隨之而來的影響力，她已經成為全世界專注婦女和女童事業的最有權勢人物。

“我一直在尋找為這些問題奔走呼號的熱心人士，”梅琳達。51歲的梅琳達有那種腳踏實地的技術官僚氣質：外出不帶助理，有的只是大量數據和堅定決心。“我知道這個職位必須由女性擔任。我們會在基金會內部討論，‘能不能爭取到誰誰誰？’我考慮過其他女性領袖，但找不到我認為能為全球女性發聲的人。於是我想，‘如果我就是那個人，那我就義不容辭。我必須要勇往直前，不能畏首畏尾。”

在全球最貧困人口中女性占60%，全球文盲2/3是女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發展中世界“女性死亡率過高”，即每年約有390萬婦女和女童“消失”，其中約2/5死於母腹，1/6死於幼兒期，超過1/3在生育年齡前夭折。

“我們這個時代最迫切的問題是什麼？”梅琳達自問，“其實就是消滅全球貧困。我們知道，做到這點必須把婦女和女童放在核心位置。”貧困和性別歧視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梅琳達投入數十億美元，希望通過解決歷來被忽視的性別歧視而消滅貧困。

梅琳達全名梅琳達-法蘭奇-蓋茲(Melinda French Gates)，在達拉斯出生和長大，父親是一名航空航天工程師，母親是家庭主婦，同時幫忙維持家裏的一點租房生意。“他們確實就想靠房租供我們兄弟姊妹上大學，我們心裏也都明白，”梅琳達。每到周末，他們都要清掃、整修出租房，並在家裏的Apple III電腦上記賬。

梅琳達畢業於天主教女子中學，用五年時間獲得了杜克大學的計算機科學和經濟學學士學位，外加一個MBA學位。為了早點進入職場，梅琳達特意把這個過程縮短了一年。“她一直都知道她想要什麼，”姐姐蘇珊-法蘭奇(Susan French)，“她就是有這種自信。一旦認定下一個項目、下一個目標，她就會全力以赴。”

1987年的“下一個”項目就是擔任微軟品經理。后來的事情所周知——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茲在公司停車場裏邀請她約會。“上大學時我周圍都是很多聰明的男生，因為當時女生非常少，”她談到比爾最初吸引她的地方。“比爾跟我在大學時結識的人一樣。我很佩服他們，他們也佩服我。他聰明的頭腦肯定是吸引我的地方，但除此之外還有他的好奇心。他有很強的幽默感。我喜歡他那風趣的一面。”

兩人相戀七年，然后於1994年在夏威夷結婚。1996年，梅琳達升任微軟一名總經理時懷上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珍妮弗(Jennifer)，她選擇當全職太太。“這完全是她的決定，”比爾-蓋茲，“我有點驚訝，但對她來是有意義的。然后老二、老三又出世了。”

時光荏苒，珍妮弗已經19歲了，在斯坦福讀大二；羅裏(Rory)已經16歲，菲比(Pheobe)也13歲了，對媽媽的依賴越來越少。跟很多盯空巢無所適從的媽媽一樣，梅琳達內心經歷了一段激烈的鬥爭。下一步該怎麼辦？

於是她開始越來越深入蓋茲基金會的工作。該基金會主要關注全球健康和發展，在徹底消滅小兒麻痹症、瘧疾和艾滋病，以及推廣疫苗和衛生工作方面取得了驚人進步。但應該指出，“在倡導女性健康方面，該基金會並非先行者，”《沒有免費的禮物：蓋茲基金會和慈善事業的代價》一書作者林賽-麥戈伊(Linsey McGoey)寫道。

梅琳達逐漸不再那麼關注特定慈善領域了，而是關注如何處理基金會已有的橫向覆蓋面。具體而言，就是給這些涉及全世界最無力婦女和女童的項目提供資金。其中當然有惻隱之心的成分，但梅琳達講究投資回報率。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因為向發展中國家婦女提供小額貸款而獲得諾貝爾和平，他認識到女性更有可能有效管理錢財並將其用於家庭。比爾-蓋茲通過免疫方面的工作輓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而梅琳達也意識到母親比父親更可能帶孩子去接種疫苗。

“剛進基金會的時候，我覺得婦女問題都是‘軟問題’，而我不希望人們覺得我軟弱，”梅琳達，“事實上恰好相反，婦女問題都是些棘手的問題。想解決暴力和童婚？那才叫難。”梅琳達首次公開露面是在柏林。雖然她早已開始在基金會工作，但多年來她一直保護自己的隱私。但最終她承認，倡導一項事業就意味拋頭露面。“我教導女兒們要在這個世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顯然我得作出榜樣。”於是三年前她來到德國，在TedX大會上作了以計劃生育和和避孕措施普及為主題的演講。三個月后，原來每年7000萬美元的認捐額度就翻了一番，而她又宣佈追加1.2億美元。

歡迎來到聚光燈下，梅琳達。教皇本篤十六世治下的梵蒂岡官方報紙發表題為《計劃生育和造：慈善事業的風險》(Birth Control and Disinformation: The Risks of Philanthropy)的頭條文章，指責她散佈言。對於一名自稱每天都會祈禱或冥想的天主教徒，這樣的指責未免苛刻。“這是一個很難以啟齒的話題，”梅琳達，“談論性、生殖和工具……但這是我們在基金會內部所談論的東西。”

梅琳達學到了兩條寶貴的經驗教訓。一是憑藉堅定的信念和雄厚的財力，只要她開口，世界就會聽。“在為計劃生育奔走的過程中，我發現我們可以在全球舞台調遣資源，我就想，‘還有其他的女性問題需要我去解決。’”二是她能承受打擊。

“他們蓋茲太太真是大錯特錯了，她一定是被那些想賣生殖健康工具賺錢的人給騙了，”比爾-蓋茲道。他把報紙當禮物送給了她，梅琳達就把報紙裱起來，放在西雅圖的基金會總部辦公室裏。“我之所以送她一份，是因為她決定仗義執言。這是一個情況複雜的領域，但她選擇了承擔。”

關注該基金會的人都不會認為梅琳達是僅次於比爾的二號人物。“任何熟悉的人都清楚她發揮主導作用，”業內監管機構全美慈善響應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sponsive Philanthropy)的亞倫-多爾夫曼(Aaron Dorfman)。

“最開始我們當然不是平起平坐的，”梅琳達，“他是微軟CEO，我比他低好幾級。我們只有做出改變才能真正平等。這不是一躇而就的事，但我們都為之努力。行不通的時候，我們就私下溝通。但我認為現在已經實現了。”

“我們會互相交流會議和問題。對於什麼時候單獨做決定、什麼時候一起商量，我們已經十分熟練。有些決定之所以需要商量並不總是因為錢的問題，更多地是考慮到‘對方會不會像我一樣關心這個決定’”

“我做任何事情都有一個搭檔，”比爾-蓋茲，“創辦微軟之初是保羅-艾倫(Paul Allen)，他幫忙出點子和早期事務。后來是我上大學時就認識的史蒂夫-鮑爾默(Steve Ballmer)，他加入微軟，把公司運營得超級成功。現在則是和梅琳達一起管理基金會。”

她和丈夫擁有同樣的頭銜：聯合創始人兼聯席主席。(另一位聯席主席為比爾父親；源源不斷注入財富的沃倫-巴菲特則充當聯合受托人。)“她和比爾是最終的決策者，”去年擔任基金會CEO的德斯蒙德-赫爾曼(Susan Desmond-Hellmann)，“從年度預算和戰略開始的審批過程他倆作為平等合伙人參與其中。”

梅琳達在計劃生育方面的舉措很快就延伸到孕婦特別是孕婦和胎兒的健康。一旦涉足計劃生育，自然就會延伸到嬰兒健康，繼而致力於擴大女童教育機會。然后這些年輕女性畢業后又該做什麼呢？據梅琳達了解，發展中國家大多數年輕女性都不會得到有報酬工作。於是她為多項目開了綠燈，鼓勵小農耕作、移動銀行等微型創業。

結果便形成“從搖籃到母親”型婦女和女童組合倡議。基金會並沒有透露這方面的分項投入金額，主要因為這跟去年39億美元的支出密不可分。它還會衡量每個項目對婦女和女童的具體用處。

例如，該基金會支持肯尼亞一家太陽能燈具生商M-KOPA。表面上看這是一個與性別無關的項目——為不通電地區的家庭供電，讓他們不再使用費錢又危險的煤油燈。但它對女童的幫助卻尤其之大，因為在做完一天的家務后，她們常要在晚上做功課。 另一個合作伙伴GSMA則向沒有銀行賬戶的人普及移動錢包賬戶。同樣這對女性的意義更大。世界銀行[微博]數據顯示，發展中國家女性只有58%有銀行賬戶，男性的比例則為65%，很多人被有意排除在正規金融體系之外。

“去印度、孟加拉國之類的地方實地考察時，那裏的婦女所的話你有點不想聽，”她，“但如果你真正坐下來咀嚼一番，過一會兒你就會發現，‘天吶，她們得對’。而這群婦女讓我意識到，我在發展中國家目睹的所有其它問題全都需要解決。它們都是同一問題的組成部分。”

蓋茲基金會也熱衷於資助這方面的試點項目：成功了就進一步投入；失敗了就當交學費。梅根-穆庫裏亞(Megan White Mukuria)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她創辦了肯尼亞專做衛生護墊的ZanaAfrica Group公司。在許多低收入國家，女童例假期間會請假甚至輟學，非洲這一比例高達1/10。

ZanaAfrica的撥款時間表恰好契合基金會側重女性問題的發展曲線。2011年該組織獲得10萬美元的測試階段款項，用於開發竹子、黃麻等本地材料製成的衛生護墊；第二階段穆庫裏亞想檢驗銷售策略和健康教育方式，但她的提議被否決。兩個月后 “否決”變成“也許可以”，又過了三個月，“也許可以”變成了真金白銀的100萬美元。上個月，ZanaAfrica收到了260萬美元的贈款。

“蓋茲基金會最初不能資助規模化生，是因為衛生護墊不屬於他們衛生事業的既定任務，”穆庫裏亞。“但他們互相示意，‘這個我們必須做。’他們不做，那就沒有人做了。”

通過“將婦女和女童置於發展的重心”(Putting Women and Girls at the Center of Development Challenge)這樣一個名字拗口的計劃，明年還會有更多此類項目撥款。大約20個針對女性的入選項目將收到超過20億美元的贈款。這對梅琳達來只是小錢，但預示她正在向新一批慈善團體開放，這些團體將婦女和女童福祉作為主要目標而不是有益的副品。她希望形成一個信息交流中心，服務於在這方面尋求幫助的人，而這正是其中的第一步。

“每個人都在試圖預知哪些會受支持哪些不受支持，”多爾夫曼，“許多團體會相應地調整自己的工作計劃。”這符合蓋茲基金會一直所受的批評——權力過大、閉門決策太多。“無論蓋茲夫婦是否喜歡這樣，”麥戈伊，“有一種看法是，應該慶幸管理層施加了強有力的方向性影響，而不應該看作潛在的問題根源。”

“據我的經驗，梅琳達喜歡聽取他人的觀點，”德斯蒙德-赫爾曼，“基金會裏有人整個職業生涯都從事於某個技術領域，比如有人一輩子都與結核病打交道。”當被問及是否有人會對梅琳達“不”時，她笑，“會有人，‘同意……那是不可能的。’這比直接‘不’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老實，我們對全世界人民負有責任，”梅琳達補充道，“我希望我們有生之年有人迴首往事時會‘梅琳達和比爾是為了窮人而去改變世界，難道不是嗎？是不是因為他們的工作更多的孩子活了下來？是不是感染瘧疾的人數減少？是不是更多的婦女得以避孕？’我們正是對這些人負有責任。”(檸楠/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