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妮：構建中國特色的國防話語體系

作者甄妮系中國國防部新聞事務局參謀

內容提要

習主席2013年8月19日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深刻闡述了事關對外宣傳工作長遠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習主席指出，在全面對外開放的條件下，要加強話語體系建設，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宣傳闡釋好中國特色，在國際比較中堅定自信；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增強在國際上的話語權。習主席的講話為我們如何構建國防話語體系，更好地講好中國軍隊故事，塑造軍隊良好形象指明了方向。

什么是國防話語體系

法國思想家福柯認為，話語是語言與言語結合而成的更豐富和復雜的具體社會形態，是指與社會權力關係相互纏繞的具體語言方式。他指出， “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於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並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王志珂，福柯，1999）意大利思想家葛蘭西認為話語權是一種文化領導權，是社會集團的領導表現在 “精神和道德領導”形式中

無論是對單個的行動者還是作為整體的集群，話語權力在制定各種社會行動規則、參與社會行動中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它不僅潛在地影響到社會行動者參與社會行動的范疇、模式、規範及行為準則，更直接決定其在社會行動中所獲得或所追求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劉笑盈，2010）

這些學說表明，話語的重要性在於，它是一個社會團體（比如一個國家）確立社會地位並被其他團體認識的過程，換句話說，就是獲得認同（“被認識”）和權力（“地位”）的過程。構建屬於自己的話語體系，也就是要在被“他者”理解的前提下，提升“話語權”。

話語權是行為主體追求其表達語言的含義能夠被確認的權力。（梁凱音，2009）也就是說，話語權追求的是話語的影響力，是由影響力界定的 “權力”，而非“權利”。提升話語權，即講話者通過言語或其他方式對議程設置及其結果進行影響、控制，謀取輿論的主動，從而達到既定目的。因此，話語權是國家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話語與政治權力密切相關。國際話語權反映的是國家間的權力關係，國際話語權的斗爭是實實在在的政治斗爭。

現有的國際關係體系中，大國框架下的和平與合作成為政治共識，主要國際組織都在大國主導的框架中維持和運轉；而大國間競爭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就是不同話語體系的競爭。如果國際權力結構發生變化，國際話語權的分配就需要變化。事實上，從經驗角度講，話語權分配往往落后於權力分配。國際權力分配與話語權分配走向平衡的過程，就是新興大國構建自身話語體系的過程。

一國的話語權由三部分支撐，缺一不可：首先，話語權是以國家綜合實力為支撐的，沒有政治、經濟、軍事和科技的綜合實力，就難以建構或維持話語權。其次，話語權是以文化為支撐的，在思想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轉化而來，具有理論體系的支撐。第三，話語權是外交實踐活動的高度理論概括，也為外交活動提供理論支撐。我們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國防話語體系，提升話語權，亦需要這些方面的協同發展。

隨著自身實力的增長，中國越來越多地在構建和共建國際體系中表現出強烈的主動參與意識，在國際規則制定、國際議題設置等方面開始與西方展開競爭。這一競爭過程，也是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國防話語體系的過程。所謂的國防話語體系，就是建立在國家綜合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基礎上的，具有理論體系支撐的，軍事外交實踐活動的高度理論概括。構建中國特色的國防話語體系，是中國和中國軍隊獲取國際認同、提升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手段。

中國構建自己國防話語體系的必要性和現狀

當前，我們與西方和部分周邊國家在輿論方面激烈交鋒，軍事領域一直是中外輿論交鋒的重要領域之一，輿論交鋒的實質是國家意志和戰略利益的博弈。

近年來，我國與我軍已經做出了一系列構建國防話語體系的努力，一方面體現在機制和平臺層面，具有代表性的舉措包括：設立國防部發言人，開通國防部網站，建立軍隊權威資訊發布平臺；通過國防部月度例行記者會、專題新聞發布會和日常資訊發布，及時就涉軍敏感問題回應外界關切；利用高層軍事交往、中外聯演聯訓、軍艦出訪、國際人道主義救援等重大涉外活動加強對外宣傳；多次發表國防白皮書，制作《中國軍隊》系列叢書、《今日中國軍隊》光盤、《中國軍隊》雜志等多種外宣品。

另一方面體現在我們建立了一系列軍事理論、軍事概念和軍事術語。比如“能打仗、打勝仗”“中國夢、強軍夢”等等，“中美新型軍事關係” 這一提法，亦在2014年7月舉行的第六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成果檔案中被引用。

但是，我國在全球博弈中話語權仍然大大偏軟，在相關戰略博弈中處於不利態勢。中國在涉軍輿論斗爭方面面臨的挑戰包括以下三點：

首先，我們在戰略層面的規劃和設計不足。整體而言，現階段我國在涉軍輿論方面，主要是在采取總體防御的軍事姿態的情況下，被動應對西方的攻擊和質疑，證明自身行為的合法性。如面對中國國家實力提升，西方擔心中國“霸權主義”；中國在南海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西方說中國“恃強凌弱”；中國開展例行軍事演訓，西方說中國“炫耀武力”“威懾他國”；中國研發新興武器裝備，西方說中國“軍事擴張”；中國參加維和、護航等履行國際義務的行動，西方說中國“為了石油利益”；中國出口武器，西方說中國造成“一些地區動盪”，等等。面對西方“污名化”中國的合理行為，中方多數情況下是以被動應對為主。

其次，我們缺乏輿論戰參加者的系統化分類。雖然沒有硝煙，但是輿論戰也是戰爭。戰場上就需要各個體系、各個軍兵種、各個部門間的相互配合，共同御敵。當前，我軍雖然多個大單位都設立有發言人，但是部分發言人很少發聲，只有國防部是例行性、常態化發聲。軍地以及軍隊各部門在發聲的統籌協調方面需要進一步加強。同時，如何加強發言人、主流媒體和專家學者之間的協調配合也有較大提升空間。

最後，缺乏能被西方理解的表達方式。換言之，我們的“話語”缺乏 “體系”。中國的快速崛起與國際社會的不適應引發了國際社會對於中國軍方異常密切地關切。面對這些來自西方的話語壓制，我軍缺少一種能夠與外方接軌的“表達”方式。俄羅斯在烏克蘭危機過程中的輿論戰是爭奪話語權獲勝的經典案例。其致勝關鍵在於“用西方的方式和西方人打輿論戰”。

而我軍現在還處在使用自己的方式並希望西方人理解東方語境的階段，表達效果往往無法令人滿意。比如，當我們報導演訓活動時，常常利用剪下特效等觸動觀眾。這種方式固然可以令國內百姓感到自豪，但在西方看來則有炫耀武力之嫌。如前所述，十八大以來，我們已經構建出一部分有代表性的話語。但是我們的“話語”仍舊是零星的、碎片化的，缺乏一個“體系”。因此，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國防話語體系這一工作，還要繼續推進和完善。

建立國防話語體系的努力方向

構建國防話語體系——使這一話語體系既具有中國特色、又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是一項長期的、龐大的、系統的工程。需要國家和軍隊相關職能部門人員、軍隊和地方的專家學者、廣大媒體工作者合力促成。

而對於一國成功建立自己話語體系的檢驗，也需要兩個層面。一是該話語體系能被外國人理解，二是該話語體系能被外國人接受。這兩個層面都是實踐層面。具體而言，我們需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遵循新聞傳播的規律，創造輿論“符號”。新聞傳播是由傳播主體、收受主體、傳播媒介和傳播內容四大要素構成的，新聞傳播規律就蘊涵在這四大要素的相互關係、相互作用之中。

新聞傳播過程的基本規律就是傳受主體間恒久的、穩定的關係的體現和反映，即新聞傳播規律揭示的就是傳播主體如何通過傳遞新聞滿足收受主體新聞需求的內在關係，這種內在關係就是存在於、作用於新聞傳播過程的不以主體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法則——新聞傳播規律。

新聞傳播的規律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中國的國防話語體系需要構建自己的核心概念，這個概念能夠直接明確地向受眾表達中國的戰略意圖；然后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解釋框架，這個框架能夠以符合傳播規律的方式向世界解釋中國國防戰略、政策、行為的合理性；進而形成廣泛接受的象征性符號，這個符號要能夠像熊貓或者“急了也踹鷹”的兔子那樣形象生動的代表我軍的整體面貌。

具體來說，我們對於中國軍隊獨特的概念要有自信，通過“自圓其說”的方式來表達。比如“積極防御的國防政策”，我們要直接將之闡釋為 “不打第一槍”，而不是在“積極”“消極”方面做文章，引起西方誤讀。對於中外共用的概念，我們使用外方理解的方式進行表達。比如軍隊要忠誠，要有戰斗力。對於外方有、中方沒有、對我塑造積極正面形象不利的概念，不予引用。比如“第一島鏈、第二島鏈”概念並不是一個國際法概念，而是西方遏制中國的安排。如果我們借用這一概念，會給人以“中國認可島鏈存在”的誤讀。

二是強調我們與世界各國軍事發展潮流相一致。冷戰結束以來，世界各國競相發展軍事高科技。美國制定了國防科學技術發展戰略，俄羅斯調整了軍事科技發展戰略的總體思路，日本政府更是把高科技發展當作軍事工業發展的先導，印度也在加緊實施新的軍事科技發展計劃以實現其沖出南亞的戰略目標……中國也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面對著軍隊現代化、資訊化的轉型需要。

現階段，中國的國防力量正處於“長個子”的關鍵階段，也就是處於在快速增長的經濟總量背景下實現可見、可用、夠用、管用的軍事實力的階段。在這個過程中，外部體系的不適應反應以及話語打壓是在所難免的，構建中國的國防話語體系不在於完全消除這些反應，而在於形成至少“勢均力敵”的態勢。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中國需要這個國防話語體系不僅僅是防御性或者辯護式的，還必須是有一定積極防御色彩的，也就是要為中國合理的在世界上擴展自身影響力保留必要的余地，為中國強軍之路保留足夠的空間；對中國來說，這個話語體系需要不能過於片面地強調和平與自我克制以交換來自外部的口頭表揚，卻因此失去了發展壯大自身軍事力量的空間。不能只挑好聽的話說，必要的“丑話”也要清晰地說在前面，放在桌上。

三是加強頂層設計和戰略謀劃，各部門協力共建。構建國防話語體系是一項跨界協作的系統建設過程，“軍”“民”之間的界限， “官”“民”“媒”之間的界限，以及不同軍兵種和職能部門之間的界限，都必須滿足整體工作的需要，而不能各自為戰。中國國內的各種力量必須是同下一盤棋，同結一條心，同擰一股繩。為此，需要在跨部門協作機制、復合型高素質人才隊伍建設、跨界專項課題研究等方面展開工作，實現有效的協同創新與合作，共同建設符合中國國家利益需求的國防話語體系。同時，對外宣傳隊伍要壯大，軍事新聞發布專業隊伍也需要加強。

四是一線官兵的媒體意識要培訓。隨著我軍參與國際安全事務的力度不斷加大，軍隊對外交往更加頻繁，部隊官兵越來越多地遂行涉外任務，與媒體特別是與外媒打交道的需求將大幅度上升。

從近些年幾場局部戰爭看，美英等國軍隊為爭取國內外公眾的理解支援，都高度重視發揮媒體的作用，組織記者進行嵌入式報導，要求一線官兵直面媒體采訪，產生了很大影響。隨著我軍軍事斗爭準備加速推進，一旦我與外軍發生軍事衝突，也必將是軍事、外交、輿論的綜合較量，對我軍官兵應對媒體的能力素質提出了新要求。

因此，我軍應將應對媒體培訓融入教育訓練之中，進入各級各類院校課堂，列入軍事演訓活動科目內容；對出國執行任務和遂行軍事應對行動的部隊，應加強針對性訓練；特別要重視對各級領導干部的相關培訓，以此帶動和提高整個部隊的媒體素養。（注釋略）

文章來源：《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