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用保險機制服務社區治理 助力國家治理能力提升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計劃經濟時期單位承擔包括職工住房、養老醫療保險和衛生防疫等在內的全職能“單位社會”向市場經濟下勞動力和資本市場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進行設定的轉型基本完成，社會主義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以經濟理性和社會流動為特征的市場經濟催生了民眾生活空間和意識形態的變革，民眾私人空間不斷擴展，家庭生活和個人生活成為了與單位生活相對分離的領域，並被置於十分重要的地位。人們生活的共同體——社區逐漸成為民眾生活的核心領域。20世紀90年代進行的國有企業改革更是推動了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活力的空前提升，這一時期，大量“單位人”轉變成為 “社區人”。

社區是社會和城市的基礎和細胞，是新時期貫徹落實“四個全面”戰略版面的社會基礎。優化社區治理已經成為夯實社會基礎的根基性工程。

社區治理是市場經濟運行下服務型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重要載體。“單位社會”中由單位承擔的關於民眾生、老、病、死等一系列政府職能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逐漸從單位職能中剝離出來，重新成為政府應該著力解決的公共服務職能。“市場進、政府退”的經濟體系改革使政府的定位由“管制型”向“治理型”轉型。為民眾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建設服務型政府成為國家治理的新定位。社區作為服務型國家治理體系的基層載體，承擔著適應企業、體制改革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需要，保證社會穩定，促進城市和農村社會發展的重要角色，是事關中國經濟社會的 “改革、發展、穩定”的重大問題。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區治理不僅承擔著承接“單位社會”的公共服務職能的任務，同時城鎮化和人口老齡化等經濟社會的變革增加了社區治理在資金、資源、協同等方面的難題，新形勢下社區治理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

充分發揮保險現代服務業功能，服務社區治理，助力服務型政府建設。新國十條強調，保險業的風險管理功能是完善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手段。以提升社區綜合服務能力為目標，保險業在以下幾個方面服務社區治理空間廣闊：

第一，運用保險機制化解社區治理矛盾。居民自身權利意識的覺醒，社區階層構成復雜化，社區管理體制不順加劇了社區治理的矛盾。市場經濟的發展極大激發了社區居民追求自身利益的沖動，自我意識、平等意識、民主意識和自身權利意識普遍覺醒在客觀上導致了社區矛盾的加劇。同時，伴隨以城鎮化為代表的劇烈的社會變遷，社區人口構成日益復雜化，不同社會階層具有的不同利益訴求致使居民間的利益調和更加困難。此外，基於資源分配不公平、管理者不作為等問題，代表基層政權的街道辦事處和代表居民利益的居民委員會之間的公共權力衝突，以及兩方公共權力與居民的公民權力衝突屢見不鮮，進一步加劇了社區治理矛盾的復雜化。同時，隨著改革開放后城鄉之間隔閡逐漸緩釋，居民政治不平等程度逐漸降低，經濟不平等程度大大上升，經濟利益衝突是社區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時化解社區治理中存在的矛盾，防止矛盾的升級和擴大化，對於構建和諧社會，提升人民幸福感，維持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經濟補償是保險的基礎職能之一，保險業通過合理評估社區治理矛盾反應的風險后果及其風險成本，清晰界定權利邊界，因地制宜開發社區治理責任保險，為可能引起社區治理矛盾的風險事件進行經濟補償，發揮保險責任在事前風險預防、事中風險控制、事后理賠服務等方面的功能作用，用經濟杠桿和多樣化的責任保險產品化解民事責任糾紛，為社區治理矛盾提供市場化、客製化解決方案。

第二，借助保險行業撬動社區建設投資，提升社區綜合服務能力。積極調動市場資源參與社區建設是夯實社區治理基礎的關鍵點。社區治理的公共物品屬性決定了政府在社區治理中處於主導地位，充分調動市場資源參與到社區治理建設既是我國治國執政理念的體現，也是我國社區治理的現實要求。一方面，充分運用市場化機制，調動市場資源參與公共服務領域建設，是創新公共服務提供方式的重要路徑，也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推動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作為政府派出機構的街道辦事處和作為居民自治組織的居民委員會是我國社區的主要建設者和管理者，但是由於我國財稅體制安排，街道辦事處一級基層組織體系無獨立財政權，在以往社區建設服務中積累的資金量小，無法滿足社區基礎建設的需求。依靠政府自身進行融資，不僅融資難度大，融資成本也相應較高。積極引入市場資源、運用政府資金投入撬動市場資源參與社區治理具有現實的必要性。

保險行業作為重要的市場參與者，參與社區建設投資具有天然的優勢。

首先，保險資金已成為金融系統最大的機構投資者之一。保險資金具有總量大、期限長的特點，與涵蓋社區養老、衛生、治安等基礎建設在內的社區治理投資的對於資金量和資金長期性的要求相匹配。充分發揮保險的資本融通作用，可為社區治理提供可持續、低成本的長期資金支援，解決社區治理的融資難問題。同時，由於社區治理投資與保險資金性質相匹配，投資社區建設對於提升保險資金投資收益，解決金融資源供需期限錯配問題具有積極意義。

其次，保險產業在社區的發展有助於帶動保險產業上下游服務產業的社區建設投資，提升社區服務水平。第一，保險行業的重要支柱直保公司在社區的發展，將帶動保險經紀、保險代理、保險公估等保險行業內部資源在社區的發展，提升社區居民享受的金融咨詢服務水平的全面性。第二，以人身險和財產險為內容的保險行業上下游涵蓋勘察定損、醫療健康管理、養老設施服務等產業，以提升保險公司自身風險定價能力為目標，保險公司通過與相關產業合資合作參與社區管理，對於撬動相關產業資源支援社區建設，提升社區服務居民的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運用保險機制提升社區居民風險保障水平，增進居民生活幸福感。

長期以來，由於社會保障體系不發達，社會保障對於居民人身、財產的風險暴露覆蓋率低。我國居民平均儲蓄率達到60%以上，其中，為應對意外、疾病等風險進行的儲蓄占據相當大的比重。居民高儲蓄率制約了私人部門投資和消費。保持經濟的中高速增長，釋放和拉動私人部門投資和消費是重要路徑。運用保險機制，讓商業保險充分發揮社會保障體系的支柱作用，提升居民風險保障水平，為居民的人身、財產面臨的風險暴露提供全面覆蓋，才能為居民進行投資和消費解除后顧之憂，進而提升居民經濟收益和生活水平，增進社區居民生活的幸福感。但是，由於我國居民保險意識較為薄弱，對保險的認知度不強，商業保險傳統銷售渠道帶來的誠信問題廣為民眾詬病，商業保險對居民的風險覆蓋提升作用不明顯。采用保險入駐社區，參與社區治理的方式，一方面利於保險機制宣傳，提升社區居民對保險的認知度和接受度，另一方面，利於提升保險售后服務，解決社區居民購買商業保險的理賠難問題，進一步提升保險服務社區居民的水平。

此外，多年以來的城鄉社會保障體系的區隔，造成了農村人口社會保障水平遠遠低於城鎮居民。我國農村市場人口多，社會保障需求大，保險產業發展空間巨大。解決農村人口的保障問題，不僅僅要依靠社會基本醫療保障體系的發展，更要依靠市場的力量。采用保險參與農村社區治理的方式，提升農村社區居民的風險保障水平，對於構建無死角的全面小康社會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第四，運用保險機制建立社區風險監測管理體系建立，推動社區資源的優化設定。保險作為社會文明機制的重要內容，其作用不僅僅在於為不確定的風險損失事件提供經濟補償，保證社會的穩定，更重要的是通過保險定價明確保險標的的風險成本和風險管理價值。社區治理既在於社區服務設施及組織體系的建設，又在於社區成員對社區的認同感和相互支援網絡的建立與增強。在社區治理中引入保險機制，一方面，人身、財產風險的定價，利於確定包括社區服務、社區衛生、社區治安等眾多公共物品面臨的風險點，另一方面通過責任風險定價等機制，利於確定居民在社區生活中面臨的風險點，對於建立社區治理風險框架，制定社區治理戰略，完善國家治理體系中的社區基層治理體系具有戰略意義。此外，基於保險價格指標所反映的風險成本與風險管理價值的評估結果，是設定社區治理相關公共資源的決定性依據之一。推動社區基礎建設投資相關領域風險評價基礎建立，有利於推動社區治理公共物品提供領域基於風險的分類和定價的資源優化設定。也可以通過保險定價將社區公共物品、社區治理相關風險轉化為金融產品，對於引入金融市場資金參與社區治理建設，優化社區內金融資源的設定意義重大。

（作者系北京保險研究院常務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