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安全與戰爭問題的戰略反思

作者林宏宇系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主任

內容提要

2015年是人類空前的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二戰的破壞可謂空前,但其是否絕后,卻還有待觀察與思考。正如我們可以把戰爭分為“熱戰”與“冷戰”一樣,和平同樣也可分為“冷和平”(假和平)與“真和平”。“冷和平”是一種非常不穩定的國際關係狀態,“冷和平”容易給人以和平的假象,以為和平就是必然的,戰爭離我們很遠,從而使得某些中小國家容易“任性”,大國容易缺乏包容,低階政治問題容易“越位”,這反而容易釀成真正的大危機與大危險。近期西方戰略學者發出的“基辛格之憂”與“哈斯之問”也反映了對“冷和平”的憂慮。國際社會如果對“冷和平”狀態認識不夠、處置不當,則有可能導致國際戰爭的再現與和平的終結。從歷史、現實、未來三個維度,結合中國的國家安全與大國博弈的背景,對國際安全與戰爭問題做戰略思考,可以發現:從歷史維度來看,人們對國際戰爭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歷史過程；從現實維度來看,當前中小國家“任性”亂為,大國博弈暗流涌動,“冷和平”狀態令人擔憂；從未來維度來看,中美關係與中日關係是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最重要的大國關係因素,也是中國對國際戰爭問題進行戰略思考與未來展望時所無法回避的。中國要妥善謹慎地處理好中美關係與中日關係,未來愛好和平的中國將會成為遏制國際戰爭的重要力量。

1.引言

戰爭與和平的關係問題是國際社會關注的永恒主題。避免戰爭、保證國際安全與和平是國際社會的首要目標，而戰爭是對國際安全的最大威脅，也是影響國際安全的最大要素。因此，如何認識戰爭與和平的關係，如何規避國際戰爭以維護世界和平，都是國際安全研究領域的重要議題和問題。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人類空前的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二戰之慘烈，雖已過70載，但依然令人心悸。“這場戰爭是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戰爭，戰火遍及亞洲、歐洲、非洲、大洋洲，有80多個國家和地區、約20億人口卷人其中。法西斯侵略者給世界帶來巨大災難，給人類文明造成空前浩劫”。二戰的破壞可謂空前，但其是否絕后，卻還有待觀察與思考。而且，2015年還是一個“戰爭紀念之大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甲午戰爭結束120周年、日俄戰爭結束110周年、朝鮮戰爭爆發65周年、越南戰爭結束40周年、兩伊戰爭爆發35周年、海灣戰爭爆發25周年以及波黑戰爭結束20周年。其中，多場戰爭都與中國有關。古人云：“后之視今，亦如今之視昔”。歷史的反思非常重要，通過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明事理，知更替，謀未來。因此，2015年我們有必要舉行隆重的紀念，但我們今天紀念戰爭，是為了明天能避免戰爭。

然而，現實安逸的生活容易讓人留戀和平而忘卻了戰爭，尤其是對長期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們來說，更容易把和平當成某種必然。但實際上，和平從來都不是必然的，和平是有代價的。而且，和平也有各種形態，正如我們可以把戰爭分為“熱戰”與“冷戰”一樣，和平同樣也可分為“冷和平”（假和平）與“真和平”。而且，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冷戰甚至比冷和平更好些。因為冷戰機制會不時提醒國際社會不要忘記了熱戰，要力避陷入熱戰，這時高階政治問題會自動“管控”低階政治問題，各國遇到危機時也會傾向於自我克制和包容，相對容易“顧全大局”；然而，“冷和平”卻給人以和平的假象，以為和平就是必然的，戰爭離我們很遠，從而使得某些中小國家容易“任性”，大國容易缺乏包容，低階政治問題容易“越位”，這反而容易釀成真正的大危機與大危險。筆者認為，“冷和平”是一種非常不穩定的國際關係狀態，而當今的國際社會正處於這樣的“冷和平”狀態。

它具體表現為國際關係中大國博弈暗流涌動、中小國家“任性”亂為，表面平靜的國際安全形勢下潛藏著巨大的不穩定風險。筆者認為，當今世界正處於某種程度的亂序與失序的邊緣，近期引起國際關係學界關注的“基辛格之憂”與“哈斯之問”都表達了對”冷和平“的憂慮。所謂的“基辛格之憂”，是指美國著名戰略學者亨利·阿爾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對當今及未來國際秩序可能出現消極變化趨勢的擔心。基辛格認為當今世界秩序正處在一種貌似有序，但實則逐漸向無序狀態演進的一個長期趨勢中，這個趨勢將不利於未來的世界和平與發展。該思想可從基辛格最近出版的一本十分暢銷的著作——《世界秩序》看出來。在這本書中，基辛格認為歷史上存在的“國際秩序”主要有三種：亞洲的等級制秩序、伊斯蘭”非此即彼“的宗教秩序、歐洲的威斯特伐利亞均勢秩序，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秩序”從未存在。今天的世界秩序以威斯特伐利亞秩序為基礎，但正面臨著嚴峻挑戰：亞洲國家如不能走出舊有的民族主義榮耀與仇恨，將把分歧推向衝突的邊緣；中東伊斯蘭“聖戰”分子在教派衝突與地區亂局中崛起，欲以極端方式重建伊斯蘭秩序；歐洲正脫離正統的“主權原則”，美國則徘徊於一系列矛盾的原則中，不愿意繼續充當“世界警察”與“平衡者”。基辛格認為，引發上述問題的根源主要有兩點：一是當今世界處於多極化過程中，新興科技革命使得國際關係更加復雜，新的“力量平衡”很難達成；二是美國力量衰落，世界主要力量中心對世界秩序的“合法性”存在不同理解，價值觀難以聚合。理查德·哈斯（richard n·haass）是美國著名的智庫——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fr）的主席，其對美國戰略界的影響很大，且影響力正在持續發酵。2014年秋天，哈斯在美國《外交》雜志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失序時代》的文章，引起國際關係學界的廣泛關注。文章對整個國際秩序做了一個判斷和梳理，提出了一個悲觀的觀點：當今時代可能正處於一個新的時代，一個失序的時代。哈斯在文章中提出：“到底這個變化是一個獨立的事件，還是一個長期趨勢的開始？”筆者將這一問題稱為“哈斯之問”。“哈斯之問”其實是表明了一種擔心，對當前世界國際關係中的混亂、無序，對各種各樣的危機不斷凸顯以及一些潛在風險的戰略上的憂慮，實際上這跟“基辛格之憂”有類似之處。至於失序的原因，哈斯認為是由於美國的不作為造成的。哈斯這一判斷對美國外交是有影響的，哈斯用“失序時代”這樣的語言，就是為了刺激美國行政當局，實際目的是希望促使美國有所作為。一言以蔽之，所謂的“哈斯之問”也是美國戰略學者對當今世界失序的一種憂慮和擔心，反映出美國戰略精英界對美國力量淡出的一種不滿與無奈。

國際社會如果對“冷和平”狀態認識不夠、處置不當，則有可能導致國際戰爭的再現與世界和平的終結。值此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筆者試從歷史、現實、未來三個維度，結合中國的國家安全與大國博弈的背景，對國際安全與戰爭問題做一個戰略反思，以期實現對“冷和平”的某種超越。

2.歷史的維度

什么是戰爭？1832年普魯士人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e von clausewitz）在其著名的《戰爭論》一書中指出，“戰爭是迫使敵人服從我們意志的一種暴力行為”，“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繼續，是政治交往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實現”。

有人說，世界歷史就是一部世界戰爭史，因為國際關係史上戰爭的時間比和平的時間還要長。這種觀點也許有些偏激，但卻道出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即戰爭與和平是國際關係的兩種常態。而且，如果從某個角度來看，一部國際關係史，確實就是一部世界戰爭史，因為戰爭確實充斥著國際關係史的太多時間。所以，有人甚至認為和平只不過是戰爭的“中場休息”。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寫道：“戰爭是人類社會存在的一部分，是國際社會衝突的最高體現，而且這一衝突只能由戰爭來了結。”他認為，兩個武裝敵對的國家之間出現和平，不能以均勢原則來解釋，唯一能解釋的是它們兩國都在等待最佳的行動時機，“和平只不過是戰爭的暫時缺失”。另外，克勞塞維茨對人類理性持非常悲觀的看法，他對國際社會保持和平的可能性幾乎不抱任何希望。他認為民族國家在為獲得或推進某個政治目標，雖然並不總是訴諸戰爭，但是它們卻總是面臨著戰爭的危險，因為國際環境總是變化莫測，國家之間絕對的力量均衡很難建立。

如果有人問：“你喜歡戰爭嗎？”正常情況下大多數理性人都會做出否定的回答。反戰、厭戰、求和平似乎應是“共同人性”。因為戰爭通常會產生毀滅性的后果，並伴有巨大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自近代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形成以來，近400年間，國際戰爭所造成的死亡人數呈幾何基數的增長。據不完全統計，18世紀全世界因國際戰爭死亡約700萬人，比17世紀增加了約15%；19世紀國際戰爭死亡約1940萬人，又比18世紀增加了約177%；而剛剛過去的20世紀，全世界戰爭死亡人口約1.097億，這個數字約是19世紀的5.7倍，而我們今天所紀念的70年前結束的那場戰爭死亡人數就占了20世紀戰爭死亡人口總數的近2/3。

為什么歷史上總有一些國家不斷地向其他國家發動戰爭、訴諸武力呢？實際上，這說明人們對戰爭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歷史的過程。有些時候，有些國家的人們甚至覺得戰爭是個好東西。他們認為戰爭可以磨礪民族的意志，戰爭可以使國家變得強大。例如，1868年明治維新之后的日本，就是通過一場又一場的對外戰爭，快速崛起為身居亞洲的“西方國家”。1894-1895年，日本通過甲午戰爭打敗中國，獲得天價的賠償，2.3億兩白銀造就了工業化的日本；1904年通過日俄戰爭打敗俄國，攫取了沙俄在中國東北的諸多特權，躋身西方強國之列；1914年通過對德國宣戰，攫取了德國在中國山東半島的勢力范圍，進一步壯大了日本實力；1931年又通過炮制九一八事變，全面占領了中國東北三省。因此，在“二戰”以前，包括許多普通日本人都覺得戰爭是個好東西，每打一仗國家就能強大一次，這很可能是日本國內始終有一股軍國主義狂熱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愛德華·格萊澤（edward glaeser）的研究發現，戰爭經常會得到一些普通民眾的支援，即使這些民眾無法從戰爭中獲得任何物質利益，有時甚至會失去很多，因為執政者往往會“故意夸大敵人的威脅以及他們的卑鄙”，並“以此激發普通民眾對敵人的仇恨”，“即使所發動的這一戰爭與他們的國家利益相悖也在所不惜”。這一點在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時表現得最為明顯，當時在小布什政府的鼓動下，美國朝野兩黨議員及很多普通民眾都認為應該對伊拉克開戰，盡管后來美國政府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開戰理由是子虛烏有，但美國普通民眾依然承受了近十年的伊戰痛苦。這也正如讓·雅克·盧梭（jean j·rousseau）在《永久和平計劃》中所寫道的：“統治者總是貪得無厭，擴張領土和集權統治的欲望不斷刺激著他們的野心，而民眾被異化，歇斯底里地為統治者的征服與戰爭貢獻財力和人力，而絲毫沒有意識到因此帶來的痛苦，統治者的貪婪和民眾的異化是相輔相成的。”今天，我們似乎又看到了日本國內民眾的這種異化，例如，據最新的日本媒體民調數據顯示，約有六成的日本民眾支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另據日本防衛大學學者研究發現：“如今90%的日本人支援加強日本軍力，這是40年來日本政治生態發生的根本性變化。”這些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與深思。

而且，在對待國際戰爭的歷史責任問題上，日本政府的態度也十分令人憂慮。而同樣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始作俑國”，德國對待戰爭歷史責任的態度要比日本端正得多，它通過主動擔責、真誠道歉、積極賠償、嚴懲戰犯等舉措，最終以負責任的大國形象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諒解。從歷史的視角來看，這主要有兩方面原因：第一，德日兩國對法西斯問題認識的不同。第二，冷戰背景下美國對歐戰略與對亞太戰略的定位有異。關於第一點，主要體現在德日兩國政府領導人對法西斯問題的認識差異上。德國領導人堅決反對納粹法西斯，認真承擔戰爭責任，而日本領導人對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態度曖昧，試圖推卸戰爭責任。二戰后德國有兩位總理很重要，他們是聯邦德國首任總理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維利·勃蘭特（willy bmndt）。阿登納本人極端厭惡崇尚軍國主義的普魯士精神和納粹法西斯，年輕時曾因反對希特勒而兩次被抓人集中營，所以在他的任期內堅決立法懲戒並消除納粹法西斯之余孽。勃蘭特更是堅定的反納粹法西斯戰士，年輕時也曾因反希特勒而被迫流亡國外。像阿登納一樣，勃蘭特深知和平對於德國這樣一個飽經戰爭鐵蹄踐踏的國家的重要性。在他的任期內，勃蘭特從不回避納粹德國在二戰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不僅能夠正視歷史，而且還勇於道歉。1970年12月，勃蘭特在訪問波蘭華沙猶太區起義紀念碑時出人意料地下跪致歉，震驚世界，並於1973年6月成為第一個訪問以色列的德國總理。他在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高聲朗讀《聖經》，並宣稱：“耶路撒冷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我最後一個重溫過去的地方，但卻是最重要的一站，因為它完整地體現了我們黑暗的過去，它要我們承擔起作為德國人的責任。”勃蘭特拋棄個人尊嚴的“華沙之跪”至今讓人記憶猶新，被稱為是歐洲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表現。勃蘭特的歷史觀，不僅推動著戰后德國不可逆轉地朝著反省和清算納粹罪行的方向發展，而且對緩和冷戰局勢，維護歐洲和平起到了重要作用。這正如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上，頒獎主席所指出的：“自從二戰結束以來，懸而未決的德國問題始終是對和平的一種潛在威脅，作為德國總理的勃蘭特，為了德國人民的權利，向昔日的對手伸出了和解之手，他滿腔熱忱地為歐洲和平奔波，為奠定歐洲和平事業做出了杰出貢獻。”然而，再看看日本，我們就會發現日本戰后有好幾位首相本身就是二戰戰犯，如岸信介（安倍晉三的外祖父），他們自然不會輕易清算二戰的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的余孽。

當然，由於歐洲是當年冷戰的主戰場，美國精力主要放在歐洲，日本是冷戰時期美國在亞洲的最主要盟友，美國在亞洲主要依靠日本的力量，其駐亞洲的軍隊也大部分駐在日本。因此，不管是依賴也罷，縱容也罷，美國需要日本助其一臂之力，故而對日本國內的右翼保守勢力的泛濫，美國也只能聽之任之。筆者認為，這也是日本國內對二戰始終不能深刻反省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美國作為戰后體系的最主要建構者，其對戰爭問題的認識和態度也是我們對國際戰爭歷史充滿憂慮的一個原因。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幾乎每十年左右就打一場戰爭：從20世紀50年代的朝鮮戰爭、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戰爭、90年代初的海灣戰爭，到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再到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這與美國國內存在一個強大的軍工利益集團復合體有很大關係。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始終存在著一股發動戰爭的強烈動機。因此有的美國戰略學者認為，“美國嗜好戰爭而懼怕和平，因為美國經常為戰爭做準備而不問戰爭為什么是非打不可的，可以說戰爭已成為美國國民靈魂的一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打了這么長時間的戰爭，以至於普通國民與美國領導人對和平這個概念即便不是懼怕也是有些不自在。幾十年下來，我們已到離不開戰爭的地步了”；“我們並不想要和平，我們不僅是醉心於戰爭，我們已經到了擔心離開戰爭無法生活的地步。戰爭變成了我們消除恐懼的手段，恐懼又成了參與更多戰爭的正當理由。”“戰爭不再成為歷史的休止符，它變成了我們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決定著我們是誰，我們怎樣定位自己。即便參加戰爭的只有一小部分美國人，但是我們的社會中許多群體認為，戰爭於整體利益而言不可或缺。我們對和平的畏懼甚於對戰爭的畏懼，這種畏懼滋養戰爭的惡性循環就變成了美國生活的支柱。”

3.現實的維度

歷史告訴我們，國際戰爭多是大國之過、中小國之禍。當前的國際安全形勢似乎正上演著這種歷史的輪回：大國博弈復雜激烈、小國伺機“搗亂”不止、地區中等強國“任性”作為。這種形勢不能不引起愛好和平人民的深刻憂慮。

這三個因素中，大國博弈因素最為重要，如果大國關係出現問題，國際衝突與戰爭的危險性就會大增。而筆者認為當前處於“冷和平”狀態下的大國關係正面臨著自1991年冷戰結束以來最嚴峻的國際安全考驗。

其中，美俄和俄歐關係因“烏克蘭危機”而陷人全面停滯狀態，成為了“冷和平”的最好注解。美俄關係方面，自烏克蘭危機以來，美國不斷加大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力度，並在北約框架內逐漸加大對俄羅斯戰略外圍的軍事壓力，試圖以壓促變；對此，俄羅斯普京政府強硬應對，毫不妥協，積極以經濟軍事兩手應對，美國對之無可奈何。近來美俄關係有進一步趨緊之勢，奧巴馬甚至在2015年6月8日西方七國集團（g7）峰會上公然批評普京“執迷不悟，一心想恢復甦聯帝國的輝煌”。這種嚴厲激烈的措辭在大國首腦外交中比較罕見。此外，美國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ashton carter）6月23日在訪問愛沙尼亞首都塔林時宣布，美國準備在波羅的海三國、東歐國家（保加尼亞、羅馬尼亞和波蘭）和中歐（德國）部署坦克、火炮及其他軍事裝備，以此安撫因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干預而感到緊張的北約盟國。

俄歐關係也因烏克蘭危機而陷人停頓，歐洲把俄羅斯視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破壞者，強烈感受到俄羅斯的安全威脅，防范與遏制的呼聲日漲；俄羅斯則依靠地緣與能源的優勢，我行我素，保持對歐關係的強勢，俄歐關係也持續停滯。因篇幅關係，這兩對大國關係筆者不再贅述，筆者重點關注中美關係和中日關係，因為這兩對關係直接影響中國的國家安全與和平穩定。

當前影響中國周邊地緣安全因素中，美國是最關鍵的因素。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單極霸權加速衰落，盡管今日美國在亞洲的強大影響與控制力仍在，但隨著中國在亞洲的強勁崛起，美國與中國在亞洲的現實利益、地緣政治及區域主導權爭奪方面的較量更加激烈。深感“權力轉移”之憂的美國試圖以“重返”／“再平衡”戰略來緩阻中國和平崛起的勢頭，把遏制中國過快崛起、管控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作為其最重要的戰略目標。

破壞中國東南部的地緣安全環境是美國管控中國過快崛起的重要選擇。當前的東亞地緣安全格局始於二戰以后，總體上是美日韓與中俄朝之間的南北對峙。當前，對於美國來說，具有冷戰色彩的東亞對峙顯然須讓位於遏制中國過快崛起這一戰略目標。因此美國六十多年前為中國“量身定做”的“第一、二島鏈”版面就派上了用場，處在島鏈上的諸如日本、韓國、菲律賓、澳大利亞等美國盟友也就自然走上了前臺。無獨有偶，這些國家中有些又與中國有島嶼、領海爭端，這就為美國“定向引爆”島鏈提供了絕佳機會，而“定向引爆”的直接信號便是美國大幅度調整其在亞太地區的軍力部署。

其一，近年來美國不斷強化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安全存在，進一步擴大對華安全優勢，維護其在亞太地區的安全主導權。積極實施縱深布防規則，軍力部署重點從原先的“第一島鏈”，逐漸向以西太平洋(601099,股吧)的關島為核心基地、以澳大利亞為后援基地的“第二島鏈”轉移。轉移后關島將擁有美軍在太平洋地區25%的海軍陸戰隊陸空特遣隊兵力，美國在關島駐軍也由原先的1.5萬人增至3.9萬人，同時美國還大幅度提升澳大利亞在美國西太平洋空軍戰略中的地位。此外，美國軍方推出“空海一體戰”戰略概念，整合美國在遠東地區的軍事資源，提升美軍‘反進入’和‘區域拒止’能力，防止中國在未來戰爭中速勝及對伙伴國構成脅迫”。

其二，美國進一步整合亞太軍事同盟網。作為“域外”國家，美國缺乏直接干預東亞安全事務的“合法性”，必須依賴其在亞太地區的盟國，向東亞地區投放安全影響。二戰結束后，美國通過《美日安保條約》《美韓共同防御條約》《美澳新共同防御條約》《美菲共同防御條約》《美泰共同安全法》等安全條約，在亞太地區建立了龐大的軍事同盟體系。但冷戰結束后，由於失去共同威脅，美國亞太同盟體系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松動。近年來，美國為了加強亞太地區的安全主導權，開始修復亞太同盟網絡，鞏固自身在東亞安全結構中的主導地位。例如，利用“天安艦事件”和“延坪島炮擊事件”，強化美韓軍事同盟，不斷推遲戰時指揮權的移交時間；利用“黃岩島事件”，不斷加強同菲律賓的軍事合作；利用日本“購島事件”，進一步加強與日本的聯盟。此外，在強化原有軍事同盟關係的同時，美國還積極推動亞太同盟的網絡化，大幅度加強橫向聯系。美日韓、美日澳、美日印等對話機制不斷發展，努力打造以“美日＋１”為主要形式的“亞太小北約”。

盡管美國方面一再否認這些軍事安全政策調整的“假想敵”就是中國，但從地緣政治與地緣安全的角度來看，這些調整客觀上惡化了中國的國際安全環境，以來，美國在亞太地區軍事動作頻頻，除了與菲律賓舉行超大規模的聯合軍演外，美國國防部還開始研究針對中國在南沙群島擴島行為的軍事回應計劃，準備進一步向中國施加軍事壓力，如果該計劃得到奧巴馬的批準，中美將在南海地區面臨更嚴峻的對抗，有可能成為自2011年美國提出“再平衡”戰略以來最嚴重的挑戰。目前美國有兩艘航空母艦（喬治·華盛頓號、卡爾文森號）在該地區活動，另有兩艘驅逐艦也在該地區執行任務，一艘濱海戰斗艦（沃斯堡號）還抵近中國南沙群島附近海域巡邏。針對美國海軍帶有挑釁性質的部署，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明確回應：“中方一向主張南海航行自由，但航行自由絕不等於外國軍艦、軍機可以隨意進人一國領海、領空，中方將堅定維護領土主權，我們要求有關方面謹言慎行，不得采取任何冒險和挑釁行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

相對於中美關係，當前的中日關係更加令人憂慮。目前的中日關係好比是兩輛正在相互趕超的賽車，原來日本一直領先，近年來中國已快速趕上，日本為了延緩中國的趕超速度，不斷制造種種安全事端。在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大背景下，2013年12月以來，日本安倍政府有恃無恐，加快了向所謂“正常國家”轉變的步伐，在軍事安全和外交政策領域動作頻頻：解除武器出口禁令，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強行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接連推出《防衛計劃大綱》《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和《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一系列安保政策調整檔案。這些軍事安全政策的調整和軍力部署具有長期性特點，一旦形成將難以在短期內改變，將對中日兩國的安全關係帶來長期的消極影響。除了政策宣示外，日本軍方還頻頻“有所作為”，尤其令人擔憂的是，2013年日本海上自衛隊軍艦居然無視中國軍方的嚴正公告，公然在中國海軍實彈演習區域長時間逗留，並發動二戰結束以來最大規模的富有針對性的綜合軍演，長途調動導彈部隊演習封鎖宮古島附近的國際公海頻道，甚至揚言可能擊落出現在有爭議的釣魚島上空的中國軍用無人機。另外，為了加強與中國的抗衡，針對釣魚島附近空域，日本戰機近年來“緊急起飛”的次數不斷增加，據有關學者不完全統計，已從五年前一周一次，增加到現在每周近十次，這是1958年以來日本空中自衛隊“最忙的季節”。此外，日本還主動提出修訂《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企圖與美國聯手加強對中國的防范與制衡。從當前安倍政府的政策路線來看，日本已逐步向摒棄和平主義而成為“能戰國家”的方向大步轉化，日本有可能再度發展出一個“政軍關係體制”，這不禁使我們聯想到曾對亞洲人民造成深重災難的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

在美日的壓力下，中國國家安全形勢空前嚴峻，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尤其是當前的中日關係，其更復雜在有領土爭端，而這恰是爆發國際戰爭的最重要原因。可以說，當前中國面臨著空前的安全壓力，有時甚至是戰爭的壓力。面對日本的挑釁，中國政府目前為止最強硬的回應就是設立了東海防空識別區。

筆者認為中國政府設置東海防空識別區主要有兩點戰略考慮：

第一，這是改善中國東向海洋地緣安全結構、構建“戰略緩沖區”的一個重要舉措。從地緣安全環境來看，中國是當今世界地緣安全環境最為惡劣的大國，尤其是中國東向海洋地緣安全結構，異常復雜和惡劣。中國東面臨海，擁有漫長的海岸線，是一個海洋大國，然而卻是一個“有海無洋”的海權弱國，因為在通向大洋的戰略頻道上阻隔著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海上戰略頻道非常狹窄，極易受制於人。要想突破這種困境，中國一定要有打破“第一島鏈”的戰略設計。

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國內經濟建設落后，基本上“家徒四壁”與“人民戰爭”，欲利用幅員遼闊的國土縱深來反擊和消滅來犯之敵。當然，這種戰略是一種“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無奈之舉。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后的今日中國，已不再是當年“光腳不怕穿鞋”的窮中國，而是有所牽掛的中國。因此，“御敵於國門之外”就成為今日中國國防戰略的必然選擇。尤其是中國東部國土集中了60%以上的國家財富和最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如北京、上海和廣州），亟需一個“戰略緩沖區”的保護，而這個“戰略緩沖區”的東沿就是“第一島鏈”。未來中國的軍事力量將經常在這個“戰略緩沖區”活動，得讓日本適應這個事實，不要老是驚呼“中國海軍又一次穿過第一島鏈了”！中國的東海防空識別區與這個“戰略緩沖區”部分重合。因此，我們不妨把它看作是中國打破“第一島鏈”的一種戰略設計，是改善中國東向海洋地緣安全結構，構建“戰略緩沖區”的一個重要舉措。中國需要明確告訴外部世界：“第一島鏈”不是封鎖中國的島鏈，而是中國保衛東部國土安全的第一道防線。

第二，是恢復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主權有爭議原狀的需要。當前日本安倍政府頑固堅持所謂的“釣魚島無爭議”的立場，已成為和平解決中日釣魚島爭端的最大障礙。日本的這種僵硬態度，除了美國戰略介人背景外，日本政府本身的“戰略誤判”或“錯覺”也是重要原因。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由於中國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的政策“過於厚道”，才導致日本的“誤判”或“錯覺”。當年鄧小平同志為了中日人民長期友好，提出了“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指導方針，應該說是符合當時的國情與世情的。但后來我們在貫徹執行時，片面重視了“韜光養晦”，忽略了“有所作為”，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過於消極、被動，以為不主動出擊，不去惹事，就可以保持和平，爭取發展時間。從客觀上來說，雖然爭取了一些時間，但後遺症很大，最大的後遺症就是讓日本覺得長期“實際控制”釣魚島是很自然的，是“合理的”，久而久之他們就產生了釣魚島主權沒有爭議的“誤判”或“錯覺”。我們要堅決打破這種“誤判”與“錯覺”。當日本政府非法購島事件發生后，中國政府斷然采取反制措施，堅決加強海上維權力度，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接受在釣魚島海域與中國公務船“並駕齊驅”、各自宣示主權的現狀，這是朝釣魚島主權問題確有爭議的客觀事實邁進了一步。但這還遠遠不夠，日本目前僅接受海上存在爭議，對空中的爭議依然不接受，還不能接受中國公務飛機巡航釣魚島的狀況。這不正常，不符合釣魚島有爭議的原狀，釣魚島主權有爭議應是全方位的、立體的，不僅包括領海，也應包括領空。因此，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覆蓋釣魚島區域，正是中國宣示釣魚島主權的好機會，同時也為未來中國公務飛機巡航釣魚島埋下伏筆。因此可以說，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是恢復釣魚島主權有爭議原狀的又一個戰略舉措。

4.未來的展望與應對

由於此輪中美、中日安全博弈的起因及背景不同以往，它將呈現“長周期”“低烈度”的特點，在未來可預見的一段時間還可能會出現某種程度的“安全困境”，呈現出“冷和平”的特征。同時，不可否認，此輪中美、中日安全博弈也對國際安全格局產生了很大影響，對未來的大國安全博弈走向、國際安全格局與國際秩序的演變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首先，要看清美國，處理好中國與美國的戰略關係。

美國因素是影響當前中國國家安全環境的首要因素，遏制中國過快崛起、管控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是近期美國亞太戰略的首要目標。美國試圖以“重返”／“再平衡”戰略來緩阻中國崛起的勢頭，而此戰略客觀上卻極大地刺激了東亞地區某些國家借美抗華的念頭，它們試圖以制造安全事端來“引美入亞”，希望美國“主持公道”。美國也愿借助這些國家對華挑釁來增強其“重返”／“再平衡”戰略的效果。我們應審時度勢，正確應對，在美國不威脅中國核心國家利益與安全的前提下，努力緩和對美關係，致力於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努力消除美國對華戰略猜忌。

東亞是中國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美國“重返”／“再平衡”戰略給中國東部帶來了巨大的安全壓力，如果中國繼續堅持過度倚重東亞，不僅可能加劇同美國的摩擦碰撞，而且會帶來某種戰略風險。當前擁擠不堪的東亞地區已經出現某種“安全困境”的特征。為此，中國開始調整對外戰略方向，積極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向西挺進，逐漸從“戰略東向”轉為“戰略西向”。該戰略不僅可以使中國避開地緣安全環境惡劣的東亞，轉向大有可為的西線，還可以達到揚中國之“長”（經濟貿易、基礎設施）避中國之“短”（軍事、安全實力）的戰略目標。

但是，筆者認為，在積極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時，也要注意處理好中國與現有國際體系的關係。盡管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極大地增強了中國的綜合國力和挑戰霸權的實力，但國際體系與中國關係的主旋律依然是影響者和被影響者的關係。如果說有什么變化的話，那主要體現在如何對待國際秩序方面，具體來說，就是從以往的適應性融人，開始轉向建設性塑造。應該說“一帶一路”是一個高超的戰略設計，它巧妙地轉移了大國博弈的焦點，悄然實現了中國的戰略轉向。然而，該戰略能否成功實施，還要看它的運作技巧與拿捏的分寸。筆者認為，從中國與國際體系關係的歷史視角來看，在未來一段時期內，最好不要輕易挑戰現存的國際秩序及其維護國（主要是美國），否則很可能招來巨大的安全壓力，從而打亂我們的戰略部署。目前，我們已有些冒進的跡象，已然產生不少不良的反應。比如，近來美日關係異常走近，美國超高規格接待日本首相安倍的來訪；美菲舉行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聯合軍演；西方七國集團（g7）罕見地發布針對性很強的海洋安全問題聲明，劍指中國南海；美國兩大智庫“亞洲協會”和“外交學會”都發表內部研究報告，反思中美關係：“對美國來說，它正在放棄崛起的中國可以成為目前全球秩序利益共用者的觀點。”美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也發布報告稱，要將美國實力的所有元素集合起來，以維持美國在東亞的“首要地位”。這些跡象從大戰略上講都對中國的和平崛起非常不利，務必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

其次，要看清日本，可適度“矯枉過正”，反戰但絕不懼戰，求和但絕不茍和。

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雖身處東方，卻常以“西方人”自居，看不起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然而，從歷史的長河來看，“五百年西方、一千年東方”，西方的崛起和強大無非是這近四五百年的事情，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明卻曾經引領世界至少一千多年。在中國人眼中，日本永遠是個小國，即使近代以來它曾欺辱過中國。今天的中國正在強勁復興，正在恢復歷史上應有的國家地位與國際影響，未來的日本也許將再次面臨歷史的抉擇，是跟東方走，還是跟西方跑。現在中日關係正逐步向這個歷史臨界點靠近，日本也許不甘心這種歷史的宿命，試圖有所改變，故才不斷挑起事端，制造中日關係的緊張，試圖借靠域外大國力量，拖拽中國和平崛起的步伐。面對日本的張狂，我們首先要在戰略上看透它、藐視它，但在戰術上卻不可不防。另外，目前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我們要吸取以往教訓，求和但決不茍和，可以適度采取“矯枉過正”的對策，堅決主張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主權完全歸中國，否則就有可能回不到“中線”——承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主權問題有爭議的原狀。

再次，要努力突破中國的海洋戰略困境，建設海洋強國。只有這樣，中國才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有可能贏得戰略機遇期，實現和平崛起。

這方面主要有兩點建議：其一，增強普通國民的海洋意識，培育百姓大眾對海洋的感情，努力發揮平民百姓在維護海洋權益中的特殊作用。從現代各國外交實踐來看，民間力量在國際爭端（包括海洋爭端） 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有時甚至可以起到官方起不到的特殊作用。因此，我們可以考慮對有爭議的海洋國土采用官民結合的辦法來訴爭和維護。其二，要有打破“第一島鏈” 包圍圈的戰略設計，大力培育海權，加強海軍建設，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海洋大戰略，實現從海洋大國向海洋強國轉變。我們要明確向世界宣告“第一島鏈” 不是封鎖中國的島鏈，而是中國保衛東部國土安全的第一防線，未來中國海上力量將經常在“第一島鏈”附近活動，得讓西方國家尤其是日本適應這個必然的事實。同時，要大力加強海軍建設，只有中國海軍實力達到與其國力相稱的地步時，才能讓與中國有爭端的國家不敢輕易冒險挑釁，不敢圖謀靠購買幾艘先進艦艇的辦法來挑戰中國，繼續侵占中國的海洋國土。

最後，要進一步加速中國軍事現代化進程，迅速且有效地增強中國的軍事實力。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應該是阻止國際戰爭、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但受實力限制，尤其是軍事實力的限制，中國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從冷戰后的大國博弈來看，我們可以發現，除了經濟實力與政治實力外，軍事實力往往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例如，烏克蘭危機中俄羅斯之所以能夠在克里米亞歸屬問題上占據主動，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俄羅斯強大的軍事實力；又如在“北方四島”爭端問題上，俄羅斯之所以強勢，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俄羅斯壓倒性的軍事實力優勢，以致日本歷任首相甚至都不敢輕易正視“北方四島”。此外，近年來俄羅斯戰略轟炸機還頻頻隨意“光顧”美日聯合軍演現場而對方無可奈何之，等等，這一切都說明了俄羅斯強大的軍事實力有效彌補了作為大國應有的其他實力的不足，這很值得中國學習和借鑒。有人說，日本怕俄羅斯，但不怕中國，日本人不敢挑戰俄羅斯，但敢挑戰中國。筆者認為這里面的關鍵原因很可能就是中國的軍力不夠強，而日本是個崇尚武力、崇拜實力的國家，他們對國際戰爭的反思首先想到往往是如何打贏，而不是戰爭是否正義問題。例如，許多日本人對二戰的反思是為什么二戰中日本會被美國打敗，而不是日本為什么要發動這場戰爭。因此，未來中國要想阻止戰爭，就必須有足夠強大的軍事實力。

當前中美與中日之間的博弈，對大國博弈方向與國際安全格局都產生了較大影響。首先，它促使中國戰略轉向，從“戰略東向”轉為“戰略西向”，積極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中國在亞太國際安全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上升。其次，美國可能陷於東西兩線同時作戰的尷尬境地，這勢必消耗美國的實力，加重美國的戰略負擔，同時分散美國的國際安全影響力，美國在國際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將有所降低。最後，大國博弈重心“西移”，國際安全格局呈現“西升東降”的態勢。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四大力量（中、俄、歐、美）中，至少有三個力量將博弈的中心轉向歐陸西部，歐陸將可能成為未來大國力量博弈（中歐、中俄、歐俄、美俄）的中心舞臺。

5.結語

總而言之，國際戰爭——人類這一揮之不去的夢魘——從未遠離。值此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我們更有理由記住歷史的教訓。同時，我們要進一步增強憂患意識，要充分看到正處於“冷和平”狀態的當今世界，依然非常不太平，烏克蘭危機、利比亞戰爭、敘利亞戰爭、“伊斯蘭國”（isis）衝突、也門衝突等彼伏此起，國際社會依然面臨著國際戰爭的嚴峻考驗。

和平崛起的中國要深刻認識當前所處的地緣安全環境，處理好戰爭與和平的關係，處理好大國安全博弈的關係。中國當前的周邊地緣安全環境源於近代以來的歐亞大陸地緣政治格局的演變。筆者認為，中國周邊地緣安全環境的演變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1）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后的東亞“朝貢體系”崩潰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是一個劇烈動盪的歷史階段，經過激烈的抗爭，古老的中國終於突破西方的圍堵，重新屹立於世界的東方，重塑了東亞地緣安全環境結構。（2）1949年至1991年冷戰結束，這是一個主動調整的階段，中國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努力調整其國際角色，較好地適應了美蘇爭霸的地緣戰略環境，成功轉型並生存下來。（3）1991年至2030年左右，這是中國努力突破西方新的一輪圍堵，實現和平崛起的階段。這個階段中國的周邊地緣安全環境將呈現從動盪漸趨穩定的特點。當前中國周邊地緣安全環境正處在第三階段的“時間中值”位置上，即由不穩定趨向穩定的時間節點上。這個節點在宏觀上表現為當前中國和平崛起進程遭遇現存的國際體系的空前挑戰和壓力，在微觀上則表現為周邊地緣安全環境中諸多不穩定因素能量的集中釋放，周邊安全問題頻發。這些問題中既有周邊區域內國家的雙邊、多邊因素，也有國際體系內權力轉移的因素。

而眾多因素中，最重要的顯然是中美關係與中日關係因素。中美關係與中日關係是目前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最重要的大國關係因素，也是我們對國際戰爭問題進行戰略思考與未來展望時所無法回避的。首先，我們要充分認知美國的對外戰略定位，尤其是對華戰略定位對中國的國家安全環境有直接的影響。我們要清晰地告訴美國：中國既不會也不想挑戰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中美關係好則世界好，中美關係糟則世界糟。美國戰略精英們對此也早有共識，他們深知“中美關係是未來25年美國要面對的重大戰略問題”，“中國會根據中美關係的發展決定21世紀是‘血腥的世紀’還是‘和平的世紀’。”筆者認為，盡管當前中美關係還不盡如人意，但未來也壞不到哪去。因為當前中美之間有較完善的交流合作機制（如戰略與經濟對話、高層人文交流等），它們是中美關係的“保險系統”。這也正如劉延東副總理2015年赴美參加第六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前，在《今日美國報》上發表的題為《系牢中美人文交流紐帶》的署名文章所指出的，“中美關係雖經風雨，但人員往來、人文交流從未停止，特別是在應對氣候變化、突發災害、反對恐怖主義等全球性挑戰面前，兩國政府和人民總是攜手並肩，通力合作，為人民友好交往搭建了更加廣闊的平臺。6年來，這一機制圍繞教育、科技、文化、體育、婦女、青年、地方交流等領域，取得近300項務實成果。目前中美間每17分鐘就有一個航班起降，2014年有430萬人次來往於太平洋兩岸。有49萬名中國青年在美學習，超過10萬美國青年到中國學習。2014年僅中國75所高校接待來訪美國學者1.2萬人，召開中美學術研討會217次。中美結成了逾240對友好省州和城市。兩國人文交流呈現前所未有的發展態勢。”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確有理由相信未來中美關係能夠渡過很多難關。

其次，我們要謹慎處理好中日關係，做好必要準備，反戰但絕不懼戰。打破日本的戰略“誤判”和“錯覺”，在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主權問題上決不退讓，求和但絕不茍和。同時，積極挖掘有助於中日關係向好的正面因素，努力恢復和發揚光大中日民間友好的力量，讓更多日本民眾認識到戰爭的危險與苦難，努力以二戰勝利70周年為契機，爭取實現中日之間的戰略和解。

最後，中國要想實現對“冷和平”的超越，要盡可能多發掘那些能幫助中美關係走近的歷史與現實的因素，同時盡最大努力減少美日關係走近的機會。這不是出於狹隘的民族國家利益考慮，而是基於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考量，因為只有中美關係穩定，亞太安全域勢才能穩定，而美日關係好，對亞太安全域勢助益不大，只會加深這個地區“冷和平”的色彩。筆者相信未來只要我們處理好中美關係與中日關係，飽經苦難的中華民族就即將迎來偉大的復興，愛好和平的中國將會成為遏制國際戰爭的重要力量。中國的和平崛起與發展對世界而言既是雙贏，又是共用，更是一種機遇與希望。這正如習近平主席2014年11月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上發言指出，“中國要同國際社會一道，推動實現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世界夢，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做出新的更大貢獻。（注釋略）

文章來源：《國際安全研究》2015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