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會是下一個德國嗎？

中國會是下一個德國嗎？

當今中國與德國在崛起之路上有著諸多的相似之處。那么，中國會成為下一個德國嗎？

2015年伊始，歷史學家及政治評論員便大膽將今年與當年的德國進行比較，並認為全球快將爆發一場災難性的戰爭。

匯豐銀行前首席執行官、英國保守黨的前國務大臣格林在《不情愿的大師》一書中寫道：“地球上沒有哪種文化比德國文化更偉大。沒有哪個國家對人類思想和創造力的歷史貢獻更大。沒有哪個國家陷入過更深的深淵。”

追溯到羅馬時期，當時的德國人飽受其他民族的欺凌。由於處在歐洲的中心，他們的國土在歷史上就一直是戰場；時至今日，德國人將1618年至1648年的30年戰爭看作是最嚴重的國家創傷之一。

與法國人和英國人不同，日耳曼人並沒有合並成一個國家，而是被四分五裂，一直受到威脅。然而，他們知道他們是同一個民族，他們保護著他們共同的自我感受不受一切外來者影響。

在保護這種共同的自我感受的決心中，他們培育出一種知識、藝術和創新文化(300336,股吧)，這是其他任何社會無法相比的。從路德、康德、黑格爾到海德格、哈伯馬斯，格林發現了德國思想的力量。他還發現了德國音樂和詩歌的力量。如果沒有德國哲學和藝術，我們將如何發展？

但是，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么比一個拿到槍的受害者更危險了。當1871年日耳曼人最終統一，成立所謂的第二帝國時，他們內心充滿了驕傲，確信他們的時代最終到來了。他們已經將羅馬神話《血與土》當作是他們文化的根源。如果你用血與土來定義的話，那些生活在你的土地上，但不流著你血液的就是異教徒。猶太人。

這是一場災難，不僅對全世界，尤其是猶太人，而且對德國人自己也是如此。數百萬德國人喪生，作為戰敗方的幸存者變得一無所有，四處遭到驅逐，生活在廢墟之中。他們將這一時刻稱作“零點”，一切的結束。

“零點”實際上是一個開始。德國人重建家園，重新團結一致，如今領導著整個歐洲。那么，中國會成為下一個嗎？

如果中國和西方保持和平共處，那么21世紀就會避免20世紀的恐怖事件。如果中國和西方爆發戰爭，就會出現超出想象的可怕災難。

有分析指出，當今中國與德國在崛起之路上有著諸多的相似之處。

首先，兩國周邊都是敵意國家。二戰前的德國，法國是直接且強大的敵意國家，以法國而言，被摧毀的德國才是安全的德國；英、蘇是潛在的敵對國家，好英國認為德國危險，但可以牽制蘇聯甚至法國，蘇聯意識形態上敵視德國，但是希望以其牽制法德；波蘭是直接有一定力量的敵意國家，其占有但澤，且具有一定軍事實力。

對比如今中國，日本是直接而強大的敵意國家，美、俄是潛在敵意國家，印度、越南是具有一定實力的敵意國家。總的來說，納粹德國和現今的中國都被敵意國家在戰略上包圍。

其次，德國的經濟發展情況與中國有相似之處。由於英美的貸款，二戰前德國的經濟並未受29年經濟危機的影響，相反還有所受益，到了二戰爆發前德國工業產值僅次於美國，而高速發展的經濟也是希特勒政權在民間的統治基礎，但是這種戰爭導向型經濟也有其體制性的隱患，即無法持久，終究需要戰爭。

當今中國經濟發展達到世界第一指日可待，經濟發展同時也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基石，但是這種經濟發展面臨體制性的瓶頸，屆時轉移社會矛盾的最佳方式仍然是戰爭。

再次，民族感情的相似之處。德國歷經一戰失敗，割地賠款，而中國自1840以來也是備受屈辱。二戰前德國之仇視法國，與現今中國之仇視日本，如出一轍，民族主義在國內都是極為盛行。而兩國對美國的態度也很相似，視其為最終對手，卻不想與之過早交手。

中國變得強大起來，如果中國和西方保持和平共處，那么21世紀就會避免20世紀的恐怖事件。如果中國和西方爆發戰爭，就會出現超出想象的可怕災難。

然而，牛津大學教授瑪格麗特•麥克米倫卻認為，當年的德國和如今的中國一樣，是一個正在崛起的世界強國，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對比都經不起推敲。

中國媒體齊魯晚報稱，一戰前與當前國際局勢的今昔對比中,今日之中國與當年之德國,在不到半個世紀中迅速崛起,也許是人們所認識到的第一個“相似之處”。與中國歷經近現代的苦難、完成民族獨立與國家復興一樣,一戰前,德國也是一個完成統一僅半個世紀的新興國家。

遺憾的是,“站起來”的德國人迅速迷失在對一個問題的討論中：什么是德國當時最該做的事?

對德國這樣一個強敵環飼、地緣關係復雜的國家來說,想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智慧。然而,100年前的德國,在國力繼續迅速發展的同時,卻在世界地圖上胡亂標記自己的“核心利益”。

德國各利益集團不顧國家整體利益,從各自狹隘的訴求出發,影響和干擾著國家決策:海軍派認為海上利益是“德國的生死問題”,力主發展海軍,並全力準備對英作戰。陸軍派則主張全力發展陸軍,重點打擊法國。金融家和商人希望進入巴爾干、土耳其和近東,要求優先打擊俄國。

時任德國首相的霍爾韋格悲嘆說,這種亂象的結果是“向每一方挑戰,又妨礙了另一方,而且削弱不了任何一方。”

“核心利益”不明,大搞四面出擊的德國,為自己贏得了“歐洲問題兒童”的綽號,並最終成為引爆一戰的一大誘因。然而,一戰的結果卻是個莫大(博客,微博)的諷刺:在前線戰事尚未明顯分出勝負之際,德國卻先從內部瓦解了。

1918年德國水兵在基爾港發生起義,反戰之火迅速燒遍全國,十一月革命爆發,德皇威廉二世宣布退位,德意志帝國土崩瓦解。一戰中的德國,最應解決的問題原來來自自身。

國內既有矛盾並不總會隨著國力增強而解決。德國雖然迅速崛起,但當時其內部亟待解決的問題遠多於外部,其應當做的不是盲目地對外爭取“核心利益”,而是應將“手術刀”對準自己。

殷鑒不遠,今日的中國已經充分認識到了在國家崛起中繼續深化改革的重要性。

中國主席習近平指出,中國“打鐵還需自身硬”,伴隨著這句宣言,中國共產黨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提出了60項改革措施,中國改革進一步深化的號角已經吹響。

可以看出,在中國力量愈發強大的同時,中國的心態是冷靜的,頭腦是清醒的,中國不會像百年前的德國那般四面出擊,安心練好“內功”仍是中國現階段的主題。

回顧一戰歷史,具有綁架性質的軍事同盟,是促使大戰爆發禍首之一。德國為履行與奧匈帝國的盟約,在薩拉熱窩事件后肆意放縱奧匈提出各種無理要求,最終激怒了俄國。而英法為履行與俄國的盟約,又在俄國卷入戰爭后相繼卷入大戰。

聯盟不是必然會帶來安全,相反在某些時候可能會成為陷阱,把大國拖入戰爭的泥潭,甚至衰落的軌道。反思一戰,如此僵化的同盟體系之所以會形成,與當時歐洲在德國的帶頭下相繼放棄“均勢外交”不無關係。

俾斯麥時期,德國堅持“聯奧、拉俄、親英、遏法”的外交規則,與周邊各國保持著富有彈性的關係。

然而,此后的德國采取了“不全寧無”的簡單化、情緒化的外交思維。拒絕與俄國續訂《再保險條約》,促成法俄結盟,德國喪失了一根約束盟友奧匈帝國的韁繩；同時堅持對法遏制政策,法德關係始終緊張。

薩拉熱窩事件則是“小國綁架大國”的極端表現,最終推倒了一戰的多米諾骨牌。

對於將今日世界看做一戰前翻版的人來說,日本與當年的法國神似—同樣處在衰落期,同樣因被鄰國奪走了次強的地位而懊惱不已,而俄羅斯則堪比當年的奧匈—與中國山水相連,對外十分強硬,自身國力卻十分有限。

然而,這種類比顯然沒有將中國對這兩國的態度考慮在內:

一方面,中日關係雖然處在低谷期,但中方態度靈活,而且造成當前中日關係僵局的責任完全在日方。

另一方面,中俄戰略伙伴關係始終秉承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定位,兩國領導人更相繼表態,結盟對中俄來說是一種“過時的關係”,既然如此,更不用說德奧一戰時的“同盟”關係了。

與百年前以武力威懾周邊的德國不同,習近平提出“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四字方針。

以中國與東盟自貿區為例,前十年雙方貿易額超4000億美元,李克強總理在去年9月中國-東盟博覽會開幕式上提出,未來打造雙方合作的“鉆石十年”,力爭在2020年將貿易額提升至1萬億美元。

而且中國新一屆政府執政以來,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多次訪問周邊國家,與四鄰分享中國改革和發展的紅利。當前的東亞看不到一戰前德國外交死局的影子。

人類歷史上,新興大國與老牌強國之間總是難以避免衝突甚至戰爭,像德國一樣與英國發生衝突,成為一些持此論者眼中中美兩國不可逃脫的宿命。

事實上,德國在一戰中與英國爆發衝突,與其說是“宿命”,不如說是錯誤選擇。德皇威廉二世認為,重走英國拓展殖民地的老路是德國崛起的唯一途徑,這意味著幾乎處處與英國的世界霸權對著干。

德國稱霸的企圖,與英國維持歐洲均勢的政策相悖；德國瘋狂擴建海軍,觸碰了英國敏感的海權神經；德國爭奪“日光下的地盤”,必然越來越多地闖入占有殖民地最多的英國的勢力范圍,英德衝突在所難免。

反觀中美關係,較之當年的英德關係要復雜和微妙得多。說復雜,中美之間合作與摩擦並存,而且摩擦還存在於多個領域,比如網絡安全問題、貿易摩擦、美軍對華偵察等,但更重要的是雙方均明確認識到管控摩擦的必要性。

中國提出與美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中國認為當今的國家間關係已經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一個新興大國想要發展,完全可以在交往所產生的增量中找到空間,而不必與老牌強國爭奪存量。

有賴於這種認識,今天的中美利益深度融合,在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和全球性挑戰上有著密切合作,業已存在的如戰略與經濟對話、人文交流高層磋商等溝通機制正在一點點地增加彼此的了解。中美間頻繁交流與百年前劍拔弩張的英德關係截然不同。

西方對“一戰重演”的恐懼,歸根結底是懼怕新興大國帶來的不確定性。的確,中國這頭睡獅已經醒了,但它給世界帶來的不是顫抖,而是和平與安詳。

中國人從骨子里就沒有擴張與侵略的基因,中國一直並將繼續向世界證明,中國是全球治理的建設性參與者。

國際問題分析員 文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