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為何就解決不了中國式通縮的難題？

貨幣政策為何就解決不了中國式通縮的難題？

中國如何解決消費問題，不僅是一個應對全球性通縮的問題，而是一個系統性的研究國民經濟未來發展的問題。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市場百廢待興，投資和消費十分旺盛，人們消費掉了產出的大部分，但各類產品和服務的供給依然吃緊。因消費需求巨大，居民儲蓄率偏低，難以滿足企業等的投資資金需求。

這種情況下，為了適當抑制消費和促進投資，需要抬升利率水平。

中國央行從1979年就開始提升利率，1979年利率還不到4%，而后一路上升，到了1993年的時候，利率已經漲到了超過10%。

在長達十五年的利率上升過程之后，市場的儲蓄意愿被激發，投資意愿則有所減緩。

統計顯示，從1992年到2000年，中國國民儲蓄率從35%升到了62%，同期投資率從38%下降到了35%，消費和投資之間得到了較大的平衡，這也從一定程度上誘發了中國市場1998至2002長達五年的物價低迷。

自2002年中國加入wto之后，出口市場迅速崛起，中國對投資的需求重新擴大，中國投資率從2001年的36%已上升到了目前的48%。

正因為如此，中國經濟對海外市場的依賴開始加深，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持續至今的歐洲債務危機等，都導致中國新增產能難以及時消化。

那么沒有國際市場的需求，中國的“內需”到底能否消化掉中國的高投資、高產能呢？

隨著國民收入的提高，按照市場發展規律，儲蓄率會出現較快增長，如果在這一段，適當的降低利率，就能很好的刺激消費，增大國內市場的需求規模，這也是2007年后央行持續降息的主要依據。

但問題的關鍵是，從1992年至2012年，雖然中國國民儲蓄率從35%升到了超過60%，其中政府和企業的儲蓄率翻了一倍，而居民儲蓄率卻沒有變化（1992年為20%，2012年依然是20%）。

另外，由於居民消費意愿跟可支配收入、社會保障體系、城鎮化水平、人口結構等都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中國已經走完了“解決溫飽”的饑渴型消費時代，如果要實現從“饑渴消費”到精細化大規模消費的飛躍，不僅要有完善和發達的金融體系，還需要有穩定且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做后盾，注定是一個十分漫長的發展過程。

因此會發現，雖然中國居民的收入依然在增長，儲蓄總額也一直在增加，但即使央行把利率調低至零，也不可能將居民的儲蓄大幅度轉化為消費（最多只是從銀行轉到“余額寶”），因為目前的消費不足並非是居民儲蓄較高的問題，而是政府和企業消費不足所致（不要以為企業只是一個只搞生產的組織）。

真正推動高儲蓄率的政府和企業一直致力於投資（政府忙於基礎設施建設、企業忙於生產和並購），而非消費。

當然，政府和企業的消費目前受到了多重層面的影響，比如政府層面有反腐要求，而企業的問題更為復雜，在中國企業最集中、消費能力最強和規模最大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政府實施了各種限購，包括對企業購買汽車、房產等的限購措施，又嚴格控制民營企業設立銀行等，企業資金要么變成存款，要么進行再生產，無形中加劇了消費萎縮並進一步放大了產能。

強調一點，我所提到的政府消費不足，並不是鼓勵公職人員去大吃大喝，政府可以在學生貸款等方面發揮作用，而不是持續去刺激盈利能力較強的“房貸”和其他基建項目。

美國目前推動整體消費的兩大主要信貸一個是學生貸款（九成美國大學生靠貸款讀書，降低了即時家庭經濟負擔，美國家庭也就更愿意消費了），另一個是汽車貸款。

尤其是學生貸款，短期看並不能達到像房貸一樣的盈利能力，但長期看對一國經濟的貢獻是非常具有戰略意義的。

從這一點看，美國整個金融體系對國家的貢獻更大、后勁更足。

中國消費貸規模目前在15萬億左右，其中個人住房信貸余額已經接近12萬億，占整個消費貸的規模超過80%。

僅個人住房信貸就占gdp的20%，按房貸平均5%的利率來計算，中國居民每年僅房貸利息支出就超過6000億（占五大國有銀行凈利潤的85%）。

中國其他消費貸平均利率超過7%，其利息支出將更大。

個人房貸目前正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長，而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僅8%，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實際增長繼續降低，未來某一天，中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大部分將用來償還債務利息（本金不算），哪有錢消費？

在這種趨勢和背景下，企圖用更大的信貸規模刺激模糊不清的內需市場，尤其是刺激房地產市場消費，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中國還無法像美國一樣，借助全球資金來玩轉債務經濟。

中國如何解決消費問題，不僅是一個應對全球性通縮的問題，而是一個系統性的研究國民經濟未來發展的問題。

如果僅僅是消化產能的問題，中國政府可以學習美國不顧金融風險推動零首付售房；可以不考慮城市建設規劃以及管理的滯后，放棄汽車限購政策；可以更多的建設鐵路、機場，也可以更多的建造航母或火箭，甚至可以用打一場規模戰爭來消化產能並刺激就業。

問題是，什么樣的選擇更科學？什么樣的選擇更冒險？

中國要考慮的已經不是一個點的問題，是如何建立經濟的自我循環和打造高效率政府服務體系，這一方面需要面對“通縮”的勇氣和耐心，另一方面則必須深化改革、尋找戰略性出路。

所能看到的是，在打破金融壟斷、促進中西部發展、人口/戶籍制度改革、國企改革、土地管理等方面，中國有很大的空間和余地，但這些領域也早已“時不我待”，如果再次錯過解決問題的時間，依然避重就輕的從出口市場、貨幣政策和房地產領域人為的尋找突破口，留給我們的機會可能看似失之毫厘，實際就差以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