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為何當下全球會發生「首腦危機」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撰文指出，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美國、歐洲和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現狀及其發展趨勢，已經預示在世界範圍內，正發生着一種可以稱之為「首腦危機」的現象。這無論對各國國內政治還是對國際政治，都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首腦的作用不言而喻。自從人類有政治生活以來，無論是怎樣的組織，都需要協調和統領組織的生活，因此都需要有首腦作為核心人物而存在。從原始部落的「頭領」和「酋長」、封建時代的各種「國王」、帝國時代的「皇帝」到近代以來的各種體制的首腦（例如總統制裡面的「總統」和議會制度裡面的「首相」），無一不是圍繞着首腦來進化和運作的。日本人把「總統」翻譯成為「大統領」是非常形象的說法。

不過，近代以來的民主化給首腦注入了新的內容，無論是其產生、維持和退出，其行為、責任等各個方面都賦予了民主的內容。首腦必須由人民選舉產生，其權力來自人民；同時首腦不能濫用權力（分權與制衡）；人民保留讓首腦去留的權利（定期性選舉或者罷免）；首腦必須對其政治行為負責等等。在西方，一般認為，民主是解決人類既需要首腦，同時又能保證首腦不濫用權力的最有效機制。

今天的首腦危機，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密切相關，可說是今天西方民主政治的直接產物。首先應當說明的是，首腦危機並不是說今天西方各國沒有了首腦，而是所產生的首腦沒有能夠履行人民所期待的角色和作用。為什麼這樣說？

第一，庸人政治。民主制度所設想的，是要選舉出「出類拔萃之輩」成為國家領袖。但是現在所選舉出來的首腦，很難說是最優秀的。如果說所選舉出來的政治人物是否「優秀」很難判斷，從經驗上看，他們沒有多少是有所作為的。即使這些政治人物想作為，實際上也很難。這或許是因為首腦個人的能力之故，或許是因為首腦所面臨的制約過多之故。不管是什麼原因，結果都是一樣的。

相反，人們看到的是，不負責任的首腦越來越多。最顯著的行為就是首腦們動不動就進行公投。西方代議制產生的原因在於，現代大社會不可能讓公民直接決策，所以選舉出他們的代表來行使權力。不過，因為這些代表之間經常達不成政策共識，演變成黨爭，首腦只能訴諸於公投。這樣，間接民主又轉變成直接民主。

就其形式來說，公投是直接民主的直接表現。但問題在於公民對很多問題沒有判斷能力，他們公投表決之後又後悔結果。這在英國的「脫歐公投」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更為嚴峻的是，公投經常導致社會的高度分化，處於簡單的「是」與「否」的分離狀態。公投這一最民主的方式，導致了很不民主的結果，往往是51%的人口可以決定其餘49%人口的命運。

「出類拔萃之輩」不從政

第二，傳統類型的「出類拔萃之輩」正在失去參與政治的動力。就民主政治所設想的「政治人」理論來說，參與政治（即參與公共事務）似乎是人類最崇高的精神。從古希臘到近代民主早期，這一設想基本上有充分的經驗證據，從事政治的都是貴族或有產者（即馬克思所說的資本階級或者商人階層）。貴族和有錢階層往往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並且不用為生計擔心，是有閒階層，他們中的很多人有服務公眾的願望。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Weber）稱這個群體為「職業政治家」。

但在大眾民主時代，「政治人」的假設已經不那麼和經驗證據相關了。從理論上說，大眾民主表明人人政治權利平等，有更多的機會讓普通人參與政治過程。不過，很多政治人物不再是專業政治家，政治對他們來說是一份工作，並且是養家糊口的工作。與過去相比，政治的「崇高性」不再存在了。此外，在大眾政治時代，政治人物所受到的制約越來越甚。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出類拔萃之輩」不再選擇政治作為自己的職業，而選擇了商業、文化或者其他領域，因為那些領域更能發揮自己的作用。

第三，代之以傳統「出類拔萃之輩」的，便是現代社會運動型政治人物的崛起。無論在發達社會還是發展中社會，這已經是非常明顯的現象。當然，這種現象並不新鮮。在西方，每當民主發生危機時，便會發生社會運動。無論是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還是由政治人物自上而下的社會運動，都會產生民粹主義式的政治人物。在發展中國家，二戰之後反殖民地運動過程中，曾經產生很多民粹式政治人物。這不難理解，為了反對殖民統治，政治人物需要動員社會力量，同時社會力量也已經處於一種隨時被動員的狀態。今天，無論是發達的西方還是發展中社會，民粹主義到處蔓延，有左派也有右派民粹主義，一方面為新型的政治人物（也包括首腦）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也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

第四，強人或強勢政治的回歸。民粹主義政治的崛起，正在促使政治方式的轉型，從傳統制度化的政治轉向社會運動的政治。從社會運動中崛起的政治人物，往往具有強人政治的特點，不按現存規則辦事。破壞規矩是民粹主義的主要特徵，如果根據現行規則辦事情，就出現不了民粹。西方民主政治一般被視為已經高度制度化，甚至是過度的制度化。不過，民粹主義式的領袖可以輕易對現存政治制度造成嚴重破壞。美國特朗普的崛起表現得非常清楚。

因此，首腦危機不僅體現在傳統類型的首腦不再能夠作為，也體現在給人們帶來巨大不確定性的另類首腦的崛起。兩者實際上相互相成，正因為傳統類型的政治人物不再能夠作為，導致了另類政治人物的崛起。是什麼導致這種現象？

社會經濟形態變化

社會經濟形態決定了政治人物（首腦）類型。如前面提到的，人類社會自古至今經歷不同類型的首腦。不同類型的首腦取決於不同類型的社會經濟形態，從原始部落、封建、帝國、神權、近代主權國家和現代工業社會，不同社會形態造就了不同類型的政治制度，產生了不同類型的政治首腦。

今天的首腦危機就是社會經濟形態發生變化了，而政治制度沒有發生變化，產生首腦的方式沒有發生變化。今天西方民主是近現代工業民主的產物。工業革命造就了近代經濟結構，所以也是近代社會結構。多元的經濟和社會結構表明利益的多元化，經濟社會利益的多元化，是近代代議民主制度的基礎。但數十年的全球化和技術條件的變化，已經改變了經濟和社會結構。全球化導致了資本和技術在全球範圍內的快速流動，促成了經濟資源在全球範圍內的有效配置。這大大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發展和提高，為人類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財富。

然而，財富在社會的不同群體中的分配高度不平等和不公平，財富流向了絕少數人，大部分人沒有從全球化過程中獲得利益，也有很多社會群體成了全球化的犧牲品。結果，西方社會普遍地收入差異擴大和社會高度分化。更為嚴重的是中產階級的大大縮小。技術更是惡化着這種情況。因為電腦和人工智能的發展，生產過程機器人化，技術所產生的就業越來越少。同時，這些技術的發展有利於絕少數人，這些人可以利用這些技術獲取巨額的財富，而大多數社會群體不能享受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好處。

經濟技術層面的變化，對近代西方產生的民主形式構成了巨大的挑戰。最大的挑戰就在於代議制民主，已經和當代的經濟技術結構不那麼相關，甚至毫不相關。一方面，代議制民主無能解決經濟技術變化所帶來的各方面的問題；另一方面，代議制民主所產生的政治人物很難和社會現實具有相關性。人們把「建制派」稱之為「既得利益」，是因為他們已經不能反映社會的現實。在這種情形下，「建制派」被民粹派擊敗理所當然，因為前者和社會現實脫離，而後者則來自社會本身。

當代經濟技術面的變化，已經要求出現新的政治形式和政治人物（首腦），現在的政治形式和政治人物滿足不了現實的要求。這就是首腦危機的根源；很顯然，危機來自於政治變革的缺失。如何解決這種危機？從歷史角度看，還是要通過政治變革。近代西方民主到今天有200多年，儘管經濟、技術和社會層面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民主的結構和形式沒有什麼大的變化。這本身就足以說明問題了。沒有政治變化，就會有政治危機，而首腦危機只是政治危機的一個側面。

今天，西方民粹主義的崛起，表明政治變革的緊迫性。民粹主義、強人政治、反現行體制，這些現象歷史上都是聯繫在一起的。內部的民粹主義又必然會導致外部的民族主義。這使得整個西方世界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

首腦危機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變成現實。對西方來說，所需要的是政治變革。在這場變革過程中，西方需要回答一系列的問題：新類型的政治人物（首腦）如何產生？如何防止他們濫用權力？如何更新權力制約機制？如何更新代議民主？間接代議民主是否有條件轉化成為直接民主？如何保障政治人物仍然是「出類拔萃之輩」而非蠱惑人心的政客呢？

對西方民主來說，歷史沒有終結。當代民粹主義的崛起和盛行，可說是西方新制度歷史的開始。（文章來源：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