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牆與城門：驚嘆其曾經的恢弘嘆氣其衰敗的現狀

地球上的人類大都經歷過「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的歷史階段，這就使得世界上19世紀以前形成的城市普遍營造了城牆，城牆成為城市最突出的標誌之一。城牆、城門樓和城牆上的雉堞，形成了一道顯著而美麗的城市天際線，人們從遙遠的田野上很容易辨認城市，而當你走近它時，又會被高聳威嚴的城牆所震撼。這就難怪當侯仁之先生在1932年初秋的傍晚，乘火車穿過華北平原到達北平（即北京）前門車站時，巍峨的正陽門城樓和渾厚的城牆驀然出現在他眼前，使其從視覺到心間產生了一種震撼，由此萌發了對北京城的興趣，竟然研究它長達80年之久。1924年瑞典學者喜仁龍（OsvaldSirén）出版了關於北京城的研究著作《北京的城牆與城門》一書，1947年侯仁之先生在英國倫敦舊書店慧眼識珠，買下這本書，並將它介紹給中國的讀者。

喜仁龍教授（OsvaldSirén，1879—1966），出生在芬蘭赫爾辛基，是一位藝術史學家。他最初的學術旨趣是研究18世紀歐洲的藝術史，1908—1923年，喜仁龍取得了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講授歐洲近代美術史與藝術理論的教席。從1928年起，他負責瑞典國家博物館繪畫與雕刻部的管理，在那裡他發現了許多館藏的中國繪畫作品，使他後來對意大利文藝復興和中國的藝術產生了更大的興趣，他在博物館一直工作到1945年。喜仁龍曾經數次（1918、1921—1923、1929—1930、1934—1935、1954、1956）來中國考察，城市建築、繪畫藝術、佛教羅漢造像最讓其流連忘返。值得慶幸的是，他在中國考察城牆和城門的時候，是中國城市的城牆和城門還沒有遭受全面拆毀破壞的時期。

從14世紀末至16世紀初，歐洲城市商業資本的活躍創造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歐洲的城市普遍經歷了「文藝復興」後的重建，構築帶有棱堡防禦體系的城牆成為城市的新標記。近代產業革命以後，工業機器生產的普及，現代交通工具在城市的推廣，越來越多的人口湧入城市，歐洲城市在城牆的外圍普遍興起新的建成區，林立的樓群壓抑着昔日的城堡，城牆不再是歐洲城市的天際線，不能給初到之人以強烈的震撼，反而會引起失落之感。當喜仁龍先生初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時，中國的城市還沒有經歷近代化的薰陶，大多數城市的城牆還相當完整，他作為具有藝術史專業素養的學者，從對城市失落的歐洲來到中國，獲得了真切的震撼，尤其是北京城的城牆「是最動人心魄的古蹟，幅員遼闊，沉穩雄壯，有一種睥睨四鄰的氣魄和韻律」。正如其在《英文版自序》中所說的：「對城門藝術特徵的興趣，逐漸喚醒了我去了解這些歷史遺蹟重要性的想法，從而進一步探求它們的修築以及在不同時期改建的歷史。」正是這樣學術專業的思考和眼光，促使他對中國城市開始了真正的考察。

20世紀前半葉的完整北京城，雖然是明清兩代留下的城牆和城門，但是北京內城（或稱「滿城」「北城」）的東西城牆和街巷胡同，卻基本上以元大都為基礎。元大都是馬背上的民族完全按照中原漢式營建都城的禮制在田野上規劃營建的城市，其街道胡同布局完全是從遊牧轉為定居時平均分配宅基地管理制度的產物，為後來的北京城留下了整齊劃一的空間結構，這是一筆全世界不可多得的歷史文化遺產。大都城牆是實現都城穩定與有序管理的工具之一，失去了城牆的約束，也就破壞了空間結構，更難以體現文化遺產的特徵。所以，北京城本來可以以整體城市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可是隨著北京城城牆的拆除，這一希望無可挽回地落空了，北京只能以紫禁城等單體建築群來「申遺」了。

人類對歷史文化遺物的保護和收藏，是對過去時代的紀念和追尋，是對逝去時代文化代表物的珍惜和欣賞。歷史上，總是將前一時代的宮殿建築群視為過去統治的象徵和代表，在改朝換代時，把前朝的建築或城市加以毀滅性的破壞，被譽為「革故鼎新」。例如：項羽燒毀秦咸陽城「大火三月不滅」，金兵攻入北宋都城汴梁，毀大內、宮殿，拆下的梁、柱和「艮岳」山石全部運到了燕京，以營築金中都城。元滅金，金中都也遭到徹底的破壞；明滅元，同樣平毀了元大都的宮殿。在中國都城建設史中，僅有唐朝、清朝兩代沿用了前朝的城市宮室。在歐洲，則有羅馬帝國摧毀古希臘的城市和宮殿，中世紀十字軍東征，沿途破壞燒掠，所到之處盡為瓦礫廢墟。

不同時代的城市設計表達了不同的社會制度與文化，當人類社會走向全球化和城市現代化時，人類在滿足物質需求的同時，開始自覺地、有意識地儘可能多地保存一些能夠代表各個地區、各民族文化的傳統建築，以使年輕的一代永遠不會遺忘自己的「根」與民族文化的底蘊。作為民族文化特徵標誌的傳統建築，不能脫離周圍環境而存在，不能讓子孫後代僅僅從博物館中去感受，所以在城市建設中一定要注意保存前代歷史時期的城市設計規劃，保護城市中有歷史標誌性的城牆、城門和街道格局。

現代化是一柄雙刃劍！現代化雖然能夠帶動城市產業的勃興，生活條件的改善，但是也進行着建設性的破壞，隨著大批傳統舊建築被拆毀，中國城市的傳統格局被打破，城市喪失了歷史景觀風貌，同時住民的心理情結也受到傷害。曾經有領導講過「給城市脫胎換骨」，對現代城市缺少人文關懷，導致傳統價值觀的喪失，意味着不再有更多的人熱愛和關心城市。功利心理侵蝕着市民的良知，「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攀比性地營造高層建築，中國城市變得「千城一面」，原本建築的豐碑變成了權力的象徵。由於對古建築和歷史環境的保護缺乏認識，因此，一批批古建築及其周圍環境在工業化的浪潮中遭到毀滅。

舊城中心地帶仍然具有強烈的吸引力。房地產業總是看好這片區域，舊城內的居民被遷出，新住宅區人口過度集中，卻缺少就業機會，僅僅具有「睡眠」功能，例如：北京的望京、天通苑、回龍觀就是集中了幾十萬人口，除了住宅而缺少其他城市功能的大型居住區。每天上班族加劇了北京城市交通的繁忙與阻塞，形成一個難以解決的怪圈。有規劃的城市是中國傳統文化內涵中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有規劃的城市代表着有秩序，在王朝時代有秩序的表象就是營築城牆。從中國城市結構的基本原則來分析，中國人一向注重「牆」的作用。牆，可以是用磚石砌築，可以是用土夯築，也可以是用籬笆木柵圈圍。每一所住宅院落、衙署、倉場或者廟觀，都可以看作是一個個用牆圍起來的「小城」。南北朝至隋唐期間，中國城市盛行封閉的坊市制度，若干不同功能的院落式組群，用牆圍起來，合成一個個「坊」；坊內有十字街道，坊牆有門，因此，坊相當於比院落大一些的「城」。若幹個坊被街巷隔開，或用高厚的牆圍起來，則組成了「城市」。市場也被固定在有限的幾個市坊牆內，依時起閉。因此，那時候的城市街道平直，城市建築布局顯得很規整。宋代以後，雖然「坊牆」漸漸廢除，而重視城市功能結構的規劃原則仍然不變，修築城牆更加嚴謹。現存文獻記載，中國人從距今三千年前的周代開始，就習慣於按預先擬訂的規劃營造城市，除服從於自然環境條件之外，更賦予一定的禮制思想甚至風水觀念。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用建築載體來表現的一個側面，「反

映中國百姓對圍牆式建築物根深蒂固的信賴」。所以，中國曆代無論首都，還是中小城市，大多數都是經過規劃、用城牆圍起來的城市。傳統中國城市規劃孕育的文化內涵，在於用牆來體現素肅與崇尚禮制的繁縟，城市內街道的繁華與胡同的幽靜形成對比，受城牆約束而形成的嚴整和含蓄，更表達了城市居民恆久的禮俗狀態和文明心態。這是當今我們邁向城市現代化時必須給予關懷的。

「城牆，確實是中國城市中最基本、最令人印象深刻且最耐久的部分。」喜仁龍這樣評述我們的城牆，更不要說那些充滿中國傳統建築技藝的城門樓了。如今我國曆史上數千座城市中保存比較完整城牆的城市已經不多了，根據與現代城市重疊沿用而非城市遺址的初步調查，都城級城牆尚存的城市有：西安、南京、開封，保存城牆相對完整的府級城市有：大同、荊州、宣化、榆林、正定、襄陽、蘇州、大理、永年、衢州，城牆完整的州縣級城市僅有：壽縣、平遙、松潘、興城、臨海。所以，有比較完整城牆的中國城市已經成為稀罕之物，當然需要精心呵護。

距離喜仁龍所著《北京的城牆與城門》第一個中文譯本出版又過去了30年，正當人們漸漸失去對往日北京城的印象時，北京後浪出版公司再次翻譯出版了這本書。經過細緻完整的重譯，修正了前一版中譯本的一些錯訛，保存了比較清晰的當年拍攝北京城牆和城門的照片，特別是補充了作者原書中有關中國西安、青州城牆和城門的部分照片。本書中譯本的重新出版再次喚醒人們對昔日北京城的印象，它不僅激起思戀的鄉情與憶想；而且更引發對保護城市城牆的思考，再次提醒國人只有精心呵護傳統建築，才能因體會其藝術美的價值而產生愛，惟有愛才可能去實現我們的夢。

李孝聰

寫於北京大學朗潤園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名人推薦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對於考察北京城牆與城門所付出的辛勤勞動，這在我們自己的專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見的。而他自己從實地考察中所激發出來的一種真摯的感情，在字裡行間也就充分地流露出來。他高度評價這組歷史紀念物，同時也為它的年久失修而傷心。在考察中，他的觀測細緻、記載不厭其詳，這是十分可貴的。

——侯仁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

（新版本）經過細緻完整的重譯，修正了前一版中譯本的一些錯訛，保存了比較清晰的當年拍攝北京城牆和城門的照片，特別是補充了作者原書中有關中國西安、青州城牆和城門的部分照片。本書中譯本的重新出版再次喚醒人們對昔日北京城的印象。

——李孝聰，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本書是至今為止，最詳實、最細緻、最嚴謹、最完整的一部介紹北京城牆城門及配套設施的書籍。

——劉陽，北京史地民俗學會副會長

著者簡介

喜仁龍（OsvaldSirén，1879—1966）

瑞典藝術史學家。曾供職於瑞典斯德哥爾摩國家博物館、斯德哥爾摩大學等機構，美國耶魯大學、哈佛大學訪問學者。1918年到日本講學，並於1920—1921年旅居中國，開始密切關注東方藝術與建築。1956年獲得第一屆查爾斯·朗·弗利爾獎章。日本《岩波西洋人名詞典·增補版》（1981）稱其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中國繪畫研究的集大成者。

譯者簡介

鄧可，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地理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碩士研究生，參與北京大學世界遺產研究中心及北京大學城市形態研究小組，從事城市形態與遺產保護的理論與實踐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真實還原了20世紀20年代時遺存的北京城牆與城門。作者通過實地走訪考察，被這些宏偉古蹟的壯美所折服，也因其衰敗的現狀而嘆息。除了在描寫中投入藝術史家的浪漫與情懷，喜仁龍還堅持嚴謹的研究方法：挖掘中國曆史文獻中對城牆城門的繁雜記載，勘測丈量每一段城牆、每一座城樓的尺寸，觀察記錄城牆、城門及周邊街市鄉野的現狀，實景拍攝城牆城門的照片，精細繪製城門各種角度的建築細節圖，使這本考察手記在文學性、科學性、歷史性等方面達到了極高的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