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的下一階段面臨六大陷阱

有評論文章指出，常在海外行走的中國學者們應該都有這個體會：中國的崛起真可謂全球矚目，經常聽到的一句話是：國際會議不能沒有中國人參會。而一帶一路戰略一旦獲得成功，無疑將讓中國在方方面面躍上新臺階。但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巨型國家的崛起，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業，內外兩方面都將面臨眾多挑戰，其中有些挑戰也可以說是陷阱。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對中國快速發展的若干總結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保持了社會的總體穩定，這取決於幾個因素：

第一，經濟績效帶來的政權合法性，或叫gdp-based legitimacy，這是最主要的因素。

第二，在維持社會穩定上進行了巨大而強力的投入，問題是，維穩投入增長的速度與強度是有限度的，維穩經費已經高於軍費了，再提升的空間有限。

第三，官方對政治、經濟、文化精英的攝納，政治上允許入黨、給予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的資格、參加政府領導人的出國訪問團等，經濟上允許乃至支援其商業活動(吉利收購沃爾沃是典型例子)。

第四，文化上給予一些權力與好處，這一點在知識圈中比較明顯，一些知識精英獲得機會從政或者給政府出謀劃策,而且經濟上可以有豐厚的收入。

第五，一般人尤其是精英階層存在的怕亂心理，覺得好不容易過上幾天穩定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咱就不要折騰了，老百姓(603883,股吧)主要關心的是過好自己的小日子”。

當下中國值得注意的兩個社會現象

普遍的不滿意

無論是左派、中間派還是右派，無論是激進派、穩健派還是保守派，無論是高級干部、中層領導、基層干部，無論是富裕的階層、不那么富裕的階層乃至比較貧困的階層，似乎都對社會現狀與自己的境況不滿意，尤其是並不少見的仇富心態和仇官心態。

普遍的不安全感

大小官員、大中小企業家、學者特別是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工人、農民工、農民，基於不同的原因，都有某種不安全感：有的是因為財產，有的是因為官位，有的是因為思想表達，有的是因為醫療保障，有的是因為自己產業的發展前景，有的是因為在大城市的定居權以及與之相關的孩子在大城市的教育權利，有的是因為自己的責任田責任山，如此等等。

官員把財產與妻兒轉移到國外、富人們把相當部分財產轉移到國外、一些企業家把公司注冊地點放在境外，一些農民對自己的責任田責任山(樹林、草地、果園)進行掠奪式經營，這些都是不安全感的體現，一般人對此也比較熟悉。

比較少被注意到的是，在大城市(特別是北京上海)一些中產階級的境遇。他們在這些大城市打拼十來年，有了孩子與房子，與老家的環境已經格格不入，除了戶口，已經是城里人。突然有一天發現，他的孩子因為戶口問題進不了好的小學與初中。特別是，孩子不能在本地上高中，因為必須回老家參加高考。他們的選擇是：或者放下現有的工作全家回去呆幾年，或者夫妻分居幾年其中一方回去看孩子，或者讓孩子自己回家單獨上學，或者孩子湊合著上個城里的高中然后投考職業學院，如此等等。可對他們來說，無論哪種選擇都代價巨大，他們內心的糾結，所產生的不滿意、不安全感、乃至憤怒，是可以想象的。這些人絕對數量也許不大，但具有象征意義。這提醒政府：戶口問題對於2.74億農民工來說，已經成為他們痛苦的主要來源，其重要性可能超過了自留地與宅基地。他們是中國真正城市化的試金石，社會穩定的壓艙石。

上述兩個現象在八十年代是不存在的，九十年代開始出現，現在已經到了比較嚴重的程度。這說明我們這個社會病了，需要治療。許多人會覺得，這些是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只能通過進一步的發展來解決”。可是，有的問題與經濟發展關係並不大，有的則根本無關。

面臨的挑戰與陷阱

環境污染

這是中國下一階段需要應對的一大挑戰，這一點已經逐步成為共識。有些地方依然持發展優先的理念，但已經有些地方寧愿在發展經濟上做出些犧牲，也要治理環境;有的地方雖然比較落后，也注意選擇污染少的經濟發展方式。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治理污染、恢復環境是可以做到的，但比較昂貴。這適用於“通過發展來解決”的范疇。

缺乏可持續發展的政治經濟框架

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但中國依然沒有建立起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政治經濟框架。經濟方面，整體上市場經濟已經占據主導地位，但還存在一些明顯的不足。政府對經濟過度干預、不當干預的問題並沒有很好解決，股市依然有明顯的政策市特征，近期的典型例子是前一陣子的暴力救市。遺憾的是，很快就有證據表明，這種行為不但效果並不好，還成為海外質疑中國實行市場經濟的有力證據。好在政府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正在調整應對，新的應對很可能更為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

雖然非公有制企業解決了大部分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並貢獻了大部分國內生產總值，但對非公有制企業的限制與歧視在一些方面依然存在，許多行業限制或者禁止非公有企業進入。公有制企業比重過大、效率低下、卻受到特別關照(如壟斷地位、特殊補貼)的狀況依然不少見，這既導致了市場的不公平，也導致了經濟資源的浪費與逆向流動。政治方面，各級地方領導人對於所管轄區域整體影響太大，一把手缺乏有效監督的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領導人一換，經濟發展規劃、城市建設規劃、官員體系也出現大調整。地方債務的增長在本地缺乏制約機制則是另一個大問題，按照歐美的標準衡量，中國一些地方政府實際上已經破產。

缺乏一套核心價值觀

中國現在缺乏官方與民間都普遍信仰並切實體現在行動中的一套核心價值觀，或者說一套文化與政治信仰體系。金錢拜物教在中國得到了很充分的展示，一個典型例證是，在神州大地的各個寺廟道觀，民眾大把投錢捐贈之外，還習慣於用投硬幣來表達自己的各種宗教與非宗教訴求。於是，成堆的硬幣在神龜背上、放生池中、佛像腳下，散發出閃閃的光芒，似乎在踐行“錢能通神”、“有錢能使鬼推磨”、“神仙也是可以收買的”等俗語。在商品經濟的一定階段出現這種現象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認為這是正常的。這種現象折射的是民眾宗教信仰的缺乏與金錢拜物教的統治，外加中國人實用心理的作用。

從文化角度看，核心價值觀展示族群的文化特征，是族群凝聚力的源泉。從經濟角度看，核心價值觀影響族群的經濟行為方式，新教、伊斯蘭教、猶太教都對此有很典型的展示。從政治角度看，核心價值觀是國家認同的主要來源，對於多族群的國家來說，還關係到國家的統一與穩定。也就是說，沒有一套核心價值觀的支撐，將影響一個國家的存在與穩定，一個國家的發展與崛起也缺乏堅實的根基。因此，建立一套官民共信的文化與政治信仰體系是中國需要解決的最根本問題。這個問題解決起來不容易，也可以說很困難。但中國沒有選擇，只能面對，而且越早越好。只要意識到了這一點並達成了共識，就有解決的可能。

分裂勢力

這與第三個有關但不完全一樣。大陸方面以疆獨與藏獨為代表。香港的分裂勢力，雖然是新現象，也難以成氣候，但依然值得注意，中央政府應探索治本之道。關於藏獨，或有必要抓緊時間與達賴喇嘛談判，這可能對中國更有利。

經濟問題

經濟增長呈現周期性，已經高速增長幾十年的中國經濟，在一定時候轉為低增長、零增長或者負增長，都屬於正常現象。而一旦出現，將導致多方面的連鎖效應：既可能來自內部(如社會上的群體性事件，也可能來自黨內。蘇聯的案例表明，一些家財豐厚的黨員干部一直在尋找機會實現個人財產的公開化與合法化，這種“國家不幸個人幸”心態在一定情況下將成為國家穩定的負能量)，也可能來自外部(如被美國利用);既有經濟的，也有政治的;可能在大陸發生，也可能在台灣發生(如被蔡英文利用)。

現在的市場經濟高度依賴虛擬經濟如證券、期貨、金融等，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信用經濟。這使得經濟受心理因素的影響遠遠大於以前。這一點對於經濟陷入麻煩的國家是非常不利的因素。另外，對於經濟增長、gdp等也不能看得過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可以算出，中國2014年的gdp是1978年的293.57倍。可見，只要社會穩定、政府與民眾一心謀發展，經濟發展對於中國來說並不是很困難的事情。1990年中國gdp是俄羅斯68.61%，1995年俄羅斯的gdp卻變成了中國的54.77%，1999年則下降到中國的18.07%，2014也只是中國的19.81%。這說明一個穩定的政治經濟發展框架的重要性。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經濟減速被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是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后果，未來十年潛在的經濟增長率有6.2%左右。但這只是一種看法。如果並非如此，而是開始走向通常的經濟波谷期呢?該如何應對?這對任何政府都是棘手難題。

外部威脅，主要是美國

西化中國始終是美國對華戰略的長期目標，把中國拉入現有的世界體系是中期目標，也是一種西化手段。信奉現實主義哲學的美國人，在中國經濟形勢良好時，並不把西化中國列為近期目標，而是努力與中國實現合作共贏。但在中國陷入麻煩的情況下，美國將會調整政策目標。當中國出現經濟停滯、社會群體性事件頻發、大陸分裂勢力膨脹、台灣推行法理臺獨、中國大陸對台灣動武的情況下，西化中國、從根本上消除中國挑戰美國的能力等，將成為美國的現實目標。

改革開放以來，美國對華戰略的主流是“接觸為主防范為(博客,微博)輔”。但是，2010年左右轉為“兩手並重”，2014年以來，有變成“防范為主接觸為輔”的勢頭。南海問題則成為美國觀察中國外交政策走向的試金石。美國的南海政策，已經從“不持立場”轉向“持有立場”，從“間接介入為主”轉向“直接介入為主”，從“當導演”變成“既導演又當主演”。但南海不大可能成為美國西化中國的扳機點與主要抓手。美國采取上述行為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遏制中國(就像冷戰時期對付蘇聯那樣)，而是旨在“通過平衡中國來維持地區力量平衡、保持地區形勢穩定、維護自己的利益”。為此，美國需要對中國的南海政策目標有比較清晰的判斷，因而難以接受中國采取“模糊政策”。但是，南海不屬於美國的核心利益，不大可能因此而與中國打一場戰爭。中美雙方都沒有在南海打一場戰爭的計劃。南海爭端處於各方有效管控之下。中國也在調整自己的南海政策以便落實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中美雙方需要在南海問題上保持溝通以便達成更多的共識，避免誤判。

總之，中國如果能成功應對上述六大挑戰，就不會倒在進入發達國家的門檻上，而會繼續發展，直到成為綜合實力全球第一的國家。這是中國復興的指標。但是，如果不能有效應對，這些挑戰有可能成為中國崛起路上的陷阱。（文章來源：正略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