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會改革加速,官方問計民間

近來，研究中國工人問題30年的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教授馮同慶有些欣慰。

這一年，他看見同行們異常忙碌，或者接受各地工會的委托進行新生代農民工的相關調研，或者對各地工會提出政策建議。

7月底，他們共同來到哈爾濱，在中國社科院舉辦的“中國社會學年會中國勞動關系與工人研究”論壇上，紛呈各自建議。

對策各異，但相同的是，由于近期勞動關系異常事件的連續出現，工會代表性的加強，被提到一個新高度。

數據顯示，中國的產業工人已達3億。截至2009年底，我國基層工會組織已累計達到184.5萬個，全國工會會員總數達到2.26億人。

龐大的數據如何在勞資博弈持久戰上真正具備分量，迫切需要答案。

浙大學者馮鋼建議，需要走“民間工會”道路，有條件允許各地工人自發組織成立，變審批制為登記制；學者戴建中則建議，在不改變政府工會基本模式前提下，工會需要更多獨立性，社團形式運作也未嘗不可。

地方工會問計學者

工會發展要提速，先需要對現狀進行梳理。

這一點，地方總工會已深刻意識到，他們甚至請學者來調研自己。最近，廣州、深圳等地工會與當地科研機構合作，進行了一系列專項調研。

在廣州市總工會支持下，廣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謝建社和同事們剛剛結束了對廣州市天河、黃埔等5個區21家非公企業工會組建狀況的調查。

數字工會、表格工會、失范工會、形式工會、影子工會、缺錢工會——謝和同事們歸納出6大問題，不留情面。

他們認為，目前廣州市一些區、街道盲目追求工會組建數量，只管工會成立，不管工會組建質量，更談不上工會所發揮的作用。

“有的區、街道和社區工會，為了完成上級壓下來的組建工會數字任務，往往想方設法、不厭其煩、磨破嘴皮，最后只要非公企業填寫加入工會的表格就行。”

在這種對形式的盲目追求下，局部地區操作失范：“不按法規辦事，工會負責人不選舉，企業不繳納會費；有的單位即使建了工會，也沒章程，沒牌子，沒人員，形同虛設。”

在一些已建工會，主要活動也僅停留于“發電影票等一些非本質活動”，而將工資協商、勞動關系、職工教育、維權服務等中心工作虛置。

缺錢問題也很棘手。謝看到，由于很多非公企業工會缺乏專項經費，也無職工繳納工會會費，正常活動難以開展。“一個基層工會主席說過，常為活動經費頭痛，向老板要一瓶水的錢都很困難。因為沒錢，在單位中的地位也變弱勢。”

在對典型企業的個案調研中，同樣發現工會組織的積弊。

受深圳市總工會委托，深圳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教授徐道穩剛剛和同事們結束了對富士康深圳基地的調研。

他們發現，富士康的工會主席由郭臺銘秘書直接擔任，談不上代表一線員工利益。“富士康81%的員工每天工作時間在10小時或以上，85%的員工超時加班，20%的員工每周休息時間不到一天，45.6%的員工生活滿意度得分偏低……”

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

浙江省總工會干部學校教研室主任徐小洪認為，在中國現行體制下，賦予工會的是雙重角色：一方面是勞動者的代表者、維護者；另一方面也是勞動關系的中介者、調解者。

這一定位帶來種種弊端。

北京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戴建中表示，這種體制架構，使得基層工會特別是企業工會受資方控制很深；由于考慮到多方利益協調，一些地方工會難免在工人與資方利益之間搖擺不定。

戴表示，在一系列勞動關系事件中，值得深思的是國家、企業、個人三者的關系，勞資蛋糕的切法如果始終是資本壓倒勞動，肯定不行，“如果工人采取行動，要把應得那份蛋糕切回來，政府的態度顯然應該是鼓勵。”

也因此，他認為，工會需要在代表一線員工利益上，顯示更大的勇氣，下更大功夫。

也有學者認為，由于受黨委領導，工會力量的增強，需要黨委和政府的賦權。對此戴認為并不必要：“工會級別更高，就果真更好么？我倒贊成工會不妨成為一個社團，這樣更能獨立代表工人。”

戴反問，一旦工會代表工人的作用被充分發揮，它背后是幾億工人在支持，那時候你還能說它弱勢么？

一位接近全國總工會的知情人士透露，最近高層對工人的抗爭是理解的，甚至也不認為罷工等事件不對。

富士康和本田事件的解決，為中央和地方工會的介入，開了個好頭。

6月4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關于進一步加強企業工會建設充分發揮企業工會作用的緊急通知》，特別重申工會的職能問題。

《緊急通知》要求“做到哪里有職工哪里就有工會組織，哪里有工會組織哪里就有工會作用的發揮”，“保證企業工會在黨的領導下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

工人不參與改革？

在工會改革的具體環節上，學者提出了諸多建議。

謝建社帶領的課題組為廣州市工會提出了系統的改革建議報告。對于20人以下的小型企業、鄉鎮社區，他們建議，可動員職工加入社區聯合工會，最大限度地把職工吸納到工會組織中來。

為了擺脫企業工會對企業的依附，他們建議改變現行以企業為單位推進的工會制度，而推進街道/鎮、村為依托的社區工會。

在工會日常辦事規則上他們也建議加強規范。他們甚至設想了理想的工會組織架構：在專職工會主席下設專職工會干部及兼職工會干部；其下分設城市職工會員、農民工會員、派遣員工會員三大部分。

據了解，近年來，在東部沿海地區，非公企業行業聯合工會、社區工會不斷涌現，越來越多的小型私企擁有了聯合工會組織。在政府層面，也確實在強力推進基層工會建立，推進工資集體協商等協調制度。

無論如何，工會改革提速在即。

但馮同慶并不認為，今年勞動關系極端事件的連續發生，會直接帶來工人利益表達機制的健全。

“嚴格地說，這并不取決于工人的選擇，而仍然取決于現行行政主導的關系格局是否能夠以這些事件作為契機，構筑群眾維權的社會基礎，特別是增加自下而上多種社會化權利建構的渠道。

回顧歷史，馮發現，在上世紀80年代及90年代，由于國企改制中老工人的抗爭，導致了工會政策的大調整，明確了工會在勞動沖突中的合法代表性，“而此次連續的勞動關系事件，也可能是工會調整的一個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