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蘭卡經濟悲劇給中國的地緣外交提了醒

研究員郭憲功撰文指出，斯里蘭卡必須借助經濟危機進行反思，獲得成長。如果經過這次危機，斯里蘭卡能夠認識到自身存在的結構性限制，並在此限度內獨立自主地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也許是斯里蘭卡之福。中國不是新殖民主義者。與斯里蘭卡相同，中國也經歷過獨立后在大國之間謀生存的歷史階段。因此，中國會尊重斯里蘭卡的獨立自主。當然，斯里蘭卡也應該為中國這樣的友好投資國創造安定的投資環境。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未來，對於斯里蘭卡這類有友好合作歷史和基礎、但政府對外政策受政黨更替較大的國家，中國所要做的絕不是沉迷於片刻友好繁榮的假象，而應認清雙方展開合作的真正基礎，不要期待對方能夠超脫自身的政治經濟結構。與此同時，中國在發展與這些國家關係之時絕不應將視野局限在純粹的經濟利益上，相反，要超越一時一地之利益，堅持正確的義利觀，在經濟合作的基礎上，推動文化、科技和社會等全方位的合作交流，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等大型戰略，在真誠幫助友國搞建設的同時，著力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從而實現共同繁榮。

10月18日，《南華早報》刊登了一篇題為《中國貸款令斯里蘭卡付出代價，科倫坡敦促北京既往不咎（let bygones be bygones,colombo urges beijing, as chinese loans take their toll）》的專訪報導。專訪對象是斯里蘭卡財政部長。文章指出，斯里蘭卡正在遭受迄今為止最為嚴重的金融危機。因此，斯國財政部長表達了與中國修復關係的迫切愿望，並要求中國調整對斯國貸款的條件，以幫助其度過困境。然而，在傳遞出對來自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fdi）之迫切需要及優惠政策的同時，該部長並未對中國對既存工程陷入僵局之關切做出正面回應，而只是說，“問題不是我們造成的，只是我們繼承的。但其解決必須依法同等處理。任何國家都需要fdi，但必須合乎該國的法律。”更進一步地，斯里蘭卡將金融危機的部分原因歸結於前任親北京的馬欣達•拉賈帕克薩政府向中國過度貸款，並聲稱將整頓腐敗的前任政府留下的糟糕財政。

不論多么不情愿，斯里蘭卡當局終於不得不向中國尋求幫助。甚至有訊息稱，斯里蘭卡正在重新考慮讓中國軍艦停靠斯里蘭卡的碼頭。因而，對斯里蘭卡的戰略局勢重新評估，反思和調整中國的對斯戰略，正當其時。以下就背景、危機和對策三個方面進行討論。

一、背景：新興地緣國的獨立自主之道

福禍相依的地緣戰略重要性

六百多年前，當鄭和生擒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獻予永樂大帝之時，斯里蘭卡尚處文明邊陲，幾無外人理會。自16世紀起，斯里蘭卡開始受到第一批現代海權國家“光顧”，曾先后被葡萄牙和荷蘭統治。18世紀末，斯里蘭卡成為英帝國的殖民地，其地緣重要性隱而不彰。1948年斯里蘭卡獨立后，地緣爭奪的新局面才被打開。但僅憑地理位置，並不能幫其取得地緣戰略地位。唯有當中國逐漸崛起，斯里蘭卡作為新興地緣國的地位才愈發凸顯：斯國處於印度洋關鍵海道上，對中國確保能源安全以及今後參與印度洋事務都有重要意義。

對於斯里蘭卡這樣的小國而言，此等地緣戰略重要性是福也是禍。福的一面是，只要處理得當，這種地緣優勢便可以轉化為國民福利；禍的一面則是，若處理不好，此等地緣優勢帶來的大國爭奪便會成為“詛咒”，引發國內亂局。

“一邊倒”的悲劇

那么，斯里蘭卡怎樣才能得福？略作分析可知，如果把斯里蘭卡看作地緣爭奪的競技場，如今這里有三個主要的運動員：中國、美國和印度。美國和印度算是一個陣營。斯里蘭卡能否完全倒向某個陣營？我們來看一下：

前任總統馬欣達•拉賈帕克薩治下的斯里蘭卡可謂是高調全面轉向中國。不可否認，中國與斯國有著歷史悠久的交流與合作。中國樂於與斯國合作並協力其發展事業，並且和平穩定的斯國政局合乎中斯共同利益。在中國幫助下展開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也為斯里蘭卡的發展注入了巨大推動力。然而，這樣的政策取向美國和印度是無法接受的。加之拉氏政府本身有著相當的不足，西里塞納在內外協助下，成功在民主選舉中取代前任政府，從而使中國投資陷入巨大風險當中。

緊接著，西里塞納政府采取了向西轉的路向。然而，印度和美國並不能給斯里蘭卡很多。當西里塞納政府請求40億美元貸款以重構膨脹飛升的公共債務時，imf果斷拒絕了。政治上的支援並未轉化為經濟上的幫助。畢竟印度和美國自己也不寬裕，怎么可能讓不可靠的斯里蘭卡浪費資源。而西里塞納政府上任后刻意向西方靠攏的政策取向又使中國受到深深傷害，短期內也很難得到中國支援。此次經濟危機雖有著結構性原因，但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斯里蘭卡當局大國平衡戰略玩脫的表現。

經濟結構與政治結構的界限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斯里蘭卡經濟對中國高度依賴。根據穆迪公司的研究，自斯里蘭卡內戰結束以來，中國已成為斯里蘭卡最大的投資來源國。中國還是斯里蘭卡第二大貿易伙伴以及最大的政府債權人。據斯里蘭卡財政部長，2013年21%的外貸與資助來自中國。中國貸款可用於大型基建工程，而且不像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的貸款那樣附帶政治變革要求和程式繁瑣。中國在斯里蘭卡有大量投資，該國將近70%的基礎設施建設工程由中國投資和建造。

其次，斯里蘭卡本身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債務融資型增長模式（debt-financedgrowth model）。前任總統在09年之前打擊猛虎組織以及09年挫敗猛虎組織后的經濟建設中，留下了巨額債務。新借的錢主要用於償還既存貸款分期和債務利息。據穆迪機構評估，斯政府總計欠有250億外債，占gdp的75%。利息償付占政府支出的40%，並且近半的此類債務是以外幣計價，易受匯率變化和全球資信市場的影響。斯里蘭卡的少數派政府僅上臺六月后就通過短期無息國庫券和公債的形式借了3780億盧比（28億美元）超過了去年總的借貸數額2600億盧比。此外，該政府還通過發行10年期主權債和發展債（年利率5.26%）的方式募集了10億美元。這些國債有75%是被國際基金（主要是美國，也有來自歐洲和中國的）買去。斯里蘭卡近期發布的2014年中央銀行報告指出，去年政府債務總額從2013年的6790億盧比達到7390億盧比。外債總額上升5.2%達到了2014年的3330億盧比（2013年是2960億盧比）。財政部長承認，該國的債務償付支出“格外高”——相當於政府歲入的95.4%。

這樣的債務融資型增長模式是斯里蘭卡作為后發國家不可避免的歷史結構。其能否健康地發展出較為可靠的自主型經濟增長模式，極大地依賴於政局穩定和良好的投資環境，也就是債務融資型增長模式的穩定，並且這種增長模式還必須要是為進一步的自主型經濟結構做準備的。能幫助斯里蘭卡完成經濟結構轉變的，環顧全球，恐怕只有中國。中國也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了這一點。這是斯里蘭卡的經濟結構局限，今後不論誰執政，大體都是逃脫不了的。

而在政治上，斯里蘭卡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印度和美國影響，畢竟離得很近，且是“民主”國家。而中國又沒有足夠的政治意志和手段對斯里蘭卡的內政進行干預。這就決定了任何過度偏向中國的政客只要不是完美無瑕，總有可能受到嚴厲追責。

於是，我們大體可以說，斯里蘭卡作為一個新興的重要地緣國，正走在探索獨立自主的道路上。它必須明確自己的界限在哪里，然后才能更好地在大國之間謀求發展。

二、危機：中國在斯里蘭卡的挫折和機遇

在前述背景基礎上思考中國在斯里蘭卡的遭遇以及斯里蘭卡當下的經濟危機，能夠幫我們更好地理解現狀。

對中國而言，遭遇是不可避免的。雖然是后知之明，但並非沒有道理。既然沒有完全讓斯里蘭卡與自己結盟的意愿（中國不會打造同盟關係，而只會致力於發展同伴關係）和能力，就不該有類似期待。相應地，既要做好風險防范措施，還要有承擔風險的心理準備。與此同時，中國大可不必因為當下的一點挫折而灰心。因為這是斯里蘭卡自我調適的必然結果。我們所要做的是對斯里蘭卡的這種調適做深入研究，最大限度地減少其損害。

對斯里蘭卡而言，其經濟危機確實嚴重。今年以來斯里蘭卡盧比已貶值7.5%，外國投資者正在拋售盧比債券。甚至有前官員稱，“國家已快發不起公務員工資了”。財政部長呼吁出口商、外僑往國內匯錢，如果這些人持有美元超過90天，中央銀行將對其施以5%的罰款，之后就是每月2%的罰款。斯里蘭卡當局還計劃進行一些稅收改革，比如對年收入超過20億盧比的企業征收25% 的所得稅，以及對移動電話運營商的25千萬盧比的稅收（此項一次性稅收主要是針對前總統的大商業支援者開刀）。

然而，斯里蘭卡必須借助經濟危機進行反思，獲得成長。如果經過這次危機，斯里蘭卡能夠認識到自身存在的結構性限制，並在此限度內獨立自主地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也許是斯里蘭卡之福。中國不是新殖民主義者。與斯里蘭卡相同，中國也經歷過獨立后在大國之間謀生存的歷史階段。因此，中國會尊重斯里蘭卡的獨立自主。當然，斯里蘭卡也應該為中國這樣的友好投資國創造安定的投資環境。

三、對策：獨立合作之道

中國與斯里蘭卡有著良好的合作歷史。雖然中間有些挫折，但並不能改變兩國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歷史與現實結構。斯國政府公開示好，請求減免債務，實際上已經放棄了對抗態度。為雙方的長遠合作考慮，不宜將西里塞納簡單定性為反中派，而應在溝通中向其曉以利害，告誡不可因國內政爭或個人傾向損害中斯關係。

從斯里蘭卡的立場出發，維持國家的和平安定，並充分利用中國的投資、援助、旅遊以及對華貿易，實現該國的建設發展，是符合該國利益的。考慮到該國的地緣處境，或許不便明確、過快地發展與中國的經濟乃至軍事合作，但就長期而言，給予中國更多、更深入的戰略回報，是應該的，也是可操作的。因此，既然斯里蘭卡已經求救，中國當然可以伸出援手。但相應地，斯里蘭卡必須做出一些鞏固雙方互信的可靠行動，否則，中國的幫助只能助長破壞合作基礎的力量。

未來，對於斯里蘭卡這類有友好合作歷史和基礎、但政府對外政策受政黨更替較大的國家，中國所要做的絕不是沉迷於片刻友好繁榮的假象，而應認清雙方展開合作的真正基礎，不要期待對方能夠超脫自身的政治經濟結構。與此同時，中國在發展與這些國家關係之時絕不應將視野局限在純粹的經濟利益上，相反，要超越一時一地之利益，堅持正確的義利觀，在經濟合作的基礎上，推動文化、科技和社會等全方位的合作交流，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等大型戰略，在真誠幫助友國搞建設的同時，著力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從而實現共同繁榮。

當然，多予少取，樹立自身可信賴的形象十分重要，但簡單的讓利並不能達到我們的目標，也不利於友國的獨立發展。在此方面，應講求方法。比如，伴隨對外經濟活動，中國在嚴格要求自身的同時，必須協助友國建立開放公正的法律體系，構建有利於投資建設的制度環境。這種制度環境不必是針對中國的，而應當是開放的。要積極參與友國的制度建設，乃至國際制度建設，將經濟影響力轉化成制度影響力。

總而言之，理想是遠大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國的夢想是全球的夢想，人類的夢想，尤其是后發國家和人民的夢想。在實現夢想的道路上，總會有挫折存在。況且，中國與友國需要有相互協調適應的過程。但只要堅持獨立、尊重與合作，中國必將以自己的方式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前所未有的貢獻。（文章來源：經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