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戰”最糟糕時刻過去了嗎

上周末在韓國慶州召開的Ｇ２０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首次就匯率問題達成一致，與會者承諾避免出現“競爭性貨幣貶值”局面。這是否意味著“匯率戰”最糟糕的時刻已經過去？

細究慶州會議的匯率共識，大致有三個主要關注點，基本覆蓋了當今全球匯率爭議的主要方面：首先，發達國家需警惕匯率過度、無序波動，從而幫助新興經濟體應對熱錢流入難題。這一共識的實際針對者就是美國，因為美國濫發貨幣導致美元不斷貶值已經給新興經濟體造成泡沫壓力。德國經濟部長布呂德勒在會上稱美國的超寬松貨幣政策實際是間接操縱匯率。

共識的第二大關注點是，各國應逐漸向市場導向型、反映經濟基本面的匯率政策靠攏。對中國來說，這一趨向將使中國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壓力日益加大。

共識的第三大關注點較為隱性，對一些國家近期的匯率干預措施慶州會議并未作出明確表態，這實際意味著Ｇ２０對一些國家的短期匯率干預或資本管制措施采取了默認態度。主要經濟體中，除了日本六年來首次直接干預匯率外，韓國、巴西等也在研究或已經出臺相關資本管制措施。

慶州會議共識讓大家有理由相信，“匯率戰”是可以避免的。但也有人擔心，由于會議并未拿出約束性措施，因此或許無改于匯率爭端的既定發展趨勢。

“匯率戰”未來究竟會如何演變，首先要搞清楚“匯率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將近期匯率糾紛稱為“匯率戰”的確有夸張之嫌，但糾紛日趨嚴重的確是不爭的事實。匯率糾紛之所以產生，與其說是某些國家“陰謀”或“陽謀”的產物，不如說是全球經濟復蘇進程中可預見的，必經的階段。

之所以會產生匯率糾紛，根源在于全球經濟復蘇的不平衡，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發達國家之間，新興經濟體之間都存在復蘇速度和力度的差異，因此必然會導致各國間不同步甚至相反的宏觀政策選擇。

如果觀察２００８年次貸危機以來的匯率走勢，就會發現并不存在單邊匯率波動情況，實際情況是匯率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和經濟力量對比關系的變化而雙向波動，尤其是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美元在過去兩年時間里既有大起也有大落。

如果理解了“匯率戰”產生的根本原因，則各國對匯率糾紛的現實應更多抱以“同情的理解”，無論是美國的低利率政策，中國的漸進匯率改革，還是日本的直接干預措施，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各自經濟環境考慮的“不得不為”。但由于經濟全球化，一國內部政策的外溢效應越來越大，因此在主要經濟體之間出現宏觀政策的差異、博弈、糾紛乃至妥協，均是勢所必然。

今天已經不可能再現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匯率大戰，其根本原因在于各方均已認識到全球經濟不存在零和游戲，損人的結果必然不會是利己。因此，在全球化時代，博弈和妥協應被視為積極而非消極詞匯。

從這個意義上說，要真正解決“匯率戰”不可能采取頭痛醫頭的做法，不可能僅從匯率本身切入來“消滅”它，而只能通過協商和妥協來增強理解和合作，避免誤判和糾紛升級，待全球經濟的復蘇勢頭完全確立，各國復蘇步調趨于協調之后，“匯率戰”的風險或自然消弭于無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