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十三五規劃的五大猜想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撰文指出，中國規則的短板在於如今需要與其他勞動力充裕的國家劇烈競爭，迫使中國從勞動力密集的模式向上攀爬，發展科技密集型制造業。

中共中央委員會本周召開第18屆五中全會，主要議程是討論和通過第13個五年計劃（2016至2020年）。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里，一切皆由強大的市場力量主導，而五年計劃則屬於規劃經濟下的典型產物。它還能發揮作用嗎？

今年，第12個五年計劃踏入最後一年。盡管中國經濟放緩引發諸多憂慮，但為gdp制定的7.5%增長目標應能實現。在這五年期間的頭四年，gdp年均增長為8.04%。即便今年增長率降至6.8%，這五年的年均增長仍將達到7.79%。

二三十年前，全球其他地方沒多少人注意中國的計劃。但時移世易，現在全球觀察家都猜測中國將推出什么經濟新政策。本月早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會議在利馬舉行，中國經濟政策便是討論焦點所在。 imf首席經濟師莫里斯．奧伯斯法爾德（maurice obstfeld）指出，全球經濟受到三股強大力量牽扯：中國的經濟轉型、商品價格下跌，以及美國快將實行的貨幣政策正常化。

奧伯斯法爾德所言甚是。世界不能再無視中國的計劃，因為其成敗將對其他經濟體造成多方面影響。本周的五中全會將討論中國如何應對重大的結構轉變。我認為在下一個五年計劃中，至少應探討五個問題。

首先，中國采納的發展規則與印度迥然不同。中國借助其龐大的廉價勞工，大量生產及出口勞動密集型商品，由此迅速而直接地為大批從鄉村移居城鎮的民工創造了就業機會。而印度則積極發展資訊科技產業，受惠的主要是受過教育的精英階層，而非普羅大眾。

中國規則的缺點，在於如今需要與其他勞動力充裕的國家劇烈競爭，迫使中國從勞動力密集的模式向上攀爬，發展科技密集型制造業。新五年計劃的部分議案很可能關於如何更有效地推進這種轉型。

第二種結構轉變在於從制造業及建造業轉型至服務業。 1980年，服務業僅占gdp的22.2%，但去年升至48.1%，超過制造業及建造業所占的42.7%。中國的服務業也許永遠無法與香港的90%看齊，但其份額勢將繼續擴大。服務業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其擴張的一個好處在於可創造大量職位。制造業發展則可能放緩。也許未來的一段長時間里，采購經理指數將持續不振，電力消耗也將走低，但制造業衰退的影響，將被服務業的擴張抵銷。

第三，中國某些商品產量似乎過多，例如鋼和煤碳。產能過剩反映資源分配低效。當某些產品產量過多，其他領域就可能出現資金緊絀的問題。中國許多地區污染嚴重，反映環保方面的資金投入不足。要重新平衡產能，就要推行特殊的結構轉型。新五年計劃必須重新制定處理各種問題的緩急次序，而改善環境應是要務之一。

第四，大批鄉村居民遷居至城鎮，向來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之一。原本住在郊區的人民，一旦享受到城鎮的福利，產能可以迅速提升。 1978年，城鎮居民占總人口不足18%，但去年城鎮居民比例已達到55%以上。

人口遷移規模之大，帶來了一些令人難以想像的問題。就業市場始終有大量需求；鄉村兒童被父母留在老家，經常得不到良好教育，也無法受到充份保障。在中國，這類“留守兒童”估計約有6千萬。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城鎮化仍將繼續。一個周全的五年計劃應該制定恰當措施，處理急速城鎮化所產生的問題；而城鎮化本身也是結構轉型的重要形式。

最後，“一帶一路”構想和人民幣國際化，是開放政策的兩個倡儀，中國將在未來五年推行。 “一帶一路”有助中國出口在基建方面的過剩產能，並為其產品和服務擴大全球市場份額。

此外，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下一步應是爭取人民幣成為imf的特別提款權貨幣。預料imf將在年底做決定。如果人民幣獲得接納，中國將制定政策，進一步提升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

香港作為自由港，以貿易、物流和金融服務見長，具備獨特的能力，可為中國的經濟轉型作出貢獻。然而，中央未必了解如何在這方面發揮香港所長。機遇就在面前，不應等待他人告訴我們應該做什么。如果香港希望受惠於新的五年計劃，就要秉持企業家精神，自行作出創新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