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智庫：中國經濟對于刺激政策已進入了空前“遲鈍期”

高級研究員 賀軍

時近2015年底，中國經濟處在一種前所未有的“膠著”狀態。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速6.9%，已屬意料之內的“好訊息”，更值得注意的是ppi、進口增速、投資增速、工業增加值、發電量增速、工業利潤等數據，幾乎一致呈現出負面趨勢，這就使得市場對當前經濟的“真實情況”更加擔憂。

坦率而言，為保增長，中央政府出臺的刺激政策已屬前所未有，不僅力度大，而且政策很系統。貨幣政策從2014年11月開始進入下行頻道，最新包括從10月24日“霜降”之日的雙降；積極財政政策從去年下半年至今的力度不斷加強；投資項目審批不斷加快，“鐵公基”、環保、水利、公共服務項目開出的投資規模動輒數萬億計；此外，中央在財政壓力不斷加大之時，仍想盡辦法來減稅。然而，盡管中國政府不斷出臺刺激政策，不斷通過反腐敗打擊權力尋租，不斷簡政放權，不斷鼓勵創業創新，中國經濟仍處於低迷狀態，無法脫困。在安邦咨詢（anbound）高級研究員賀軍看來，中國經濟對於刺激政策已進入了空前的“遲鈍期”，要達到與過去同樣的效果，政府甚至需要投入數倍於過去的資源。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細數起來有多種原因，一是后危機時代的全球經濟低迷帶來外部需求環境變化；二是中國在新常態下面臨深刻轉型，要素驅動、投資驅動的模式不管用了；三是國內要素成本上漲導致產業大量轉移；四是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資產泡沫膨脹階段急劇放緩，資產升值的動力減弱或消失。不過，除了這些問題之外，賀軍認為中國還存在一個重要問題：“政府經濟”太強，市場經濟太弱。

過去只提過“計劃經濟”，沒提過“政府經濟”。什么是“政府經濟”？簡單說，就是指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狀態。由政府主要官員或部門來主導經濟資源設定，主導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制訂，決定城鎮建設的速度和規模，決定經濟發展的方向、節奏和重大投資項目。“政府經濟”既存在全國層面，也突出表現在地方層面。如果說真有“中國模式”，那“政府經濟”就是其中的典型。過去多年，雖然中國的市場化規模在不斷擴大，計劃經濟在不斷萎縮，但“政府經濟”卻一直在強化。尤其是在搞經濟的政績導向之下，各級地方官員以行政區劃為界，都要接受經濟指標考核，要在自己任內留下經濟政績，於是就形成了千千萬萬個小的“政府經濟”發動機。

客觀評價，在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政府經濟”曾經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的改革開放既來自於人民群眾的積極創造，也來自於執政黨和政府的主動調整。從8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其后的城市改革，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后的中國經濟起飛，再到2001年中國加入wto，“政府經濟”由於匯聚了黨、政權力和政策資源，再加上能動用財政資源與貨幣資源，加快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節奏，形成了中國特色。

不過，隨著中國向更深層次的市場經濟發展，“政府經濟”模式不再象過去一樣有效，其作用漸漸變小。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指出的：資源設定的權力不在市場，而在政府。因此，今後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把資源設定的權力還給市場。“政府經濟”模式有兩個必然會出現的副產品：一是腐敗。由於權力高度集中，資源設定缺乏競爭性和透明度，演變成了高度的腐敗，這在近兩年的政府腐敗和國企腐敗中有清晰體現。二是資源濫用。“政府經濟”模式下，政府部門設定市場資源，長期結果必然是低效的。有人評價，中國的主要問題之一是有一支特別能花錢的干部隊伍，但這個隊伍特別不會賺錢，所以我們只能仰賴投資，仰賴資本，明知是毒藥，也要飲鴆止渴。因為花錢比賺錢容易得多，尤其是用“賺錢”的名義去“花錢”，更是如此。這種說法對“政府經濟”可謂一針見血。

“政府經濟”還有一個突出問題是，抑制了真正以市場方式運營的企業的成長。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民營企業從無到有經歷了很大的發展。但與中國全球第二的經濟體量相比，與國有企業控制的關鍵資源相比，很多民營企業在很大程度上還擺脫不了“政府經濟”的影響，在市場準入、融資、項目審批、資源獲取等多個方面，仍然處於邊緣化的地位，仍然擺脫不了在政治上的弱勢地位。民營企業家爭相“染紅”、找到政治靠山或金融靠山、對其財富存在不安全感等等，都與“政府經濟”模式有關。在金融危機來臨后，國有企業紛紛虧損，政府才發現諾大的中國市場，可以形成支撐並扭轉經濟困局的民營企業竟然如此之少！

“十三五”規劃是本屆中央領導執政后的第一個五年規劃，也是進一步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精神的重要時期。在我們看來，中國要想真正推動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首先必須推動“政府經濟”模式的轉型，要真正從“政府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要在中國培養出更多的市場化的微觀經濟主體，才能在經濟波動中對中國經濟形成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