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化解人民幣升值壓力

匯率問題既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我愿意把政治擺在前面說。為什么？從現代市場經濟的實證角度來講，各國貨幣其實都是主權貨幣，其背后一定有政治權力中心的作用存在。從政治角度看，操縱匯率是必然的——這純粹是我個人的想法——問題只在于誰更有實力操縱。有實力的貨幣就可以成為硬通貨，硬通貨就更有操縱匯率的實力，一旦成為美國這樣的具有貨幣世界霸權的主體，就最具有操縱匯率的實力了，但其可在一般情況下標榜其“市場化”形式，并同時指責別的國家操縱匯率，而一旦認為有必要時自己還可通過開印鈔機給本幣注水，狠狠“操縱”一把。這就是國際競爭中的真實圖景。從這個意義上說，“匯率政治化”是不可避免的競爭手段。

美國和中國，一個是世界的頭號強國和世界貨幣霸權的持有者，一個是新興經濟體的代表。兩者間的經濟循環，事關各自的核心利益。這么多年以來，中美之間的關系實際形成了某種戰略均勢。均衡的態勢是不能輕易打破的。博弈中某一階段會緊張些，如表現為匯率爭端升級，那么需要討價還價、磨合雙方，再緩和一些下來。

說人民幣匯率低估，依據在哪里？光看貿易盈余肯定不妥。中國對美國是盈余（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有許多東西不肯賣給我們）、對很多發達經濟體是盈余，算總賬我們也是盈余，但中國對很多發展中經濟體是逆差。不少國家并不考慮這個事實，他們找一些冠冕堂皇的說辭對人民幣匯率進行施壓式指責，骨子里其實就是國際上的利益競爭，是國家意志的競爭。

面對動輒升級的匯率爭端，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審時度勢，在戰略上，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們還必然應當繼續堅持“韜光養晦”，不能打破最基本的戰略均勢。我們要在中國逐漸于更大程度上加入“全球治理”的過程中，盡量爭取多數，樹立大國形象，力求化解敵意，獲得更多認同。同時，我們也要討價還價。這種博弈就是一輪又一輪的討價還價。最近幾個月的事情，都是爭議變得激烈之后又在明里暗里的討價還價之中平緩下來。關于如何討價還價，有很多方案需要進一步細化，要形成從短期到長期的全套方案。從歷史進程看，時間在中國人這邊，時間是我們最好的朋友——我們應在和平發展的努力中，一直發展到我們也有實力參與“硬通貨”俱樂部和人民幣國際化，這些我們是從政治角度進行的考量。

除政治角度之外，從經濟角度考慮，我們從中長期看，需要使匯率機制市場化。因為這有利于資源配置優化和產業升級換代。在積極穩妥推動市場化的時候，沒有必要把細節過分政治化、每一個動作都貼上政治標簽。

但中國匯率機制市場化的進程，必須是漸進的，因為它與人民幣資本項目下可兌換、人民幣的周邊化、區域化、國際化，有內在聯系。人民幣周邊化、區域化、國際化都需要較長的時間。匯率機制市場化進程也不可能太快。二三十年之后，當中國的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實現了完全可兌換，匯率形成機制自然也就可以較充分地市場化了。

與匯率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通盤把握。這幾年我國勞動力成本在上升，這不完全是壞事，它能逼著我們推進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匯率上適當使人民幣升值，也是如此。比如，新疆啟動資源稅改革試點，現在還只是針對石油和天然氣，以后應當擴大到煤炭等，這樣做能夠運用經濟杠桿手段促進節能降耗。環境稅和碳稅也應該考慮，很多人認為這是國際上對中國的壓力，試圖用碳稅來阻礙中國發展——一些國家中可能有人確實有這種目的，但碳稅只要合理設計，是符合我國統領全局的科學發展觀所要求的可持續發展的，是促進節能降耗的重要經濟手段，合乎中國人的長遠根本利益，又有利于在國際上占領“道德高地”，消減中國現代化和平崛起中的外部摩擦和敵意（以及煽動敵意的口實）。所以我們對這種事情完全應該積極穩妥考慮，關鍵是如何優化其具體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