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可以顛覆歷史2：大國崛起的秘密

書名：《金融可以顛覆歷史2》

作者：王巍

出版社：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出版時間：2015年10月

內容簡介

作者在籌建中國金融博物館的過程中，系統地研究和梳理了金融史，根據三十多年金融經驗，創作了《金融可以顛覆歷史》一書。深受讀者歡迎，並獲得了2014年第五屆中國圖書好書獎。

作者再接再厲創作了該系列書的第二冊。追溯地理大發現的金融驅動，美國獨立戰爭的債券能力，次貸危機的“縫紉機效應”等。你還可以看到：摩根、洛克菲勒、米爾肯和克拉克的金融傳奇……

金融是我們的朋友，不是我們的敵人。2015年的中國股災更讓我們了解金融的真正魔力。

作者簡介

王巍

中國金融博物館理事長、中國並購公會會長、萬盟並購集團董事長。

自1982年以來曾在眾多境內外金融機構擔任要職；直接策劃、組織了幾十家大型企業的改制、重組、上市與並購業務，長期擔任中歐和長江等商學院客座教授、曾獲得2012年美國並購論壇終身並購成就獎。2015年擔任亞洲並購協會(amaa)主席和全球金融博物館協會(iffm)聯合主席。

2010年以來在天津、蘇州、北京和上海等地分別創建了五家不同主題的金融博物館，與任志強劉曉光等共同發起了中國金融博物館書院，成為國內最具社會影響力的讀書平臺。

第五章 花5400萬買來的美國

戰爭，總在以不和諧的節拍推進著全球疆域的分合。與此同時，工業革命讓生產力發生質的飛躍，在歐洲國家與殖民地之間開掘著“鴻溝”。勞動分工在戰爭推動下激化國家矛盾，美國以債養戰，在獨立進程中走出一條金融資本主義的新路。

因稅而戰

1763年，長達七年的英法戰爭結束，新登基的英王喬治三世剛25歲，盡管從法國人手中獲得加拿大，北美十三個殖民地安然無恙，但是在軍費嚴重透支財政的債務壓力下，他的決策是冒險的——向從未伸過手的北美殖民地伸手。另一場戰爭的導火索點燃了。

1764年，《食糖條例》頒布，要求北美殖民地大量購買英國食糖、咖啡、酒等商品；同年，《貨幣法》則禁止殖民地發行紙幣，只能使用英鎊；1765年，《印花稅法》通過，對所有印刷品直接征稅；1767年，《湯森法案》開始對殖民地急需的日用品開征高額關稅，包括玻璃制品、紙張、鉛、鐵、棉花、顏料、茶、食糖、朗姆酒。因為殖民地在英國議會沒有代表權，他們喊出“無代表，不納稅”的口號，斷絕與英國的商貿往來，又通過加勒比海走私這些商品。抗議在升級，殖民地有理由拒絕向英王支付英法戰爭費用。1770年3月5日，“波士頓屠殺案”英軍射殺五個當地人。1773年冬，英國東印度公司停靠在波士頓的茶葉運輸船被革命人士炸開，大量茶葉倒進海里。“波士頓傾茶事件”促使英國通過“不可容忍法案”，封鎖波士頓港，禁止各地集會。第一屆大陸會議成立，呼吁當地人武裝起來，與英國作戰，成為即將來臨的獨立戰爭決策機構。

戰爭的第一槍，“萊克星頓的槍聲”在1775年4月19日的波士頓遠郊打響。英軍聽說當地藏有革命者武裝與大量武器，千余名士兵前往鎮壓途中被當地民兵阻攔發生交火，百余人傷亡。8月23日，年輕的英王宣布殖民地反抗為非法，聲言“寧可不要頭上的王冠，也絕不會放棄戰爭”。

1775年6月，第二屆大陸會議選舉華盛頓，后來的美國國父，任大陸軍總司令，行使對所有武裝力量的指揮權。1776年3月17日，英國皇家海軍100多艘戰船、3萬多正規軍，在紐約曼哈頓南端對抗沒有戰船、沒有正規訓練的一萬余人大陸軍。戰敗后的大陸軍且戰且退，開始了長達四年、輾轉南北的拖延戰術。

發行“大陸幣”，為戰爭融資

由於雙方實力懸殊，華盛頓常常為部隊缺乏供給困擾，即便戰事告急，也要四處寫信催討軍需。而各州對此或者沒有回音，或者像新罕布什爾州派人送去300磅臘腸那樣應付差事。第一屆大陸會議曾考慮通過征稅來彌補軍費不足，但是，戰爭初衷在於反抗英國的橫征暴斂，再以征稅為手段必然出師無名。加之十三州無征稅權、無公共財產，印制鈔票似乎是第一選擇。

從1775年至1780年，大陸會議在激進派的推動下，批準印制了37次、1.91億美元“大陸幣”，為戰爭融資。除大陸幣之外，各州開始發行自己的紙幣，甚至多於大陸會議的發鈔額。配合這一可兌換西班牙銀圓的新紙幣，大陸會議強行禁止民間漲價，預防可能的通貨膨脹。在印鈔的同時禁止漲價，長期看來政策失靈是必然的。

1775年6月，大陸會議票決通過發行200萬元大陸幣的決定，發行紙幣的閘門從此一發而不可收，不斷印發的大陸幣越來越多，旋即貶值。1778年7元紙幣換1元金幣，1779年是42∶1，1780年達100∶1。

1780年3月18日，大陸會議，《獨立宣言》發表后成為美國最高權力機構，決定以40∶1回收舊紙幣，廢止不用，另發行1000萬元新紙幣，結果失敗，舊紙幣也不再流通。一直以來，這些紙幣無金銀等貴金屬作抵押，當地民眾對獨立的信心才是最重要的保證！如同獨立戰爭之前這里發行的“殖民券”：按商業和工業的需要來發行等比例貨幣，保證產品從生產者傳遞到消費者手中，並且保證其購買力，發行方不需要向任何人支付利息。這種新的政府信用紙幣必然導致殖民地脫離英格蘭銀行的控制，也是引發獨立戰爭及之前《貨幣法》出臺的原因。

向國外借錢打仗

只能在國內流通的大陸幣無法向國外購買軍火，1775年6月3日，大陸會議授權發行首批600萬英鎊公債，籌集金銀等硬通貨，用於購買軍火。1776年至1778年間，又向私人債權人發行約6700萬美元債券，利率3%至6%不等。

當時推銷債券的手段層出不窮。比如，1776年11月，“大陸借款辦公室”專門成立通過出售彩票來融資，中獎者得到的不是現金，而是一些年息4%期限3年以上的公債。這種通過彩票銷售為獨立戰爭借債融資的方式，在頭幾年很是成功。

債券與大陸幣不同，這些債券都是私人用金銀購得，同時政府承諾以后用黃金和白銀贖回，或者以減免稅收的辦法取消。州政府也發債，有些商人更相信州政府，愿意購買州政府債券。

內債之外，政府同時發行外債，向英國的敵對國法國、荷蘭及西班牙借得價值超過1200萬美元的硬通貨貸款。早在1777年以前，政府多次派代表出使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磋商借貸事宜。其間，美國獲得法國貸款635萬美元，向西班牙借款17萬美元，向荷蘭貸款130萬美元。

“敵人的敵人”的支援，讓作為債權方的大陸會議更有底氣。法國也希望借債給革命軍，通過在英國殖民地的戰爭牽絆住英國的力量。1778年，美國與法國結成同盟，法國承認美國獨立。隨后，法國對英國宣戰，兩國海軍多次發生海戰。而對於法國借出的600萬金幣，新生的美國政府延續設計“殖民券”的超前思路，沒有立即購買軍用物資，而是用作硬通貨擔保，發放2700萬以美元計價的債券。因為有法國600萬金幣擔保，債券認購十分踴躍。

然而，至1780年下半年，戰場上華盛頓的軍隊獲勝希望渺茫，大陸幣隨之不斷貶值，多印鈔票不再是出路。政府債券無人買單，各州不愿再發債券支援政府。多數士兵的服役期到年底也將結束，不愿繼續接收借條作為軍餉。軍費只有靠外借了。

華盛頓臨危授命本杰明富蘭克林。他已近70高齡，靠著任法國大使時在社會各階層積累的好名聲，再度前往法國，說服法國國王再借250萬金幣。這些金幣還未到岸，后來成為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部長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已先行將其作為抵押，通過國內貸款獲得“救命錢”，讓大陸軍堅持到1781年9月。似乎是一種互換。富蘭克林駐留法國期間，一位法國青年拉法耶特不惜易容輾轉從西班牙來到美國喬治城，在華盛頓麾下任軍官，為獨立戰爭立下汗馬功勞。由於參加美國獨立戰爭、經歷法國大革命，他被稱作新舊兩個世界的英雄！在他和當時法國外交大臣等法國親美人士策動下，法國國王才得以從資金與軍事層面，毫無保留地支援當時各方並不看好的大陸會議。

最終，在法國海軍增援下，美國大陸軍在南方港口城市約克鎮打贏了關鍵一戰，迫使英軍投降，一舉扭轉了整個戰爭的局面。1783年9月3日，英國簽署《巴黎條約》，承認美國獨立。沒有美國當地的私人投資者、法國國王、西班牙國王，以及荷蘭投資者的債務支援，我們熟悉的美國可能根本不會存在。

債務立國

今天的美國金融博物館里，一句漢密爾頓1781年的名言，點明了美利堅建國之基：“國債，如果不太多的話，將是一種對國家的恩賜。”

獨立戰爭以5400萬美元債務為代價換來成功，那么，如何避免“打江山”的負債拖累“守天下”？曾經在商業銀行工作的漢密爾頓有豐富的經驗，他知道，多印紙幣來償還債務無異於飲鴆止渴，引發社會波動的通脹將是必然，並將威脅英法兩國圍困中的脆弱新政府。面對債券、借條和政府及州政府發行的紙幣，身兼中央銀行功能的財政部決定發行新紙幣，舊紙幣可按票面價格1∶1兌換，同時規定只有新紙幣可購買政府債券，這樣舊紙幣迅速退出市場，新紙幣很快回流財政部。不到一年時間，財政部用新發行的政府債券回購戰爭期間遺留的近三分之二舊債務。

對債權人，舊紙幣兌新紙幣，新紙幣購新債，舊債換新債；對負債累累的政府，新紙幣購舊紙幣，新債兌新紙幣，新債換舊債。新舊兩個時代的歷史遺留問題就這樣被漢密爾頓的“旋轉門計劃”體面地解決！

如果當初通過征稅來還債，美國必然成為左手征稅、右手發債的“大政府”；因為有華爾街配合，以新債換舊債，美國才有今日的“大市場”。

當時華爾街如同一座活火山，平靜之下按捺不住發現金礦的喜悅。經紀人們從各地以票面價格十分之一回購舊紙幣，期待著按原價兌換美利堅合眾國的第一批紙幣。盡管此時，“旋轉門計劃”甚至還未被國會通過。始自美國建國之初的貨幣及債券流通，促成了一個循環流經財政部金庫、經紀人皮包、公司賬簿和家庭主婦衣兜的資本市場，其繁榮景象在英國依靠政府征稅、民間金融機構自律的分裂體系中是無法見到的。

這樣，一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資本市場在這里初具雛形，直至規模與影響力無可比擬，美國乃至世界經濟重心遂向華爾街轉移。由此，美國與歐洲的資本主義發展路徑亦在分野：

盡管沒有發債就沒有現代資本主義，歐洲的傳統資本主義強調重商主義——東印度公司，以及為其“護航”的戰爭綿延近一個世紀，倚靠著為軍費而生的英格蘭銀行，加之隨后巨額資本和海外市場觸動的工業革命，這是一切的關鍵，尤其是這家百年公司的使命與歷史代表著歐洲對國富民強的理解；而美國金融資本主義大不同，以發債獨立、以債還債的國家，更能夠理解資本市場的深意——債務，是革命中凝結力量的利益紐帶，是新生的合眾國得以鞏固並收獲信譽的可持續手段，在共贏中美國迎來屬於它自己的世紀。

1791年，政府債券市價已超過面值。1803年，通過向國內外發行公債，美國融資買下路易斯安那，使領土面積翻一倍。交易興旺的證券市場隨后為工業革命、科技創新成功融資。至1804年，53%的美國政府公債由歐洲人購得，美國銀行62%的股份也在外國投資者手中，正如今天的美國公債也多由中國、日本持有。

這一切可以歸功於漢密爾頓的債務證券化重組方案！漢密爾頓天才般地將之前數以千計混雜的債券置換為少數幾只政府債券，又推出“美國銀行”股票，直接促成了隨后股票交易所、投資銀行和經紀機構的興起，為證券購銷提供了成熟的平臺。

被譽為“美國金融之父”的他卻在此時淡出政壇。1804年夏，漢密爾頓劃船從紐約州前往法律允許決斗的新澤西州參加一場決斗。此前，他的政敵，前任副總統阿倫伯爾競選紐約州州長落敗，將脾氣發泄在漢密爾頓一篇批評自己的報紙文章上，於是致信給他要求決斗。那里是一片臨河的公園，恰好是三年前漢密爾頓的19歲長子決斗喪命之地。或許，這可以解釋為什么他在掏槍關頭失去了當年創造資本市場時的決斷力。3秒鐘的遲緩，子彈擊中漢密爾頓胸膛。47歲的他與世長辭，而有關資本市場的理想在自家所住的華爾街延續。

政府的債權邊界

漢密爾頓同時是“美國憲法之父”，在啟發日后美國法律體系的《聯邦黨人文集》中，他和制憲會議的召集人們提出，“如果人類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進行統治，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試圖厘清不是天使的政府，與不是天使的市場，應該如何相處，同時論證政府的邊界在哪里。

債權界定了政府的權力，維系著與本國民眾及國內外投資者的信任關係，在給予債務人信心的同時賦予其監督權。漫無邊際的、無債券約束的政府權力，在美利堅建國者們看來，只會是低效率的代名詞。美國選擇發債而不是征稅，以解決獨立前后的財政困局，市場在這里發揮主導作用毋庸置疑。隨之而來的，政府權力被約束在發債權限內部，越過這一債權約束構成的邊界，屬於非契約關係，不是政府的權力或義務，因此不應該屬於政府治理體系的一部分。

債務無非是適度的問題，至今中國仍是美國第一大債權國，對於雙方的利弊或者解決方式，是值得思考的。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中，波羅涅斯說，“不要向別人借錢，這將使你丟棄節儉的習慣。更不要借錢給別人，你不僅可能失去本金，也可能失去朋友”。更多時候，債務不是借或不借的問題，貿易中的出超國借給相應的入超國是一種必然，正如中國購買美國國債，美國才會具有購買中國出口產品的實力；正如只有提高英國殖民地的民眾收入，才會有能力消費英國機器制棉布。出口減少，必然意味著購買外債的減少。適度的國家間債務，取決於適度的出口與內需比例。

無論歷史上的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如何譴責負債或者更具負面色彩的高利貸，要知道債務作為一種工具，於國於民都可以是日常的朋友，合理的處理債務可以讓我們提前品味幸福，激勵我們更合理地規劃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