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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或成IMF大股東 美歐上演明爭暗斗

鉅亨網新聞中心


中國有望成IMF“大股東”,美歐之間的分歧導致IMF份額調整遲遲難以取得進展的。歐洲是面臨出讓份額壓力最大的地區,但歐洲國家始終無法就各國出讓的份額達成一致。美國一直表示支持向新興國家出讓IMF 的份額,但同時又絕不愿放棄否決權。

國際在線10月13日報道,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創始國之一,中國在該組織中的投票權份額曾僅次于美國與英國而位列第三。幾十年的風風雨雨過去,1980 年IMF 恢復中國合法席位時,中國份額已跌至第16 位……此后,第8、第6,中國的份額緩慢增長。今天,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能否在近日召開的世界銀行和IMF 秋季年會中實現投票權份額再度提升,成為國內外輿論熱議的話題之一。


中國有望成IMF“大股東”

此次IMF 年會召開前,有關中國投票權份額將大幅上升的傳言和預測早已不脛而走。英國路透社9 月底報道稱,一份內部文件顯示,IMF 的改革方案將使中國在該組織的地位大幅度提升至第三,甚至有可能超過日本,成為份額僅次于美國、排名第二的國家。IMF 執行總裁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在接受中國媒體采訪時也表示,本次年會將探討IMF 改革問題,中國“變成IMF 最重要的三大股東之一”將成為本次年會的重大成就。

作為全球兩大國際金融機構之一,IMF 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從理論上說,各國在IMF 中的投票權應反映其經濟實力,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國家在該機構中的份額長期滯后于實際經濟影響力。近年來,IMF 的投票權調整問題已經成為關乎該組織合法性的重要問題。其中,中國的投票權份額尤為引人關注。

經過2006 年IMF 的投票權份額調整之后,中國在該組織的份額從2.98%增加到3.72%,位居美國(17.09%)、日本(6.12%)、德國(5.98%)、法國(4.94%)、英國(4.94%)之后,排名第六。自從二十國集團(G20)在去年9 月的美國匹茲堡峰會上決定,發達國家應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轉移至少5%的份額后,各方普遍的預期是,中國將成為此輪調整的最大贏家。

美歐上演明爭暗斗

發達國家雖然已同意向發展中國家轉讓5%的投票權份額,但讓任何國家“吐出已經吃進嘴里的肉”,無疑都是一件難事。因此,自上述目標確定以來,有關各方一直在就份額的出讓和具體數額進行磋商,其間一度陷入僵局。為此,中國曾在今年6 月的二十國集團多倫多峰會召開之前表示,希望會議積極推動IMF 在今年 11 月G20 首爾峰會前完成新一輪份額改革,以兌現匹茲堡峰會的承諾。

導致IMF 份額調整遲遲難以取得進展的,主要是美歐之間的分歧。歐洲是面臨出讓份額壓力最大的地區,但歐洲國家始終無法就各國出讓的份額達成一致。美國一直表示支持向新興國家出讓IMF 的份額,但同時又絕不愿放棄否決權(IMF 重大決策需要85%的投票權,而美國份額超過15%)。

為迫使歐洲讓步,美國近來甚至利用否決權,在IMF 執行董事席位問題上對歐洲發難。歐盟各國財長于10 月1 日舉行會議后表示,歐盟準備與IMF 其他成員討論份額調整和讓出歐盟國家兩個執行董事席位的問題,但美國須放棄單方面否決董事會重大決定的權力。10 月5 日,一名德國政府官員表示,德國愿意讓出一些份額,但前提是其他國家,包括美國也愿意做出讓步。

就在IMF 年會召開前夕,美國又將份額調整與匯率問題掛鉤,把該組織的改革作為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對中國施壓的手段,為IMF 的份額調整增加了新的變數。對此,參加IMF 年會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8 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把IMF 份額改革和其他因素掛鉤的提法并不是國際社會的主流,他對該組織改革按期完成感到樂觀。

中國份額上升意味什么

由于IMF 成員國的“份額” 決定了一國應付的會費、接受資金援助的份額、所擁有的特別提款權(即按所繳份額的一定比例借用外匯)等,因此IMF 要確定一個成員國的份額,必須從其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在國際交易中的介入程度,包括產品和服務的進出口額、外匯儲備等幾個指標對其經濟實力進行衡量。

中國社科院國際金融辦公室主任高海紅對《世界新聞報》記者說,中國獲得與日益增強的實力相匹配的更多份額,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而且,權利和義務是聯系在一起的,獲得更多份額,自然也會貢獻更多。

如果中國能獲得更多的IMF 投票權,這將意味著什么?新華社國際部財經新聞采編室副主任明金維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投票權直接帶來了話語權和影響力,尤其當IMF 在國際金融監管、國際財政金融政策的協調方面制定游戲規則的時候,中國將發揮更大作用,更好體現中國利益。“好比一個公司的股東,有了更大股權,當然就有了更大的話語權,能更好實現自己的意愿和選擇。”

專家還指出,中國獲得更多話語權對其所代表的新興市場群體無疑將有深遠的影響。上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IMF 雖向一些國家伸出援手,但對受援國附加了相當苛刻的貸款條件,譬如實行嚴格的財政政策、自由化市場機制的改革等。部分國家為得到IMF 貸款,不得不削減醫療和教育開支,加劇民生苦痛,帶來長期的后遺癥。高海紅說,經濟特征相近的群體,更容易有共同的利益和選擇,IMF 以前對亞洲眷顧得少,就是因為亞洲在該組織內部沒有一個強大的聲音。

專家視點

新興經濟體該不該抱團

據美國媒體報道,當歐美為向發展中國家讓渡部分IMF 投票權份額明爭暗斗之際,少數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份額可能大幅提升有些“眼紅”,認為中國將會 “獨占”此次IMF 份額改革的好處。

實際上,從去年確定發達國家將向發展中國家轉讓5%投票權份額開始,就有中國學者呼吁,新興經濟體只有聯合起來共同發聲,才能使新獲得的份額發揮真正作用,起到“抱團取暖”的效果。有專家指出,新興經濟體尤其要避免希臘因主權債務危機需要緊急救助時,德國卻遲遲不肯出手在歐洲引發內訌那樣的局面。

但也有一些分析人士對此持不同看法。他們認為,新興經濟體只是在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這并不意味著它們總是能在利益取向上達成一致。新華社國際部財經新聞采編室副主任明金維對《世界新聞報》記者表示,新興經濟體在IMF 內共同發聲 “恐怕是個一廂情愿的想法 ……在國際舞臺上,沒有永遠的朋友或敵人,只有永遠的國家利益。例如,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并不是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站在中國這邊,印度、巴西就同發達國家站在一起。”

明金維還認為,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不平衡,有時不能簡單地把自己歸入發展中國家陣營,“更重要的是在每一項決議、倡議提出時進行深入研究,之后才能決定和哪些伙伴進行合作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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