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打擊“伊斯蘭國”戰略緣何不同

文 | 周亦奇

自2014年9月以來，針對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美國及其盟友發動了持續一年多的“反恐行動”。在一年內，美國及其聯軍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展開了數百輪空襲，其軍事介入該地區的內部衝突已成既定事實。

不過，對於美國在此地區打擊“伊斯蘭國”行動進行仔細的分析，可發現美國目前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打擊戰略並不完全相同。這一手段上的差異主要的表現是什么？又是由何種原因導致的？其產生的影響和執行后的效果究竟是什么？本文試圖對該問題進行初步的分析。

私人客製的反恐戰略

2014年9月初，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發動針對“伊斯蘭國”反恐行動以來，“削弱並最終擊潰”（degrade and defeat）就已經成為了美國針對“伊斯蘭國”的整體戰略方針。在這一方針指導下，美國逐步發展出了一套包含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司法等多種手段的打擊戰略。在2015年6月17日，美國國會召開的聽證會上，美國國防部長卡特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進一步將美國的反“伊斯蘭國”戰略細分為9個方面：

圖片來源：網絡

第一是由國務院牽頭的在伊拉克建設更有效、包容性的、包括多種宗教在內的治理結構；第二摧毀“伊斯蘭國”庇護地；第三是打造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地區伙伴的能力、第四是加強針對“伊斯蘭國”的情報搜集、第五是切斷“伊斯蘭國”的經濟支援網絡、第六是抵制“伊斯蘭國”的網絡宣傳、第七識切斷外籍武裝人員加入“伊斯蘭國”的手段、第八是為由於“伊斯蘭國”而流離失所的難民提供援助、第九是保衛美國本土不遭受“伊斯蘭國”的襲擊。

對該9項戰略進行分析，可發現涉及直接打擊伊拉克和敘利亞“伊斯蘭國”主要是第一和第二方面。相比於其他方面，在此兩方面，美國在敘利亞和伊拉克事實上采取了並不完全相同的打擊手段。整體而言，在伊拉克，美國戰略系統性更強、不僅側重當前的軍事打擊，更謀求打造長遠的治理結構，而在敘利亞，美國目前還未構思出一個較為完善的戰略，其戰略還停留在應急的空襲和軍事遏制“伊斯蘭國”。

同一個敵人，不同的打法

在伊拉克，美國除了在軍事上打擊“伊斯蘭國”之外，還積極謀求對伊拉克治理結構進行改造。

在政治上，在開始對“伊斯蘭國”的打擊后，美國就開始強力推動伊拉克政治包容化進程，力圖改善馬利基時代什葉派一家獨大的封閉政治結構，從而將遜尼派實力和庫爾德人都吸收進伊拉克政治結構中，進而形成具有代表性的包容性政體和權力分享結構。

在軍事上，美國也在試圖整合伊拉克既有的武裝力量。一方面，美國加強了對伊拉克現有武裝力量的支援和訓練。目前，伊拉克政府方面的武裝力量以什葉派為主，分別是伊拉克安全部隊和在“伊斯蘭國”危機出現后，臨時組織的民兵武裝。同時，美國也加強了對遜尼派武裝的扶持與支援。在6月份國防部長卡特的國會聽證會上，卡特表示將加強對遜尼派地方社區的支援。

目前，美國國防部已經決定派遣450名美軍士兵前往遜尼派聚集地安巴爾省附近的塔卡杜姆附近的軍事基地。眾所周知，遜尼派是“伊斯蘭國”主要的支援群體，故而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開始加強對遜尼派反“伊斯蘭國”武裝的扶持，也可認為是撼動“伊斯蘭國”根基的明智之舉。

與伊拉克相比，在敘利亞美軍的行動就明顯低調了不少。雖然美軍在敘利亞針對“伊斯蘭國”發起了多次空襲，但是美國在敘利亞依然缺乏非常明確的干預戰略。在卡特的報告中，他提到美軍將通過武裝敘利亞溫和反對派來加強其在敘利亞反恐的地面抓手。

可是這一戰略並不成功，先不說受到美國培訓的反對派數量遠遠不及美國之前的預期，這批所謂的反對派武裝一旦投入戰場之中，要么被其他反對派武裝所擊潰、要么就自己叛變加入“伊斯蘭國”。在最近俄羅斯開始在敘利亞的針對“伊斯蘭國”軍事行動后，美國國防部宣布暫停對敘利亞武裝派的培訓和支援計劃。

為什么美國在該地區的反恐戰略會有如此巨大的差別？

筆者試圖可以從美伊、美敘總體關係，以及美國在該地區的基層盟友關係兩方面進行分析。整體上，美國與伊拉克依然保持著基本良好的關係。這就使得美國可以和伊拉克政府建立較為機制性的合作關係，並且可以通過其政府對其國內政治結構和基層社會進行滲透。

而在敘利亞，由於“阿拉伯之春”之后，美敘關係的惡化，美國至今不承認巴沙爾政權的合法性。在此背景下，美國既要反“伊斯蘭國”，又要反敘利亞政府。這種“敵人的敵人還是我的敵人”的悖論給美國在敘利亞的反恐行動帶來了巨大的困難。

其次，美國執行的這一戰略差異也與所依仗的地方盟友有關。眾所周知，伴隨著美國在全球的戰略重心轉移和能源自給的逐步實現，中東地區在美國的戰略重要性日益降低，並且伊拉克戰爭給美國帶來的內耗與巨大成本也使得美國在再次介入中東政治上患得患失，猶豫不決。

在此基礎上，美國的總體政策必然是一種表面承擔責任、實質逐步超脫的姿態。故而，美國在中東地區可以想象不會投入過多的地面部隊。而這也在今年7月美國國防部長和參謀長主席的聽證會上得以進一步證實。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在打擊“伊斯蘭國”的行動中，必然要在此地區尋找到有利的地方盟友，從而幫助其實現戰略落實。而這一點的區別也導致美國在這兩個國家的戰略不同。

在伊拉克，美國的合作對象是伊拉克政府軍。與一般的武裝派別的分散性相比，政府具有較高的組織性，並且擁有的資源也相對較多。故而，與政府進行合作可以避免直接面對碎片化程度極高的武裝組織而產生的溝通障礙。其次，當對政府進行援助時，外部支援者也可以更為容易地對其政府進行施壓，從而利用其既有的組織基礎和權力渠道，向其全國實施整體性的政策。並且，與政府軍進行合作，美國在伊拉克的反恐行動也能具備更高的合法性，從而獲得更多民眾的支援。

而在敘利亞，美國始終無法尋找到一個穩定、強大的地方盟友。眾所周知，敘利亞內戰是一個碎片化程度極高的多行為體內戰。無論是敘利亞自由軍還是伊斯蘭陣線都是由多個反對派武裝組成的松散聯盟。在這一情況下，美國要辨識出可能的溫和反對派，就如同大海撈針。故而美國始終難以找到可以依仗的反對武裝。這也使得美國的戰略只停留在空襲，難以落地，也難以進行較為系統和深入的反恐行動。

美國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反恐戰略差異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根據筆者的推測，這種反恐戰略上的雙重標準會給美國在此地區的反恐和區域的領導地位帶來不利的影響。

首先，對伊拉克和敘利亞差異反恐戰略可使恐怖分子有機可乘。“伊斯蘭國”可以在敘利亞和伊拉克之間進行兩面游走，在反恐打擊較為薄弱的地區安營扎寨、招兵買馬，從而可以保持實力，躲避打擊。這對於徹底消滅“伊斯蘭國”無疑是非常不利的。

其次，美國在敘利亞和伊拉克之所以難以形成統一化的打擊戰略。其關鍵是如何對待敘利亞巴沙爾政權的問題。雖然在言辭上美國一直對巴沙爾政權持批評態度，也將其下臺作為敘利亞問題解決的前提。但是在行動上，美國卻猶豫不決。伴隨著當前“伊斯蘭國”勢力的日益崛起和難民問題的爆發，巴沙爾政權對美國的威脅開始逐步讓位於“伊斯蘭國”。

在此背景下，美國國內決策部門中也開始出現了一些改變對巴沙爾政權政策跡象。但是，考慮到美國之前對巴沙爾政權的強硬姿態和地區盟友如沙特和土耳其的反對，美國在是否改變對巴沙爾政權政策時左右為難。而這也直接導致美國在敘利亞的反恐行動虎頭蛇尾、推進不利。這些都進一步降低了美國在此地區的威信也導致沙特和土耳其在敘利亞問題上進一步對美失望。

版權申明

本文為中東研究通訊研究團隊原創，已授權和訊網智庫頻道轉載。如有意轉載請直接與中東研究通訊微信公眾號（menastudies）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