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需要一個"中國式的收入倍增計劃"

我們試圖通過對美國大蕭條前後經濟走勢和日本上世紀60年代經濟轉型期的研究，為中國經濟刺激計劃對經濟走向的影響和中國應當如何啟動內需並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一定的參考。

一、美國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表明最終走出危機還是需要通過消費結構變化和新興產業結構發展

1.美國大蕭條時期經濟底部的形成和復甦跡象

美國1929年那場經濟危機的底部在哪裡？是什麼帶動了美國經濟復甦？復甦跡象從何而見？這裡就不得不提到羅斯福新政。羅斯福新政分成兩個階段：1933年3月9日-1936年6月16日為第一階段：遏制經濟下滑趨勢，著重在復興、救濟；1935年-1939年為第二階段：重在改革，把購買力注入弱勢階層手中，通過「社會保障制度」使經濟轉變為永久的復興。

羅斯福新政的基本思路包括三點：第一點是通過整頓聯邦信用，聯邦政府實行全面領導。第二點是為恢復購買力而進行救濟和大搞公共工程。第三點是為持久繁榮而採取一系列農業和工業政策。其中第二點與我國去年底推出的4萬億投資計劃有著異曲同工之意。1933年美國GDP見底，投資是拉升經濟的重要因素，而其中民間投資的啟動是導致經濟復甦的重要原因。到1938年美國又出現了經濟下滑，這主要源於信貸收縮。

2.股市走勢提前反映了經濟變動

從美國上個世紀30年代前後的股票走勢來看，無不和經濟息息相關。首先，1929年大崩盤是經濟蕭條的提前表現，到1933年美國經濟出現底部。而與此同時，股市在1932年年中調整至最低點。伴隨著之後經濟的逐漸復甦，股市開始持續上揚。到1937年中旬股市已經從最低的50點漲到了200點，反彈幅度達到了4倍。此後在美國經濟1938年由於信貸收縮出現回調之前，股市又開始出現下跌。

3.美國上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的啟示和借鑒

通過對美國的研究，我們可以借鑒幾個方面：政府只能有效的遏制經濟下滑趨勢，但不能改變經濟自身週期。經濟是週期波動的，危機本身是經濟發展問題的體現，包括分配不均、產能過剩、消費不足，是這些問題造成了危機，而不是危機導致了這些問題。出現危機的時候，政府的主要作用是遏制經濟下滑趨勢，但是不能改變經濟週期，最終經濟週期還是需要通過消費結構變化和新興產業結構的發展。

二、日本上世紀60年代啟動內需與產業結構調整之路

1.中國目前的定位——日本上世紀60年代上半期

戰後日本的經濟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945-1955為戰後重建階段，到1955年工業生產基本恢復到戰前1936年水平；1955-1960為高速增長前的奠基階段；1961-1970為高速增長時期。在1956-1970年的15年間，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達到9.72％，其中有7年的增長率高達兩位數以上；1971-1980為不穩定增長時期，由於石油危機及政策不當原因，日本經濟增長開始放緩。

通過驅動經濟增長的兩大動力——工業化、城市化指標的比較，我們認為中國2008年的經濟狀況與日本上世紀60年代中前期基本相當。實際三產就業比率與日本上世紀60年代初相當，城市化率低於日本上世紀60年代初。 從經濟發展的內在本質看，我們定位當前中國坐標為「日本上世紀60年代上半期」。

2.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日本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上世紀60年代之前，日本正處於「投資引起投資」的高潮期：(1)日本經濟面臨嚴重的二重結構問題：表現為城鄉二重結構和大小企業之間差距巨大。1960年農民收入僅為城市的44%，大小企業收入差距達到一倍以上；(2)國民收入增長遠低於GDP增長速度，個人消費增速明顯落後於投資與工業增長速度；(3)全球經濟危機(1957年從美國開始)給日本經濟造成了嚴重影響，經濟陷入衰退期。

3.日本「國民大爭論」

在這種背景下，日本經濟學界對「日本經濟能不能繼續高速增長下去」的問題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兩種觀點：一種是「穩定成長派」，認為日本經濟已經結束了戰後恢復期，而且已經出現生產能力過剩狀況，對新的投資缺乏刺激，不可能有新的發展，今後只能「穩定」成長。另一種則是以下村治為代表的「高速成長論」，認為日本正處於「歷史勃興期」，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基礎都處於技術改造期，設備投資慾望很旺盛。按照投入——產出係數，供給能力的迅速增長將會導致生產迅速增長，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增加，擴大出口的前景極為光明。儘管當時已出現了生產力過剩，但只要採取擴大有效需求的政策，如減少失業，擴大高工資、高收入的就業機會，縮小城鄉間的收入差別，就可使過剩的生產能力與市場銷路之間的矛盾獲得暫時解決。

池田勇人內閣採納了「高速成長論」，並於1960年制訂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計劃在1961-1970年這十年之間將國民收入提高兩倍。並把頭三年的增長率定為9%，十年間的平均增長率定為7.8%。計劃的最終目的是迅速提高國民生活水平和實現完全就業。

總體而言，我們認為收入倍增計劃是日本上世紀60年代高速增長的最根本動力所在。《收入倍增計劃》提高了國民收入，成為「啟動內需」的鑰匙，國民經濟中自身消費結構變化推動了經濟自身產業結構調整。當然在此過程中我們不能忽視日本政府在各個環節中起到的重要推動作用。

三、我國的啟動內需與產業結構調整

1.短期經濟刺激計劃必不可少

正如羅斯福新政，政府短期經濟刺激計劃有利於遏制經濟下滑趨勢，對於緩解恐慌狀態下的經濟快速下滑具有重要作用。從實踐看，中國經濟環比增速明顯，政府調控功不可沒。

2.中國處於工業化、城市化中期，未來十年高增長可期

通過對日本研究我們認為，當前中國工業化水平相當於日本上世紀60年代中前期，城市化水平相當於日本上世紀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水平，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遠未完成，重化工業還具有非常大的發展空間。

3.中國需要解決的問題——中國式的「收入倍增計劃」

日本作為一個公認的出口導向型國家，其在上世紀60年代高速增長期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一直維持在50%以上，直至1965年才出現第一次貿易順差，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來自於內需與投資驅動。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當前居民消費在GDP增長中的占比只有30%-40%，甚至遠低於日本推出「收入倍增計劃」的1960年。因此，我們認為中國啟動內需的關鍵是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實質購買力，中國需要一個「中國式的收入倍增計劃」。

4.投資與行業選擇

從日本上世紀60年代內需啟動後消費結構變化分析，結合美國上世紀30年代、韓國上世紀80年代的經濟發展歷程，我們認為未來中國拉動內需的空間非常龐大。主要相關行業集中在中國農村地區的家電化、全國性的汽車化浪潮和房地產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