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公司行賄何以此起彼伏

北京時間4月1日凌晨2點，戴姆勒用低頭認罪和一筆巨額罰金的代價結束了美國司法部和SEC對其濫用金錢換取訂單的調查。

此前，優雅的梅賽德斯-奔馳制造商被華盛頓檢察官用長達76頁的起訴書揭開了其骯臟的另一面。起訴書指出，戴姆勒在10年里曾向俄羅斯、中國、克羅地亞、埃及、希臘、越南等至少22國的政府官員或公司行賄數億美元。

除了公眾以外，這或許是各方當事人都“喜聞樂見”的一個結局，對那些尚未被公布的受賄者來說更是如此。

就跨國公司行賄事件來說，此次戴姆勒全球行賄并非個案，近年來被曝光的跨國公司越來越多。在過去10年里，包括西門子、沃爾瑪、朗訊等多家全球知名跨國企業均曾事涉類似丑聞。曾參與2006年西門子4億歐元不明資金案調查的法蘭克福高級檢察官沃爾夫岡·紹潘施泰納指出，企業在海外的腐敗行為一般隱藏得很深，這些被查出的腐敗案件可能只占到總數的5%。

在全球化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為獲取足夠訂單，各大跨國公司無所不用其極。特別是在汽車、電信、鐵路、醫療等領域內，“花錢”拿到合同似乎成了跨國巨頭們普遍認可的“潛規則”。對那些年訂單額動輒近千億的跨國公司來說，市場經理們也只有不斷拿回巨額訂單，才能維系企業的正常發展。

跨國公司的管理構架也助長了海外腐敗的涌現。如今，跨國公司越來越注重本地化，各國分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獨立經營”，不經跨國公司總部監管即可自主進行交易。如此一來，少數管理層便開始利用這種權力通過各種手段謀取合同。

戴姆勒案4月1日的聽證會結束后，美國司法部首席副助理總檢察長馬里蘭·拉曼在聲明中說：“通過使用境外銀行賬戶、第三方代理和欺騙性定價的方式，這些公司把在海外賄賂看做是公認的做生意的一種方式！”

不幸的是，近10年里，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成為跨國企業行賄的“重點目標”。這一現象的背后，首先是這些國家的商業文化中存在的軟肋暴露無遺，譬如，不正當競爭現象比較突出，在經濟活動中“潛規則”文化流行；其次是灰色的商業環境，包括市場信息不夠透明，政策法規隨意性強，“洋腐敗”與“土腐敗”互相勾結等；再次，暴露出公共治理方面有待進一步加強，市場管制偏多，但有效的市場監管不足和執法效率不高等情形亟須改變。

毫無疑問，商業賄賂不應成為跨國企業全球化生意中的公認手段。在這方面，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在一定程度上值得借鑒。該法于1977年制定，1988年修訂，旨在限制美國公司賄賂國外政府官員的行為，并對在美國上市的公司的財會制度做出了相關規定。值得注意的是，該法并不要求行賄行為的目的得逞，提供或者承諾行賄即構成違法行為。此外，該法還禁止任何行賄企圖，無論是打算利用外國官員的官方身份影響行為或決定，或促使官員做或不做任何違反其法定義務的行為以獲取不正當利益。

就中國而言，要避免成為跨國公司全球行賄中的受害者，以下幾方面需要予以考慮。首先，就政府而言，在更大范圍內實施“陽光政務”，使商業賄賂失去生存空間；加強培育更加透明的市場經濟體系，實行公平競爭的經濟制度，減少尋租機會。其次，充分發揮媒體和公眾的監督作用，做到“全民監督”。同時，加強反商業腐敗的教育，從思想本源上鏟除商業賄賂之念。商業賄賂的產生與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機會主義的消極思想是分不開的。與其事后監管治理，不如事前防微杜漸。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健全法制。目前關于跨國企業的商業賄賂問題，除了法律法規上的疏漏以外，還有中國關于反商業賄賂的法律條文分散，立法層級不高，導致在實踐中反商業賄賂貌似嚴厲而實則效果不彰。如果能夠建立更加科學的偵查和刑罰制度，那么，對付跨國公司十分隱秘的“利益輸送”行為，可能會更加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