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迪頓：富國的海外援助反而損害了窮國發展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安格斯-迪頓撰文指出，不幸的是，富國目前把事情弄得更糟。國外援助是富國對窮國的轉移支付，值得稱道，特別是在挽救了無數人生命的醫療領域。但國外援助也損害了受援國家能力的發展。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在蘇格蘭，我從小就被教導警察是朋友，需要時可以求助。我19歲時第一次來到美國時，向一名正在時代廣場疏導交通的紐約市警察詢問最近的郵局怎么走，他卻爆出一連串粗口。結果，有點不知所措的我把老板的急件丟進了垃圾箱，因為它看起來和郵筒長得一模一樣。

歐洲人對他們的政府的看法，一般比美國人更加正面。對后者來說，聯邦、州和地方政客的失敗和不得人心乃是家常便飯。但美國各級政府向人民征稅，然后提供美國人的生活所離不開的服務。

與許多富裕國家的人民一樣，美國人認為法律和監管制度、公立學校、老年人的醫療和社會保障、道路、國防和外交及國家對研究（特別是醫學方面）的重金 投入，是理所當然的。當然，並非所有服務都能盡如人意，也不是所有人對這些服務都有同樣評價；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人們還是照章納稅。不過，如果花錢的方式令一些人感到不爽，就會引起公眾激烈的爭論，而定期的選舉也讓人們得以改變輕重緩急。

這些可以說都是不言自明的，至少對有著高效政府的富裕國家人民來說是如此。但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卻沒有這么幸運。

在非洲和亞洲的許多地方，國家欠缺收稅或提供服務的能力。政府和人民之間的契約，在窮國往往根本不存在，在富國也不是完美無缺的。那名紐約警察只是有些不禮貌（至少還在忙於提供服務）；而在世界許多地方，警察騎在他們應該保護的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從人民身上訛錢，或是代表權力機關迫害他們。

即使在印度這樣的中等收入國家，公立學校和公立醫院也頻頻出現曠工（並且不會受到懲罰）情況。私人醫生給人們（他們認為）想要的——注射、打點滴和抗生素——但國家並不監管他們，許多從業者根本沒有執業資格。

放眼發展中世界，兒童因為投胎到錯誤的國家而死去，不是因為不可治愈的疑難雜症，而是我們在一百年前就已經知道該如何處理的常見兒童疾病。只要國家無法提供常規母嬰醫療，這些兒童就會繼續死去。

同樣的，如果政府無能，監管和執行不力，企業也就難以經營。缺乏有效運作的民事法庭，就不能保證創新企業家能從他們的點子獲得報酬。

國家能力的缺失，即無法提供富國人民習以為常的服務和保護，是全球貧困和不足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沒有有效國家與積極的公民合作，就很難形成戰勝全球貧困所需要的增長。

不幸的是，富國目前把事情弄得更糟。國外援助是富國對窮國的轉移支付，值得稱道，特別是在挽救了無數人生命的醫療領域。但國外援助也損害了受援國家能力的發展。

在政府直接收到援助，而且援助相對財政支出較大（通常相當於一大半）的國家，大部分是非洲國家，這樣的情況最明顯。這些政府不需要與公民達成契約， 不需要議會，也不需要征稅系統。如果說它們需要對誰負責，那就是捐助國；但即使這一點在實踐中也不可行。捐助國受到本國公民的壓力（他們希望幫助窮人）， 窮國政府需要多少，它們就拿出多少，甚至還會多給一些。

繞過政府，直接把援助交給窮人怎么樣？顯然，直接效果大概會更好，特別是對政府間援助很少能到達窮人手中的國家來說。而只要極少的錢，如富裕國家每個成年人每天拿出15美分，就能把所有人都至少提升到每天1美元的貧困線。

但這不是解決方案。窮人需要政府帶給他們更好的生活；繞過政府短期可能改善現狀，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窮國不能永遠指望醫療服務來自外國。援助會破壞窮人最需要的東西：一個與他們攜手共進，創造今天和明天的有效政府。

我們可以做的是，鼓勵我們自身的政府不要再做讓窮國更難克服貧困的事情。減少援助是其中之一，其他還包括遏制軍火貿易、改善富國貿易和補貼政策、提供不與援助掛鉤的技術顧問、為不影響富人的疾病研發更好藥物等。讓已經很弱的政府變得更弱，並不能幫助窮人。

作者angus deaton是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公共和國際事務學院經濟學和國際事務教授，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他著有《逃離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