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漢"的光榮與夢想

8月26日，武漢長江上的第八座橋梁、連接漢陽與武昌的鸚鵡洲長江大橋正式動工建設，該橋全長9.32公里，為武漢首座雙向8車道長江大橋，預計總投資超過90億元。

這只是武漢今年眾多重大項目中的一個。按照武漢市的計劃，今年新開工的重大項目達到139項，在建項目189項，前期項目113項。統計顯示，今年前7個月武漢完成固定資產投資近1900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7.3%。

大興土木的背后，是武漢懷揣的萬億夢想。武漢市市長阮成發在今年7月的一個企業家座談會上表示，明年起武漢將力爭經濟總量每年增加1000億元以上，爭取在“十二五”期間，實現GDP突破萬億的目標。

逝去的榮光

在中國近代史上，只有兩座城市會被冠予“大”字，一個是大上海，另一個就是大武漢。大武漢，印記武漢昔日的輝煌，也寄托武漢發展的夢想。

一般說來，武漢作為一個真正有影響力的商業城市，是在明代中后期漢口的興起后。“漢口鎮肇于明中葉，盛于（天）啟、正（崇禎）之際”。到明末時，漢口已是“商船四集，貨物紛華，風景頗稱繁庶”的著名市鎮，為其時的“四大名鎮”之一。

“就功能而言，這個時候的武漢雖然商業很繁華，但它還是一個區域的商業中心，作為具有強大的全國性影響力的城市，則是在晚清張之洞督鄂之后。”武漢市社科院城市歷史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張篤勤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一個人改變了一座城市的命運。1889年8月8日，清廷調兩廣總督張之洞改任湖廣總督，督辦蘆漢鐵路。張之洞督鄂之后，大力發展洋務，發展近代交通，在武漢布局一大批近代軍事重工和輕工業，包括1889年在漢陽創辦的湖北槍炮廠以及同時在武昌創辦的“絲麻四局”。在張之洞的努力下，武漢一躍成為與天津、上海并列的晚清三大洋務中心和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對外貿易口岸。

武昌起義的成功讓大武漢的榮光達到了歷史頂峰。進入民國初年，由于戰爭和時事的變遷，盡管武漢經濟仍在發展，但在全國各大城市中的經濟指標排名均顯著下降，其在全國經濟中的分量也有日漸減輕的趨勢。

這種趨勢在新中國成立后得以迅速扭轉。在計劃經濟時代，作為華中地區的中心，武漢擁有比周圍其他城市更多的政治和社會經濟資源。新中國成立后全國首批重大項目共150多項，武漢就占據了其中好幾項，尤其是一大批“武字頭”的項目，如武鋼、武鍋、武船、武重，以及“萬里長江第一橋”的武漢長江大橋，均建于那個年代。

“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的重工業布局對一個城市的發展是決定性的，當時的武漢是全國重工業的重點城市，這為武漢在新中國成立后幾十年的領先地位打下了基礎。”張篤勤說。

武漢在哪里

改革開放后，當沿海城市在對外開放的大潮中迅速崛起的時候，曾經的大武漢卻沒有在這一輪的發展中成為“弄潮兒”。

“我清楚地記得，1981年，武漢的經濟總量在全國位列第四，僅次于三大直轄市，排在廣州之前。”湖北社科院長江流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彭智敏告訴記者。

但2009年，廣州市地區生產總值突破9000億元大關，達到9112.76億元。這一年，武漢的GDP為4620.18億元，僅為廣州的一半左右。

數據或許是枯燥的，但人們的感觸則比數據來得更加直接。實際上，改革開放后，武漢人并非完全落后于市場經濟的腳步。以著名的漢正街為例，1979年，103位武漢人開始在漢正街擺攤做生意，這個位于漢江和長江交匯處的嘈雜老街，迅速成為中國探索市場經濟的試驗場之一。

上個世紀80年代，漢正街“買全國、賣全國”的經營模式吸引全國各地的商販前來“打貨”。漢正街亦迅速成為中國對內搞活經濟的典范，成為改革開放的“風向標”和“試驗田”，并迅速發展為“天下第一街”。

彼時的浙江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建設還沒邁開腳步。但到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當義烏的小商品市場已經成為世界級的重要市場時，漢正街卻不斷后退，在全國的排名直線下降。

“漢正街還在原地踏步。”來自浙江、在漢正街經營服裝生意十幾年的老劉說，破舊、水貨和小偷橫行一直是漢正街給外界留下的印象，至今，這種面貌仍然沒有多大改變。

“過去計劃經濟時代，武漢占的位置比較重要，在那個時代得到比較多實惠。改革開放后，國家對東南沿海地區有優惠政策，政策和資金都向這些地方傾斜，武漢屬于內陸地區，傳統的計劃經濟時代的優勢喪失了。在新的經濟利益格局變動中又沒有建立起新的優勢，這是發展緩慢的客觀原因。”張篤勤認為，另一方面是武漢的內陸意識、思想觀念和沿海有較大的差距。

進入上個世紀90年代后，武漢發展滯后的現象更加凸顯。作為擁有大量國有企業的老工業基地，武漢眾多國企的虧損局面日漸突出，下崗壓力逐漸增大。“那個時候經常有大批面臨下崗的工人到政府門口靜坐或者干脆堵住交通。”在武漢長大的小唐回憶道。

“當時武漢市認為工業基礎好，這不但不是優勢，反而是個包袱，所以談到武漢發展緩慢時，總是把責任、客觀原因歸結到武漢是個老工業基地，包袱重，因為企業職工多，下崗工人多，是個包袱，這導致了對工業不重視，把傳統的優勢丟掉了，新的優勢又沒建起來。”張篤勤說。

2002年開始擔任武漢市市長的李憲生曾連續三年在全國人代會上發言，追問“武漢在哪里”，疾呼中央支持中部地區發展，重視武漢在中部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從這個時候開始，武漢加快了產業結構調整的腳步。“一方面，武漢對原有的工業進行轉型升級調整，另一方面開始著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洪可柱說，在空間布局上，武漢將城鎮化和工業化有機結合，把主城區的工業遷到遠城區，促進遠城區的工業化和城鎮化，主城區則主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

在自身求變的同時，外部尤其是國家的政策利好也先后“光顧”武漢。2004年3月，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促進中部地區崛起。

今年3月，國務院批復《武漢市城市總體規劃（2010－2020年）》，明確武漢的定位為“中部地區的中心城市”。

對于這一定位，中部其他城市并不完全認可，“不服”的聲音頻出。

“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根本沒有這樣的問題。但這也從另一個層面反映了這些年武漢的發展比較滯后，在經濟發展的速度、質量方面不如這些城市。”彭智敏說，長沙、鄭州、合肥這些中部兄弟城市的發展都很快，有很多值得武漢學習的地方。“比如長沙的民營經濟，遠大、三一重工等，發展都非常快，反觀武漢的民營企業連‘十年老店’都非常少。”

他介紹，前兩年武漢原有的著名企業武重、武鍋、長動重組成為武漢重工集團，三家合并起來去年的銷售額才20多億元，“這跟同為中部的企業三一重工、中聯重科，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上。”

“現在武漢必須‘加速度’，要利用中央給中部、給武漢的政策，必須抓住這個難得的機遇，如果再錯失這個機遇，中部西部都上去了，市場都被人家占領了，那么武漢以后要發展更加困難。”洪可柱說。

萬億拼圖

在這種危機意識下，近年來武漢提擋進位的速度明顯加快。統計顯示，2009年武漢實現GDP4620.18億元，比上年增長13.7％。繼2008年超越南京后，再超成都、寧波，躍居全國副省級城市的第五位，并且在時隔8年之后再次進入前10名。今年上半年，武漢GDP達到2425.56億元，增長15.4%。

但武漢顯然不滿足于這樣的成績。武漢市委政研室課題組所做的《武漢市“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顯示，到2015年，武漢地區生產總值將突破1萬億元，年均增長15%，進入萬億俱樂部行列。

“要實現這個目標，有一定的壓力。”洪可柱認為，如果武漢把中央給的政策都能很好利用起來，這個目標還是可以實現的。

支撐經濟總量的關鍵在于產業發展。按照計劃，到2015年，鋼鐵、汽車、電子信息、石化、輕工紡織、裝備制造、船舶、物流等八大重點產業工業增加值突破4000億元，占到全市地區生產總值的40%。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增加值年均增長25%以上，新興產業年均增長30%以上。

另一方面，固定資產投資對武漢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十分明顯。去年，借力于國家4萬億元投資的東風，武漢城市圈推出156個重大項目，投資總規模達到約1.3萬億元。第一批的重點投資砸向了大東湖六湖連通工程、城際鐵路和武漢地鐵等。

“整個武漢現在就是一個大工地，到處都堵得厲害。”的士司機老陳抱怨道。與之相對應的是，去年武漢城建投資平均一天1.4億元，全年共投資500億元，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至年底，全市共有5000多個工地同時建設。

洪可柱認為，相較目前沿海城市的增速放緩，地處內陸的武漢還有較長的高速增長期。“武漢快速增長的勢頭取決于三個方面：武漢‘1+8’城市圈能否真正實現全面發展；武漢遠城區能否實現城市化和工業化；高新技術和現代服務業能否達到比較高的水平。”

“這些都實現的話，恐怕還要十幾二十年的時間，所以武漢還有十幾年的高速發展時間。”洪可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