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模式轉型的挑戰

近年來，尤其是在本次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學界、決策層還有民間，都很關注中國社會、中國經濟今後的走向。在經濟模式方面，在過去這些年裡，中國經濟主要靠投資，特別是靠政府投資帶動。由投資帶動以後，就產生很多製造生產能量(產能)。產能增加這麼多以後，就得靠出口市場帶動整個中國生產鏈的不斷上升，以這種方式給製造業工廠提供銷售渠道。

但是有一個問題，過去的經濟增長模式對出口、對投資的依賴度這麼高，如何能夠長久維繫？這是很多學者和業界人士都在談論的話題。過去十幾年裡，包括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在內的許多聲音都在呼籲，要改變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過度依賴出口的現狀，必須要調整。但是講了十幾年，到現在，依賴度不僅沒降，反而上升。這是為什麼呢？特別是這次金融危機的衝擊，更加逼使我們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麼提了十幾年，願望表達了十幾年，但是到目前為止，不僅中國經濟沒有減少對出口和投資的依賴，這種局面反而還惡化了很多？」

本文想就這個問題，從基礎制度的角度來闡釋：為什麼說只要中國還是以國有經濟 (特別是國有資產、國有土地等)為主體，還是讓徵稅權不受制約，還是讓政府在經濟中繼續唱主角的話，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就會非常困難。

具體而言，本文試圖回答以下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經濟很難向消費驅動的模式轉型，而只能夠繼續依賴投資、依賴出口？

第二個問題：為什麼對於中國而言，GDP增長速度如果低於8%就不行？從上到下的各級政府都在追求一個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要「保8」。為什麼「保8」對中國這麼重要？如果你和其他國家的經濟學家、普通民眾或政府官員說，中國必須要保持8%的GDP增長速度，大多數人會覺得很納悶，如果在美國的話，每年有2％－3％的增長速度，就算很高了，就可以讓整個美國社會非常欣欣向榮。但是在中國，只有8%的GDP增長率才能產生足夠多的就業，讓老百姓感受到足夠的增長，為什麼會這樣？對於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在將中國的GDP增速跟其他私有市場經濟的GDP增速做比較之前，大致上應該先把中國的GDP增速除以2，才可做直接比較，否則不可以直接比。其中的原因將在下文詳述。

第三個問題 (此問題與第二個問題有關)：為什麼中國老百姓的收入增長速度總是慢於GDP的增速？為什麼普通人能夠感受得到的經濟增長沒有官方公佈的GDP增速那麼高？

第四個問題：為什麼需要8%或更高的GDP增速，才能產生足夠多的就業機會？為什麼中國GDP的增長所能帶來的就業機會那麼少，比其他國家普遍少很多？

下文將對這些問題做出回答。

30年後又到轉折點

首先，我要強調，中國作為以國有制為主導的經濟體，在過去30年的成績總體上還是積極的。這可以從一組數據中看到。1980年時，歐盟的GDP差不多是全球GDP的28%，美國占22%左右，中國那時只有4%左右，雖說中國的人口一直是佔全球人口的20%或者是更高。1980年之後，中國的經濟增長最快，從1980年占世界GDP的4%，到2006年就上升到16%，總共翻了3倍。日本在1980年的時候，其GDP占世界的8.5%左右，但到2006年下降到6%，因為日本在這個期間，除了1980—1990年的快速增長以外，1990年以後基本上呈下降的趨勢。

所以，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明顯成就。當然背後的原因有很多。本文尤應提到的一個原因是，在過去30年裡，國有制體系確實讓政府調動資源很容易，確實能實現「集中力量辦大事」，政府投資的能力非常高，大型的建設項目、尤其是基礎設施和工業基地，都很容易建成。特別是當我們將中國與印度做比較時，這一點就更明顯了。印度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國家。在私有制之下，如果要調動資源，就得像美國一樣有非常發達的資本市場，否則就難以興建大工程。但是，印度處於一個差不多兩邊都不靠的狀態：它既沒有非常發達的資本市場，沒法像美國的資本市場那樣彙集和調動資源，難以調動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的資金去發展大的基礎設施或製造業項目；它又沒法像中國這樣，通過政府調動資源，因為印度不是國有制。由於沒有發達的資本市場和政府調動資源的便利，印度的基礎設施和工業基礎可能要比中國差一些。

我去年10月去巴西的時候，一次跟出租車司機聊天，他說，巴西政府一旦有錢，不是去想到把他們的機場、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礎設施做好，而是想怎麼把這錢分給老百姓，發給老百姓去花。我就跟他說，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中國政府有了錢，首先想到的不是給老百姓發錢，而是要多蓋大樓，修建更漂亮的立交橋、高速公路和鐵路。所以，兩種不同的制度安排帶來的開支、消費與投資結構是絕然不同的。

在過去的30年裡，國家對資源和生產資料的控制，帶來了一些好處。但是，其負作用也很多，到今天甚至是負面後果大於正面，這種模式已使整個經濟過於偏愛大型基礎設施、工業建設等等，讓經濟過於依賴投資。這種模式不應該、也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因為說到底，經濟發展的目的不只是為了建設，更重要的是人的終極幸福。

很多人會把發展與建設劃上等號，接著又把經濟建設與投資、生產能力的擴張等劃上等號，這是很片面的。當我們在報紙上看到諸如「加快經濟建設、加快經濟發展」這樣的話時，我們的反應很可能是，要建很多工廠和樓房，擴張產能，進行更多的投資。但是在我看來，當生產能力上升到一定水平時，經濟發展至少不完全等於產能的擴張，而更多的是要圍繞生活的幸福，圍繞消費空間的擴大，尤其是金融交易的深化。換句話說，過去這種國家控制生產資料、生產資源，控制資本，擴張產能，進行大項目與基礎設施投資的做法，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必須要慢下來，必須將發展的重點轉移。畢竟，經濟發展的目的不是要蓋無窮多的樓房，也不是要建無窮多的基礎設施，或者無窮多的廠房，最終的目標還是要圍繞著人們幸福的最大化。在溫飽問題解決之後，幸福最大化的目標不再完全與產能、投資聯繫在一起，當投資做到一定規模時，這種模式必須轉變。

當然，過去30年中國之所以能夠通過不斷投資、不斷興建基礎設施、不斷產能擴張來發展經濟，能夠不斷實現增長，非常關鍵的一個原因就是全球化帶來的市場範圍的擴大，這讓中國的產品能賣到世界各個地方去。但是現在，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我們發現這樣的出口增長原來並不是可以無限延續下去的，我們已經很難讓出口占經濟的比重再上升很多了。

所以，在今天，即便本次的全球經濟危機沒有爆發，中國經濟模式也走到了一個瓶頸，走到了一個別無選擇的轉折點。改革開放30年成就的背後，也隱藏了很多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我們無法迴避。都有哪些問題呢？

國有經濟大起來，民間消費低下去

我們再看一些數據。首先是在中國，民間消費即家庭消費歷年占GDP的百分比是多少？政府開支占GDP的比重又是多高？換句話說，把每年民間消費總量除以GDP，對政府開支做同樣的計算，然後看兩者的變化軌跡。那麼，在1952年即國有化之前，中國的民間消費相當於當時GDP的69%。我們總說美國人愛消費，而其實美國今天的民間消費相當於GDP的71%，和1952年時中國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差不多。當然我要強調，那時候的中國人更多的是為了溫飽而去從事生產、從事經濟活動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收入都是圍繞吃、穿、住來的。所以，當時的民間消費占總體GDP比例相當高，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1978年的時候，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下降到了45%左右，到1993年繼續下降到42%，到最近，民間消費下降到相當於GDP的35%。換句話說，在過去50多年裡，包括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民間消費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的趨勢。

與民間消費相對應的是政府開支，在1952年，中國的政府開支相當於GDP的16%，到最近則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倍。

所以，我們在總體上看到中國的兩個趨勢：在過去60年裡，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在直線下降，而政府開支占GDP的比重直線上升，這兩股趨勢不論是在計劃經濟時代，還是在改革開放期間，都沒有改變。這是為什麼呢？

為了看得更清楚，我們可以比較其他國家。比如說，美國從1952年到2004年，民間消費占GDP比重從初期的65%上升到最近的71%，所以，美國的民間消費在過去50多年裡，總體上在上升，當然速度很慢。美國的政府開支在1952年相當於GDP的16%，到最近這一比重下降到10％－11%。因而，美國的趨勢是，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越來越高，而政府開支則在緩慢下降。

或許有人會說美國太富，不能拿來與中國相比。那麼，我們看看巴西的情況。巴西的人均GDP雖然是中國的兩倍，但比美國要低很多。巴西在1950年時，民間消費相當於GDP的51%，到2003年上升到GDP的60%，在2001年和2002年是64％－65%左右。所以，巴西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在過去50多年裡的趨勢也是逐漸上升，雖然其中有幾年是因為金融危機造成的衝擊導致的，但總體的趨勢是沒有變化的。在1950年，巴西的政府開支相當於GDP的22%，到2003年還是保持在22%的水平。因此，巴西的民間消費比重越來越高，政府開支總體上沒怎麼變。

俄羅斯在1991－1992年改革之後的情況，大致跟巴西類似。1991年，俄羅斯民間消費占GDP的35%，也就是說，俄羅斯進行「休克療法」之前，其民間消費跟今天的中國差不多，但是現在，這個比例上升到了55%。俄羅斯的政府開支當初占GDP的25%，現在占22%。所以，俄羅斯的情況與巴西、美國的總體趨勢是一樣的，其民間消費占經濟的比重越來越高，而政府開支要麼持平，要麼呈下降趨勢。

還有很多國家的數據，在此不一一列舉。我們從這些數據中可以得到如下結論：第一：在這些國家，因為徵稅權和政府預算權受到制度的制約，政府開支相對於GDP的比重不容易膨脹，不容易失控。第二，與國有經濟相比，私有市場經濟更能使民間消費隨著經濟同步增長。

除了上述數據之外，我們還收集了一些更具系統性的數據。我們把70個不同國家的數據放在一起，首先根據每個國家在1980年時國有企業產出占GDP的比重，從高到低分成5個組，每組包含14個國家，然後考察從1980年到2003年這些國家的民間消費的增長速度，也就是說，看一國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其民間消費會增長多少個百分點，民間消費對GDP增速的敏感度有多高。在國有企業比重最低(3%)的第一組的14國裡，民間消費對GDP增速的敏感度是0.97，也就是說，對這些國家來說，GDP每增長1％，老百姓的消費就會增加0.97%。最後我們發現，這5組國家的基本情況是：國有經濟比重越高的國家，其民間消費對GDP增速的敏感度就越低，最低的是0.82，也就是，在國有經濟比重最高的這一組國家裡，其GDP每增長1％，民間消費只增加0.82%。當然，中國屬於國有經濟比重最高的那一組。

所以，從70個國家的情況看，國有企業、國有資產在整個經濟中比重高，老百姓收入和民間消費就越會受到抑制。

從學理上說，為什麼國有經濟比重越高的社會，民間消費的相對增長速度就越低？現代經濟學裡有一個消費投資預算優化模型，該模型有一個基本假設，就是每個人和家庭都會有兩種收入，都會影響個人或家庭的消費決策與儲蓄決策。一種是勞動收入，即工資和其他與勞動有關的收入，另一種非常重要的收入是資產性收入，或稱財富型、財產型收入，即資產升值帶來的收益。如果整個社會的主要資產財富、產權是私有的，那麼，這些私有的土地、資源、樓房、股票等，所有這些投資和非投資品種的增值都可以反映到每個個人、家庭的消費與投資預算約束中，可以直接進入老百姓的日常開支計算之中。這是私有制國家的情況。

但如果是國有制，差別就大了。名義上說，對於國有資產、國有企業和國有股權的升值，全民都有權分享。可實際上隨便問一個普通中國人：「昨天中石油股票漲了很多，你今天是否能多花幾塊錢了？」他肯定會說「你瘋了！」前年中石油A股上市時，整個中石油的市值超過1萬億美元，按理說，用這1萬億美元除以13億人口，每個中國公民在中石油裡面差不多有屬於自己的1000美元財富，一個三口人的家庭在其中有3000美元的財富。只要中石油的股價漲10%，每個中國人的財富就差不多增加了100美元。如果是私有制的話，如果每個人直接擁有屬於自己的中石油股票，那麼，增值之後，會有很多人立即跑到餐館多吃一頓飯，女士們可能會多買一件漂亮的衣服。換句話說，如果是私有制，中石油、中石化、中國銀行、工商銀行等國有企業的股權財富就都能轉換成民間收入和民間消費。眾所周知，按照市值計算，工商銀行、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現在是全球排名前三的銀行，但是這些銀行的價值再高，升值再多，中石油升值再多，也不會給任何一個中國老百姓帶來新的收入、新的消費或再投資願望，因為大家都知道那些國有資產升值和我們的收入沒有關係。因為根據目前的全民所有制安排，這些資產名義上是全民所有，但實

但是，在國有經濟不佔主體地位的國家裡是不會有這個問題的。在1998－200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期間，美國GDP增速最高的時候也只有4%。但是，在美國，4%的GDP增速給社會帶來的消費程度、欣欣向榮的程度，比中國8%、10%的GDP增長速度所帶來的還要高。為什麼會這樣？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這個體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長好處的途徑除了勞動收入外，還有財產性收入，即資產升值的收益。按照我粗略的計算，美國股市每年上漲的幅度差不多是GDP增速的三倍左右。也就是說，隨著GDP按3%－4%的速度增長，人們的勞動收入差不多也會按3%－4%的速度增長，但同樣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資產可能會按照9%－12%的速度升值，而且有許多資產分紅收入。在此制度之下，人們有兩條分享增長的收入渠道，一個是勞動收入渠道，一個是資產財富渠道，這兩條渠道能把GDP增長，按照3－4倍的放大效果，對老百姓家庭的消費帶來很大的推動力。所以，不需要8%、10%的經濟增長速度，社會照樣能欣欣向榮。

正是因為國有制堵塞了上文提到的老百姓的財產性收入渠道，所以，在我們以GDP的增速做比較之前，大致上應該先把中國的GDP增速除以2，然後才可以比較。原因就是，中國的GDP增長，基本上只是通過勞動收入這個單一渠道，對老百姓的消費增長髮揮作用，財富增值這個渠道被國有制封住了。

這些年，中國的土地增值這麼多，但是，土地名義上是集體所有，而實際上、操作層面上是國家擁有，這些土地增值通過土地財政或其他方式變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錢。當然更不用說中石油、中石化、中國移動等一年上萬億元的利潤了，這些錢本來都可以轉移到老百姓的腰包裡，可是在目前的情況下，這些轉移的通道是被封住的。有些人會說，在現在股市和資產都在縮水的時候，老百姓不直接擁有這些資產，不是更能規避金融危機風險嗎？因為這些縮水由國家承擔了，不直接由老百姓承擔。不過，我們必須看到，雖然財產會貶值，但中石油、中石化等公司今天還是有很高的市值，老百姓不擁有這些股權當然不會面對財產縮水，但他們也不擁有這些公司所代表的價值。更何況，不論是美國還是其他國家，從長遠來看資產是升值的。

財富配比中的「國進民退」

我們知道，中國目前的徵稅權基本不是由全國人大掌握，而是由行政部門掌握，差不多各個部門都有權推出新稅種或新費種，也可以對現有稅種在不受制約的情況下去調高稅率，比如股票交易的印花稅。

先從收入的角度看，也就是看每年的國民收入，如果按照三個群體來分，亦即政府、城鎮居民、農民三個群體，哪個群體分到的最多、哪個群體從增長中分享到的最少？

我們可以將國民收入在三個群體之間進行分配，即政府、城鎮居民和農民的收入。那麼，徵稅權的現行狀況到底已經給中國社會的這三個群體帶來了什麼影響？對國民收入在他們中間的分配又有什麼影響？從1995年到2007年，扣除通貨膨脹的影響之後，僅預算內的國家財政稅收就翻了5.7倍，這還不包括土地銷售收入、地方和中央預算外的收入。而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期間增長了1.7倍，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只增長了1.2倍。

政府在國民收入中分到的比重，在過去12年裡不斷膨脹。這必然意味著老百姓分到的這一塊越來越小。經濟增長的成果由政府拿走的最多，其次是城鎮居民，分享最少的是農民。

我們也可以換個角度來看政府規模過度膨脹的趨勢。也就是，政府財政規模相對於老百姓的收入來說到底有多大？為了避免過於抽像，我把每年政府預算內的財政稅收除以老百姓一年的可支配收入，看政府的收入需要多少老百姓的收入才能支持得住。

為了有一個比較的對象，我們先要看看，在中國歷史上，朝廷的收入等於多少百姓的收入？比如說，清朝乾隆時期，朝廷一年的財政稅收有多少？1766年，清政府的財政稅收為4937萬兩銀子。當時北京的普通工匠大概一個月賺2兩銀子，一年24兩。這樣算，當時清朝一年的財政稅收相當於205萬個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

2007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稅收(不包括地方政府)是25000億美元，除以當年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得數為8500萬，也就是說，8500萬個美國人的收入可以供養聯邦政府。可見，相對於中國的乾隆朝廷來說，現在的美國政府確實是很大的。話又說回來，清朝多數時候，國家財政稅收差不多只有國民總收入的3%—5%，那個時候是真正意義上的 「小政府」時期。當然，不是乾隆朝廷不想濫用權力徵收更多的稅賦，而是那個時候徵稅實在太難了。而現在徵稅容易多了，尤其是有了電腦之後，逃稅是很難的。這本身也說明，在政府的收稅能力、運輸能力空前提高之後，通過更為有效的制度來制約徵稅權也變得極為重要了。

乾隆時期稅收占國民收入的3%－5%，那時候儘管朝廷可以隨意加稅，但現代交通運輸工具和通訊工具在那個時候還沒有，電腦技術更是沒有。所以，如果沒有火車、汽車、飛機這些運輸手段的支持，不受制約的權力給民間利益、給老百姓財產所能形成的威脅也非常有限。「天高皇帝遠」，這個說法指的就是老百姓得到的這種因地理距離形成的、意想不到的保護。

但在科技發達的現代社會，把政府權力約束起來的必要性，跟歷史上任何時候相比較，都要高得多。因為你稍微不約束政府權力，讓權力稍微發揮、濫用的話，給老百姓利益構成的衝擊和傷害就會變得前所未有得高。

我們必須考慮到交通運輸技術、通信手段以及調動老百姓財產的能力，並在這一背景之下，看待民主和對權力進行制約的必要性。

看到乾隆朝廷以及美國2007年的政府規模之後，我們再來看看從1978年到2007年中國政府規模的變化，看看國家財政稅收每年相當於多少個城鎮居民一年的收入。1978年時，國家財政稅收相當於3.3億名城鎮居民當年的可支配收入。那個時候是全能政府時期，至少對城市人來講，就業、子女教育、醫療、退休、養老、住房等，都由國家包下來，正因為此，所以就要改革。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到1994和1995年，財政稅收相當於1.5億名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政府的相對規模在改革開放的前十幾年裡縮減了一半。

但是，1995年的稅收體制改革，其直接效果是使政府從國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重新大規模回升。所以到了2007年，國家財政稅收又上升到相當於3.7億個城鎮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的還要大。從1978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所實施的改革的確在朝小政府的方向邁進；但是，從90年代中期開始，又重新向大政府邁進；最近由於金融危機帶來的衝擊，政府在開支和投資方面的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規模上升。

相對於農民的純收入而言，1978年的國家財政稅收等於當年8.5億名農民的純收入；1996年時，相當於3.8億名農民的純收入，到2007年這個數字是12.3億名農民的純收入。

所以，如果是掌握在行政部門的手裡，其結果是徵稅失控，而且趨勢越來越嚴重。有很多學者，特別是經濟學家，很喜歡說中國應該加強稅收，認為稅收增加越多越好。這當然使財政部高興。近年來有許多學者去國外考察，將國外徵收的而中國沒有的各種稅種介紹回國，以各種名義幫助政府攝取老百姓的收入。

另一種不可思議的做法是，一些人把中國預算內稅收占GDP的比重跟那些私有經濟體比較，說中國財政稅收占GDP才22%左右，比西歐國家的低，比美國的17%要高。所以，他們就說中國的徵稅水平不算太高，說還可以有增長的空間。

可是，這些認為中國老百姓稅負不高的人，沒有把另外一個重要背景考慮進來，就是那些國家基本都是私有制國家，而中國還是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國家。歷史教科書上說，中國建立國有制的初衷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為了由國家經營企業、經營資產賺錢，不要老百姓交稅。所以，老百姓的稅賦至少應該跟國有企業、國有資產的總量成反比，而不是一方面繼續保留那麼多國有資產，另一方面卻還像私有制國家那樣去徵稅。這樣的話，老百姓的收入、民間消費還如何增長呢？

所以，在那些學者、經濟學家把中國的稅收水平跟私有制國家做比較之前，必須把這個前提考慮進去，因為國有經濟畢竟還是中國經濟的主角。不能忘記建立國有制經濟的初衷，否則他們的說法就是誤導人。

上文談到了每年國民收入這一流量在政府和民間的分配情況。如果從資產所有權的角度理解，資產財富的存量在國家與民間之間的分配怎樣？我來做一個大略的計算。根據國土資源部的一些資料推算，到2006年底，國有土地的總價值約為50萬億元。按照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李榮融2007年在《求是》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2006年底全國有11.9萬家國有企業。央企和各部委擁有的國企加起來有六七千家，還有地方政府的國有企業。所有這些國有企業的總資產是21.9萬億元。把國有土地和國有企業的總價值放在一起，相當於72萬億元的國有資產。上文談到的國家財政稅收5萬多億元，只是國家可以花的錢的一部分，更大的部分是這些資產升值和財產型收入。比如說，2007年如果國有土地和國有資產都按GDP的速度升值，那麼，在2007年，國有資產的增值相當於8萬億元，因為那一年的GDP增速是11%有餘；另外，2007年國有企業總利潤中，央企是1.6萬億元。8萬億元的資產升值，加1.6萬億元的央企利潤，國家作為資產擁有者，就得到9.6萬億元的資產性收入。這9.6萬億，如果是均分到13億公民身上，每個人就多了7000多元的財產性收入。但是，這些錢留在政府手裡。其實政府預算內的5.4萬億財政稅收就已經

許多人會說，政府得到財政稅收以及財產性收入，不是在給老百姓的民生做很多投入嗎？不是為了共同富裕嗎？一些經濟學家會說，徵稅是現代國家進行轉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謂的「第二次分配」，也就是由政府先徵稅、再用稅收幫助低收入群體。這種轉移支付、第二次分配不是很好嗎？

真的如此？實際情況可能跟很多學者講的理想相差很遠，我們還沒有一個可靠的制度機制來保證所謂的「第二次分配」真正能實現，分配到我們希望的對象上，花到民生項目上。

還是讓我們看幾組數據。根據財政部長謝旭人的一個發言稿，2007年財政稅收為5.4萬億元，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三大民生項目上的開支，是6000億元，相當於當年財政稅收的15%。這6000億民生開支相當於當年GDP的2.4%，分到13億人身上，為461元,這461元相當於當年城鎮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的3%。這些相對數字能幫助我們做跨國比較，因為我們不能拿絕對開支數值去比較，原因是各國的富裕程度不同。

在2007年，美國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上的開支是1.5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聯邦政府當年開支的61%，1.5萬億美元的民生開支相當於當年美國GDP的11.5%，算到3億美國公民身上，每個公民平均得到的好處是5000美元，相當於當年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跟美國比較一下，我們發現，有沒有國有經濟，徵稅率的高與低，最後對政府在民生項目上的開支沒有直接影響，國有制經濟、高徵稅並不必然意味著更多老百姓福利，而私有制經濟並不意味著老百姓得不到政府的好處。當然有人會說，你不能走極端，如果政府不收任何稅，是不是也可以讓政府在民生上花這麼多錢？我是說，中國有那麼大的國有經濟，光預算內財政稅收就占GDP的22%，而美國是私有制經濟，其聯邦政府稅收只佔GDP的17%，但是，中國花在民生上的相對開支卻還是低於美國。

如果說美國比中國富有，所以不好比，那麼，巴西應該同中國更具有可比性。

2007年，巴西政府在醫療衛生這一項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國在三個項目，醫療衛生、就業福利和社會保障上的開支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在教育方面的開支相當於GDP的5.4%，而中國政府在教育上花了不到GDP的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並沒有被中國的這些數據所支持。問題的關鍵在於治理制度能否給政府徵稅和預算分配帶來制約。

區別不只在效率

國有經濟帶來的負面作用，除了抑制民間消費以外，其他方面的後果也很值得思考。在經濟學界過去的討論中，在談及國有企業要不要民營化時，往往把焦點放在國有企業的效率比民企的效率高還是低上面，從純粹的效率回報來判斷。那顯然很片面。要不要私有化，要不要民營化，還必須看到國有經濟對整個國家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的影響，它使經濟對投資、對工業的依賴度過高。這又給消費帶來什麼影響？

有一個很容易看到的事實是，當年的蘇聯和東歐的計劃經濟國家，基本沒有服務業，連麵包都嚴重短缺，消費品和服務品始終供不應求，是短缺經濟。計劃經濟的中國經濟也是如此。那麼，蘇聯在國有制下，整個經濟發展重點、投資重點放在哪裡呢？放在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包括軍工上。現在回過頭看，儘管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蘇聯的高科技發展跟美國軍事發展基本相當，但仔細看一下，今天我們在中國用到的方方面面的技術，特別是與生產力、生活有關的技術，沒有哪一項是蘇聯當年的科技發明創造留下來的。這說明他們的發展距離民生太遠，與重污染、重資源的消耗性工業太近。

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現象，為什麼國有經濟、國家主導型經濟都偏愛重化工業，輕視民生類行業呢？國家主導的經濟最終把重點放在工業發展上，一點不奇怪。我不是說政府官員在做投資和開支決策的時候，會不負責任，而是制度激勵安排會逼著他們按照某種方式去做決策，把能夠控制的資源和錢都花在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大樓與高速公路上，還有就是投資建大工業項目。因為從業績評估的角度講，投資於那些高樓大廈、基礎設施和工業大項目，更容易得到上司的讚賞，更有利於自身的政治前途。

由於業績評估的困難、信息不對稱和知識不對稱的原因，政府官員在做開支與投資決定時，不可避免地會傾向於大工廠和大基礎設施。於是，在國有經濟下，不管是當年的蘇聯和其他計劃經濟國家，還有當今的中國，都有偏重工業、偏重基礎設施的傾向。

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這兩種不同的安排，所帶來的對經濟產品的總體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會很不一樣。正因為政府主導的經濟傾向於基礎設施和大工業項目，所以，國有主導的經濟對資源和工業品的需求最高，會遠遠高於對消費品和民生服務業的需求。因為為了建這麼多高樓大廈、基礎設施和工廠，對方方面面資源的需求會更高，然後對環境的污染也會更嚴重。這是一種偏向資源、能源的需求結構。

相比之下，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整個社會的主要資產和國民收入由老百姓掌握，由他們決定怎麼花，怎麼使用，由此產生的需求結構會更側重消費品和民生服務品，看淡工業品。道理很簡單，如果是我們自己去花錢，首先想到的就是民生，想到自己的生活，包括消費品和生活服務，而不會是那些華而不實的形象工程。

兩種不同的制度安排帶來兩種不同的產品需求結構，由此帶來的發展機會和產業結構當然會不同。正因為這個原因，私有制經濟往往能促進第三產業和輕工業的發展，而今天的和過去的國有制經濟都經歷過輕工業、第三產業嚴重落後的局面。需求結構在私有制和國有制安排中出現的這種差別，最後演變成兩種完全不同的經濟結構，所以在國有制下的國有經濟結構必然把重心放在工業上，放在高污染、高資源消耗的重化工業上，而私有制經濟必然會更偏重於輕工業、消費品和第三產業。任何國家的經濟結構都是由它的需求結構導致的，需求結構會決定整個經濟的供給結構。

如果按照這個思路去想，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說只要國有經濟唱主角的局面不改變，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就不可能改變，就只能靠重化工業、靠投資然後靠出口市場來發展。

在就業的問題上，只要社會資本主要由政府掌握並且由政府把錢主要花在國有企業上，花在工業項目和基礎設施上，我們所能創造的就業機會就不會多。比如，從1990年到2006年，對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歷來是對民營企業固定投資的3－4倍。例如，2006年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為8萬億元，而民營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是2萬億元，僅為前者的四分之一。

那麼，在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這種投資結構，所產生的就業後果怎樣？從1990年到2006年，民營企業每年在創造就業崗位，而國有企業每年在喪失就業崗位。1998年國有企業在改制，總共損失2000多萬個就業機會，而民營企業在該年創造了500萬個就業；1999年，國企喪失了500萬個就業機會，到2006年還是減少了50萬個就業。相比之下，民營企業在1999年新增150萬個就業機會，2005年新增 520萬個就業，2006年也增加了450萬個就業。

換句話說，從最大化地創造就業的目標看，過去這些年在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之間的投資分配，是非常低效的，是最不利於就業機會最大化的。這樣的做法，或許能讓GDP按照「打腫臉充胖子」的方式虛增，但對民間就業是很不利的。正因為這個原因，中國的GDP增長帶來的就業很少，必須要8%或更高增速才能勉強解決每年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需要。

偏重國企、偏重基礎設施的投資結構對就業機會最大化非常不利，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奧運場館，其總投資約為4000億元，奧運會之後，這4000億投資創造了多少個就業機會？也許只有2000個。如果是這樣，差不多是花了2億元才創造一個就業機會。

如果把資源投入服務業的民營企業，創造的就業會很不一樣。比如，重慶富僑足療公司，創業才幾年的一家公司，在很多城市都有富僑足療分店，共有400家分店。這家公司總共僱傭4萬多人。根據它的投資額算下來，每2萬元錢的投資就能創造一個就業機會，要比奧運場館的效率高得多。所以說，服務業創造就業的效率跟基礎設施、大工業項目就是很不一樣。

民有化改革

綜上所述，為了長久持續的增長，必須改變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具體講，就必須從事下面兩方面的改革。第一當然是國家治理制度方面的改革，這是直接約束徵稅權、約束政府管制權的無限擴張並對財政預算過程進行更透明監督的必要條件。

第二就是把剩下的國有資產包括國有企業股權注入到32個國民權益基金。一個是全國性的國民權益基金，即把剩下的138家央企產權以及中央部委所屬的國企股權，都注入其中，然後，把這個國民權益基金的股份平均分到13億公民身上，這樣才真正實現「全民所有制」，就是把原來的「全民所有制」理想中還沒有到位的、虛的全民「所有者」具體落實到每個公民身上。然後，就像現在的公眾股權基金一樣可以交易。另外，在31個省市分別成立各省市的國民權益基金，把各省國企資產都注入其中，每個省的國民權益基金基本上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則，比如按6：4或是7：3的比例，將各省國民權益基金分到所有公民手裡。最好是允許國民權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

這一方案已經討論了一年多，有很多不同反應。有人說，這些國民權益基金交易起來很難，因為中國有13億人口。其實，我覺得，在操作層面上，今天的中國證券市場和基金行業已經走得很遠了，到現在已有1.5億左右的基金賬戶。所以，既然這些銀行和基金管理公司能夠處理好1.5億個基金賬戶，處理13億國民權益基金賬戶，應該也不會太難。

另外，很多人說，這是不是像俄羅斯、其他東歐國家那樣在私有化？我要強調說「不是」，民有化改革和俄羅斯當初的私有化不一樣，民有化是實現一直追求的「全民所有」理想。這並不是說把國有企業都拆分了，國有企業可以繼續運作，而且也可以受到不同政府部門的管制，但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的產權收益、財產性收入都應該注入到這些國民權益基金，然後由13億公民直接擁有這些基金的股權，這樣就能具體落實全民所有制下的所有者，不但沒有違背最初的全民所有的概念，還能幫助實現十七大強調的增加老百姓財產性收入的理想。

最後，關於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私有化改革路徑的問題，以前有很多誤解。對於所謂「休克療法」改革的結果，我覺得太多學者仍然把結論停留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東歐國家的狀況上，沒有幾個人再去考察今天東歐國家的情況。在很多東歐國家，改革已經完全結束，而且多數東歐國家的生活水平已經距西歐國家不遠。相比之下，接下來在中國的改革該怎麼走，這還是一個問號。所以，「東歐國家的改革是一種失敗，中國漸進式改革是一種成功」，這句話在邏輯上不成立，因為一個已經完成，而另一個還在進行之中，中國下一步應該怎麼走？我希望我們能在更詳細的數據與資料的基礎上進行思考和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