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天大老爺"帶不來真正的公平正義

富士康“12連跳”、本田“罷工門”等事件的接連發生，令當前社會形成一種情緒，“政府為什么不出手”、“強行關停整頓”的意見頻見于網絡與現實之中。

黃光裕案的一審判結，則令這種呼喚公平正義的情緒日益高漲。與之相呼應的一個現象是，富人移民正在加速進行，據稱他們擔心社會將“均貧富”。民眾對于社會公平正義的呼喚有充分的理由。僅以黃光裕案非法經營罪、內幕交易罪和單位行賄罪的法定事實來看，權錢交易等腐敗現象已嚴重到何種程度。

作為曾經的“首富”，黃光裕無疑屬于改革中“先富起來”的那一部分人。然而，上述情緒因此將這一系列事件歸咎于改革本身，認為改革是種種社會不公的淵藪。提倡“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的改革，其實質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持質疑觀點的人士認為，正是改革過分強調效率優先，從而實質上侵害了公平和正義。

這似乎是有道理的。但必須看到，30多年的改革，使得社會財富極大增加，民眾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已經在實質上改變了中國。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而種種社會不公現象的存在，不是因為改革提倡的效率優先，而是因為公權力不受約束、缺少監督導致的畸形“效率優先”。這種“效率優先”，體現在GDP數字的節節高升上，體現在城市強制拆遷的速度上，體現在部分城市的房價暴漲上，也體現在“國進民退”的愈演愈烈上……

在此過程中，類似黃光裕的投機者選擇與這種不受約束的公權力結合，謀取了巨額社會財富。這在屢屢爆發的房產商勾結官員的腐敗案中尤為明顯。在富豪榜上排名前列的房地產商們，與承受高房價的民眾處于一個蹺蹺板的兩端。高房價令這個蹺蹺板嚴重失衡，財富因而發生極大轉移。

這一切，并不是改革以及市場經濟所提倡的效率優先。在全社會追求財富的過程中，缺少監督、不受約束的公權力公然尋租，與部分違法資本結合，形成畸形效率的同時，財富發生了“乾坤大挪移”。

對于公平正義的呼喚，要求改變這樣的現實，卻仍將寄望于公權力的強勢。這些觀點希望公權力強勢介入，以“金猴奮起金箍棒，玉宇澄清萬里埃”的態勢，實現撥亂反正，扭轉乾坤。

這在近來多個地方發生的民眾向政府和官員下跪事件中多有體現。在尋求公平正義的道路上，民眾首先想到的是權力，而不是法律。在某種程度上，呼喚公平正義變成了呼喚“青天大老爺”。這不知是誰的悲哀。

不可否認，以強勢公權力進行財富重新分配，其實現所謂“公平正義”的效率無疑是相當高的。但是，這種人為的“公平正義”往往導致更大的不公平、不正義。一個更大的可能是，富人移民的步伐加快，全社會的創富功能陷入停滯。

孔子講，“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理學家朱熹解釋稱：“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這句話很好地解釋了所謂平均主義，其實質在于承認公權力對于社會財富的支配地位，最終上下有別，相安無事。為此，受點窮似乎也就是值得的。

然而，在物質匱乏的基礎上談公平正義，何其可恥。這一切在我國并不遙遠的歷史上有深刻教訓。歷經30多年改革的中國，顯然已經不能再忍受這樣的低水平公平正義。當務之急，是繼續深化改革，限制公權力，消滅其畸形效率，真正形成市場經濟所遵循的財富增值和分配體制。這必然要求將改革由經濟體制領域推進至政治體制領域。

唯一可行的道路，是而且僅是通過深化改革，發展并強化市場經濟形成的契約精神，發展并強化市場經濟所必需的法治精神，使之不僅作用于經濟領域，而且作用于約束公權力，作用于厘清民眾與公權力的關系之中。

具體到富士康以及本田等諸多案例上，則應采取并不斷完善類似黃光裕案的處理方法，以相關勞動法等法規，通過法制途徑解決矛盾，而不是一味要求政府出手，迅速“關停、整頓”了事。

很多時候，民眾不是不相信法律，而是法律常常也成為公權力操縱的對象，使得“你跟他講法律，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講法律”。一個社會，有游戲規則并不可怕，哪怕它還不夠完善，可怕的是沒有游戲規則。如果一定要說有規則，那么不妨將這種規則稱之為“老子就是王法”。

因這種畸形規則而形成的不公平不正義，仍寄望于通過對公權力的崇拜來扭轉，實質上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結果將適得其反，最可能的結局就是造就另一個“就是王法”的“老子”。

必須形成一套透明的，民眾和公權力都必須遵守的，包括法治在內的政治體制架構。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各得其分、各安其所”。只有這樣，民眾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不是總寄望于“青天大老爺”主持公道，為民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