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偉：中國已進入中上等收入國家

「本期導讀」2014下半年，“新常態”這個詞在中國突然走紅。幾乎一夜之間，行行都有新常態、人人爭談新常態。新一代決策層以“新常態”定義當下的中國經濟發展階段，並通過“新常態”透視中國宏觀政策未來的選擇，絕非“一時興起”。究竟應該如何理解“新常態”？新在哪兒？常在哪兒？背后的深刻動因是什么？新常態下的經濟失衡有多嚴重？和西方的“滯脹”一樣嗎？2015年宏觀政策如何制定才能保證經濟穩定增長？《金融街(行情,問診)會客廳》特邀北京大學副校長、著名經濟學家劉偉深度解讀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底線。

「本期嘉賓」劉偉，北京大學副校長、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經濟學界著名的“中國經濟學四小龍”（又稱“京城四少”）之一。主要研究領域：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理論發展經濟學中的產業結構轉變、轉型中的經濟產權問題。曾兩次獲得“孫冶方經濟學著作獎”。

「片花」從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首次提出“適應新常態”以來，“新常態”這一重要表述，引發各界的高度關注，越來越多的人用這一概念來分析和解釋中國經濟。新一代決策層以“新常態”定義當下的中國經濟發展階段，並通過“新常態”透視中國宏觀政策未來的選擇，絕非“一時興起”，而是深思熟慮之舉。

金融界：您對“新常態”的理解是怎樣的？

劉偉：“新常態”是2014年學界流行的一句話，這也是習主席主持政治局會議，判斷經濟形勢的一個概括，提出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

所謂“新常態”，我理解主要是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新起點。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起點，新的階段。進入這個新起點之后，就有了一個變化，就是約束中國經濟增長的一些基本條件在新的階段會發生一系列新的變化。這使得中國經濟的運行，特別是宏觀經濟增長有了一系列的新特征。

中國經濟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到去年是36年。中國經濟2014年GDP增長速度為7.4%，那意味著36年中國經濟平均增長保持在9%以上。一個國家保持30多年以上平均9%的增長，這本身就創造了當代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記錄，也因此使得我國的經濟規模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2013年GDP的總量是56.88萬億。最近剛剛修訂了《國民經濟核算的新辦法》，如果根據新的國民經濟核算統計方法的修正，我們GDP的總量在原來統計方法基礎上大概要漲3%。2014中國GDP的總量超過61萬億沒有問題。這個數字比改革開放之初提高26倍，大約占全球GDP比重的12%，排在世界的第二位。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GDP總量占世界GDP的比重是1.8%，當時排在世界第10位，和我們大國的地位很不相稱。2010年中國GDP的計算按匯率折成美金，第一次超過日本，擠進世界前兩名。從2010年以來，我們在繼續鞏固並提高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第一是美國，美國GDP總量2014年有可能逼近17萬億，占全球的比重大概23%多一點。再看人均GDP的水平，我們2014年是5萬左右，30多年來，平均每年增長大概是8.7%左右，同樣創造了人均GDP水平持續高速發展的記錄。如果折算成美金，大概能突破7000美金，去年是6800多美金。7000美金人均GDP在當代世界屬於上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世界銀行去年5月最新調整的劃分標準，人均GDP在12476美金以上是高收入國家，到2013年底世界上有70個高收入國家。如果在12476美金之下，但是在4055美金以上，是上中等收入國家，去年年底世界上是54個國家，中國就是這54個國家之一。如果在4055美金以下，但是在1025美金以上，就是下中等收入國家，就是解決了溫飽的國家，也是54個。如果是1025美金以下，就是低收入的窮國，就是溫飽沒有解決的貧困社會，去年年末世界上是36個。世界銀行統計的四類國家一共214個，在這214個國家里，總的排序，我們去年大概是排在世界第84位，今年預計有可能擠進前80名。我們總量排在世界第二，人均排在80名開外，人均水平不算很高，但是提升速度非常快，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人均GDP水平是貧困的，沒有解決溫飽的國家。

所以我們經常說，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解決了將近三億人的貧困。經過十年左右，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們解決了溫飽。再經過90年代，到新世紀(行情,問診)，我們跨越了溫飽，在1998年第一次達到世界下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就是溫飽線。2010年按照世行的標準，中國人均GDP水平第一次實現從下中等向上中等收入階段的轉變。我們現在進入到上中等收入這樣一個新的階段。到了這個新的階段，就有了一系列的新變化。

金融界：這個階段和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有哪些變化？

劉偉：新變化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需求方面，一方面是供給方面。

需求方面，上中等收入階段國家經濟增長的總需求與貧困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階段相比，一個突出變化是從需求膨脹、經濟短缺逆轉為需求疲軟。不論是投資還是消費，需求都疲軟。投資需求是否會出現疲軟關鍵要看這個社會發展中的人力資本的積累。如果人力資本的積累落后於物質資本的積累，到上中等發展階段，儲蓄規模可以增大，銀行有很多錢，但是在市場上找不到好的投資機會。這是因為物質資本積累之后，這個國家的學習和創新能力會下降，會缺乏新的項目。而發達國家此時又不轉移新技術，所以這時候投資需求會下降。

消費需求在這時候也有可能下降，原因是什么呢？高速增長時居民收入得到提高，但消費不一定同步增長。消費是不是能夠增長，取決於國民收入分配是不是合理。如果國民收入分配兩極化，整個社會的消費傾向會普遍下降，這時整個社會的情況是國民經濟高速增長，收入分配兩極分化，消費需求相對疲軟。

投資和消費需求如果出現上述情況，就會導致總需求不足，帶來經濟簫條，進而導致高失業。窮的時候失業率高一點，問題不大，因為失業的是農民，對社會的影響不大。但那到上中等收入階段，如果出現高失業，高失業人群中的主體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大學生。這些人一旦失業，對社會的沖擊力很大，和過去完全不一樣。另一方面，總供給也會出現變化。窮的時候，這個國家供給方面的最大優勢是要素成本低，勞動力便宜，環境便宜，污染不治理也沒有太大影響，土地便宜，各種要素都便宜。但是，到上中等收入階段，這個優勢沒有了，各種要素成本都大幅度提高。這就是核心競爭力發生變化，因此經濟增長方式要轉變，要從過去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轉變為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如果這個轉變不能實現，成本消化不掉，就會帶來高通脹的問題，就會抑制經濟增長。

所以，一個國家到了上述階段，如果出現這兩個條件的變化，應對不好就會出現宏觀經濟的重大問題。一方面是成本推動的高通脹，一方面是需求疲軟下的高失業。一個社會如果在高通脹的同時又出現高失業，可以說這個社會遍地都是干柴，稍有摩擦，很難預料會釀成什么樣的危機狀態。這種新變化使得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一定是從高速增長回落到較高，甚至是比較低的速度。因為此時面臨需求和供給兩方面的抽緊。需求疲軟，抑制增長速度；成本上升，也會減弱競爭力和經濟增長的勢頭。

金融界：現在人們常用“三期疊加”形容中國經濟現狀，您如何理解？

劉偉：經濟形勢有了新變化，在一系列方面就會出現新的特征。在中國，這個特征我們現在概括起來叫“四期疊加”，也有人叫“三期疊加”。

一期首先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中國經濟經歷30多年高速增長，結構矛盾非常深刻，包括產業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貿易結構、國際收支帳戶結構的等一系列問題，這種結構的問題是多年形成的，是存量不是增量。所以，調結構代價大，社會承受痛苦大，正是因為存量調整的矛盾積累比較深。這是陣痛期。

第二期，是經濟增長速度的回落換擋期。由於供給和需求雙緊縮，增長速度不可能再保持原來的高速，要有一個回落，回落到中速，甚至更低的速度。這叫經濟增長速度的換擋期。

第三期，我們在應對金融危機時采取了強有力的刺激措施，為緩解危機的沖擊，我們采取了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上馬了大量的項目。而這些項目有的是垃圾，有的是泡沫，是為了當時迎擊經濟危機不得已采取的，需要清理，所以在清理過程當中有消化期。

第四期，世界經濟的復甦形勢錯綜復雜，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很難判斷。比如，新興經濟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差別就很大，過去經濟主要靠新興國家拉動，而這次危機，新興國家的衰退程度比發達國家可能更嚴重，復甦的步伐更慢。在發達國家當中，美國、歐洲和日本的情況又不一樣。美國在這次經濟危機的復甦過程當中，它完成了非常重要的幾個步驟，一個是制造業的升級和結構調整，這是非同小可的。還有人力資源結構戰略性的轉變，這對世界經濟影響都是非常大的。再加上新材料，新能源，特別是生物科學技術的很多突破，都預示著它有可能發生重大突破的前景，也使得美國經濟的復甦非常的令人期待。去年10月奧巴馬政府明確開始退出定量寬鬆的政策，美國的失業率也降到自然失業率之下。這些都預示著美國將進入新一輪更強勁的格局。而歐洲經濟，歐盟和日元區的經濟相當困難，復甦步履蹣跚。

世界經濟目前這樣的形勢對中國影響非常復雜。簡單來說，匯率方面，人民幣兌美元，我們處在相對貶值的狀態。但對歐元和日元又處在相對升值的狀態，最後究竟會是什么樣子？這就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所以說中國經濟現在還面臨一個世界經濟復甦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