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通縮"并非貨幣現象

無論在互聯網上還是流行的經濟學教科書上，很多人都將“通貨緊縮”（Deflation）解釋為央行貨幣供應量不足導致了貨幣價值上升——物價下跌的現象。作為通縮現象的現代版，對于日本央行的各種批判早就讓日本央行“臭名昭著”，在日本國內成為各種政客和評論家聲討的“日本經濟迷失的罪魁禍首”，在海外也有成為主要經濟體以及主流經濟學家們用來反思的活教材。今年7月底，當美國國圣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總裁布拉德發表了一篇論文表示美國要警惕發生日本式Deflation時，人們對通縮的擔憂又一次的被放大，日本的教訓再一次被作為反面教材被抬上桌面，不少意見認為日本經濟多年來無法擺脫“通縮漩渦”的原因就是央行沒有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來實現再通脹（Reflation）。

然而這種觀點并非基于事實的理性分析，而是基于對泡沫經濟后日本經濟長期遜色于其他主要經濟體的感觀體驗。甚至不少人隨意引用日本俗流經濟學者的說法，認為通縮是日本經濟萎縮的萬惡之源，想當然的把日本的“通縮漩渦”說得很嚴重。在日本國內甚至有部分出版社長期為某些日本人和海外人士出版大部頭的連載書籍來證明日本央行是受美帝國金融寡頭控制的間諜機構。然而正如筆者曾經在本欄指出過的，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之后，雖然GDP增長速度減慢但并沒有發生明顯的萎縮。而且我們找不到證據表明日本發生過或者正在發生“通縮漩渦”。

即便我們用IMF的定義：連續兩季出現物價同比增長為負來看待日本的“通縮”，那么它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就發生了，其后經歷了短暫的IT泡沫，日本的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前年同比上升率在2001-2003年間長期為負，如果日本經濟真的處于“通縮漩渦”那么物價（CPI）和經濟總量（GDP）都應該螺旋般的加速下跌。然而日本不僅GDP只是處于停滯狀態，而且物價水平——綜合消費者物價指數（見圖1）在1992年3月以后出奇的穩定在100附近，長達18年之久。如果我們拋除生鮮食品的影響，這個數據將會更加的平滑和穩定。作為日本銀行（央行）取得相對于政府的獨立性的法律依據——“日本銀行法”，明確規定通過維系物價穩定以資經濟發展，即便日本在經濟發展速度上不甚理想，但作為央行，日本銀行在物價穩定的控制上可以說“做得極其成功”了。

然而以美國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說對此持相反意見，最近美國賓利大學（Bentley University，有人似乎翻譯成賓厄姆頓大學）的斯科特教授（Scott Sumner） 就因此認為“日本銀行多年來故意放任這種舒緩的通縮”，并引起高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教授奮起反擊，因為他是早在1990年代后期就開始定性日本陷入通縮危機的“海外先驅學者”。所謂臥榻之畔豈容他人鼾聲如雷，他在自己那蜚聲海內外的博客上再次指出“日本無法從通縮陷阱中脫身”，“日本央行缺乏采取更大膽做法的意愿”等等。這場論戰目前還在進行，并傳回日本國內，大有引發當年零利率政策時期日本銀行和一部分學界人士混戰再起之勢。

無論斯科特教授的結論是否靠譜，但筆者要提醒讀者：即便日本在1998年以后長期面臨物價下落的壓力，但從統計數據上來看日本的物價水平和經濟總量都還沒有陷入“緊縮的漩渦”這個萬劫不復的深淵。而且從貨幣供應量來看，M1和M2的同比增速（圖2）在泡沫經濟見底的1992年以后一直為正，而且由于實行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M1的增速在1990年代中葉到2005年長期處于高于泡沫經濟時期的水平，2003年以后的下落源于“史無前例的量化寬松政策”帶來的高基數。

然而M2的增速卻再也沒有恢復到泡沫經濟以前的水平，根據名揚海內外的“辜朝明理論”這是由于包括銀行在內的日本企業陷入了“資產負債表”調整造成的。然而筆者要再次提醒讀者，日本的銀行體系在1992年到2000年代前期小泉上臺前一直處于“資產負債表”不健全的狀態，然而日本居民收入增長一直到1996年才見頂回落，日本實際GDP的成長率明顯出現負值也是在亞洲金融危機后才發生的事情。實際上，辜氏理論盡管受到包括英國金融時報之類的主流媒體的推崇，但不過是對泡沫經濟的爪痕特征做出了一個概括，而不是日本物價面臨下滑壓力的原因。

我們可以從（圖3）看到，即便克魯格曼還在詬病日本經濟現在依舊處于“通縮陷阱”，但2003年及以后日本的貨幣存量依舊在緩慢增長，多數時間其增速是超過實際GDP增長的。而且根據過往的言論和論文來看，如果伯南克沒去美聯儲當主席體驗金融政策的現場感受的話，他也該還在攻擊日本央行沒有采取激進的貨幣數量學說背景的“量化寬松政策”，不過值得欣慰的是，他當政的美聯儲明確表示采取的是“信用寬松政策”，筆者深為他的進步感到高興。同時也對他面臨的困境表示擔憂，在手下明確作文提醒日本式通縮時，他手里的牌似乎只剩下當學者時的殺手锏“通脹目標論”了。然而由于雷曼危機帶來的嚴重后果，美英學界對此理論的效用出現了深刻的反思，伯南克當年的戰友珀森跑到英格蘭銀行當上貨幣政策委員理事后，也改變了以往對支持通脹目標論一往無前的口風。最要命的還不是面子問題，而是一旦伯南克真的宣布一個通脹目標的話，他將面臨當年自己氣急敗壞痛斥的對象——前日本央行行長速水優對他的提問：有什么手段來實現這個目標？

閑話休提。從各種報道來看， CPI數據的高度穩定似乎不能簡單說明日本經濟沒有物價下跌，畢竟日本人自身對物價下跌的切身感受還是很明顯的。其原因我們從（圖1）可以看出。即日本消費者物價呈現的下滑壓力是結構性的。它主要源于汽車和家電等耐用消費品價格指數的下滑，而代表內需的另一部分---服務業的價格指數實際上在泡沫經濟破滅以后也呈上升趨勢，直到1997年5月橋本內閣實施了村山內閣時期定下的提升消費稅（從3%提到5%）才逐步穩定在100左右，其間上升了接近17點之多。其后，在耐用消費品價格指數加速下滑的情況下，服務業的物價指數幾乎成了日本物價水準唯一的頂梁柱。問題很明顯了，日本的內需并非一無是處的虛弱和疲軟，也不是物價下滑壓力的唯一犯人。而1990年代的全球化和IT技術進步帶來的勞動生產性上升和產業勞動的轉移，無疑是汽車和家電等耐用消費品價格下降的主因之一。

日本在泡沫經濟后實施了多次財政擴大的措施來刺激經濟復蘇，但輿論廣泛認為效果不佳。

凱恩斯主義型的財政刺激也被克林頓時期的如日中天的美國經濟給映襯得一無是處。然而日本的財政刺激政策實際上在1997年以前是起到了一定的支撐作用的，這從以前本欄分析過的日本GDP動向上可以看出。同時需要指出的是，被日本人和海外學者廣為詬病的日本公共設施建設在統計上逐年下降，這從GDP構成中的公共資本形成數據上可以得到結論。恰恰是1998年金融危機后，小淵，小泉，麻生，鳩山當政時期的財政刺激反而更多的分配到了家電和汽車之一類的產業上，某種意義上包括中國在內的制造業或多或少也受益于日本政府的這種刺激政策，因為此類消費品的生產廠家基本上是早期積極轉移生產到亞洲而獲得競爭優勢的企業。當然，不能說1990年代前期日本政府大修基礎設施是一種良策，它的錯誤主要是急需建設的東京等重要國際或區域城市沒有得到應有的基礎設施增強，而把錢更多的灑在了人口不斷高齡和減少的農村建設上。現在看來，日本農村需要的不是年年翻新道路和橋梁，而是更多適應人口結構變化的服務性行業和相關設施。在1996年以后日本勞動力人口開始逐步減少，這個趨勢和2000年代日本的經濟萎靡不振是同步的，而作為其前奏1997和1998年的經濟危機，20世紀末的IT泡沫經濟又給決策者帶來了一些困惑，但單憑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是無法扭轉這一趨勢的。雖然日本央行的確在泡沫經濟的產生，破滅和其后的經濟回復上都犯過時機把握上的錯，但這更需要決策者冷靜的認識現實和思考對策。日本的通縮壓力顯然不是一個貨幣現象，所以其對策自然不能單純的歸結到貨幣供應量上。

雖然日本的物價下落壓力一直沒有消失，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的通縮并非傳言中那么恐怖，它不僅有因可循，其形成過程也有很多經驗教訓值得外國經濟政策當局研究和思考。而不是一味簡單的把它歸結于貨幣現象，從而得出全球央行需要狂發貨幣的結論。實際上目前除了中國，由于缺乏真實需求和有效手段，主要經濟大國沒有一個央行能做到這一點。除非日本和美國都發了失心瘋直接要求承接政府大舉的發債，而歐洲各國目前正在認真地緊縮財政沒有暈頭到犧牲歐元信用而狂發國債的地步。

但我們要有清楚地認識，即便是中國，當西部和經濟落后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逐步走向完善之后，目前這種通過控制銀行放貸節奏來調節貨幣供應量的做法在刺激經濟上的效果也一定會遞減。

銀行作為金融體系的中樞，一個重要的宏觀經濟職能是實現合理的資金分配，由于只有銀行具有肩負社會整體的最終結算功能這一先天優勢，它可以通過貸款這種特別的方式“無中生有” ，提供風險資金以資企業成長最終達到經濟增長的目標，因此銀行天生就是需要承受和控制風險的。但只有銀行自身有這種自覺的時候，一個經濟體才能實現合理和韌性的資金分配，因此銀行也需要央行的支持和監管。所以決策者不僅要有對通縮擔憂的近憂，更要有遠慮去思考和完善銀行體系的健全性，避免日本覆轍的良藥只有一味，即官民一體的進一步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