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界定中國"發展中國家"性質為時過早

隨著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海外出現了中國不應再是“發展中國家”的聲音。針對這一熱點，摩根大通、美銀美林、瑞銀集團、高盛集團和巴克萊銀行５家主要國際投資銀行的中國業務負責人或中國經濟研究主管紛紛發表了自己看法。這些行業專家的共識是：重新界定中國“發展中國家”性質還為時過早。中國雖經濟成就顯著，但更應著眼長遠，尋求可持續發展之路。

莫為虛名遮望眼

摩根大通亞洲區投資銀行副主席兼中國投行首席執行官方方認為，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一個可喜的進步，這是中國多年改革開放、艱苦積累的結果。但無論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資源保有量、東西部地區發展差距、產業結構差距以及創新能力等方面來看，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重要的在于民眾可支配收入、消費能力，以及國家在資源配置、改善民生和社會發展方面所實際具備的能力和財力。這是一個國家真正實力的表現”，方方說。

在美銀美林中國區主席劉二飛看來，經濟總量提升固然可喜，但中國更應保持清醒頭腦。“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還很大。”

中國的人均ＧＤＰ還不到４０００美元。根據世界銀行數據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在世界百名之外，甚至位于一些拉美和非洲國家之后。這是劉二飛給出的注解。他還提到溫家寶總理曾說過的一句話：“中國有１３億人口，一個很小的問題，乘以１３億，都會變成一個大問題；一個很大的總量，除以１３億，都會變成一個小數目。”

瑞銀集團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則認為，ＧＤＰ排名升至全球第二，對中國而言并不具有“里程碑”意義。“中國人口數量是日本的約１０倍，而人均ＧＤＰ遠低于日本。”她認為，中國目前在增長基礎、發展布局、社會成熟度、保障體系、創新能力和貿易結構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恰恰說明中國仍處于“發展中”階段的事實。從歷史和全球看，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共性

“我們業界人士都認同這樣一個觀點，即對發展中國家的劃分標準不能看經濟總量，這一點沒有異議”，高盛亞洲中國經濟學家喬紅的觀點也非常明確。她指出，從人均財富、增長基礎、保障體系、創新能力等多個經濟細項指標考察，中國除了在貿易開放度方面相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更好之外，其他指標都在“發展中國家”的范疇內。

戰勝危機贏聲譽

對于中國的經濟成就，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的表現，各位國際投行人士給予了高度評價。

“事實是最好的判定，中國的做法可圈可點”，摩根大通的方方在談到中國政府應對金融的政策舉措時這樣說。他認為，在全球經濟極其動蕩的狀態下，中國經濟仍然能夠實現較快增長，這和中國政府的決心和執行力密不可分。

美林的劉二飛則認為，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在危機期間顯示出了較強的宏觀和區域經濟調控能力，采取了比西方更積極的財政和金融政策。很多政策立竿見影。尤其是中國政府在集中和分配全國財力，協調區域經濟發展，促進產業結構調整以及引導社會投資方向等方面具有很強能力和優勢。“這一現象引起西方的反思，不少西方國家政府有時決策效率偏低，而在危機面前，不決策就是最大的失誤。”

高盛的喬紅在接受采訪時談到，中國過去是全球的制造業大國，以“輸出”產品為主，現在則逐漸加大“吸力”，對外部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加，這對總體需求不振的世界經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推動力。而且，現在中國的進口結構發生很大變化，除了以往的原材料和初級品，還有包括機械和電子產品在內的大量資本品以及消費品。

風物長宜放眼量

接受采訪的投行人士普遍認為，鑒于危機帶來的沖擊和經驗教訓，隨著中國對世界經濟影響的日益提升，中國應更關注各類風險，推動結構性改革，謀求長遠發展之道。

喬紅指出，短期看，中國經濟面臨的風險在于需求可能下行。從外部環境看，美國經濟處在長期的“去杠桿化”的過程中，歐洲方面財政壓力較明顯，中國政府應該采取怎樣的經濟政策提供緩沖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長期看，中國如何解決人口紅利因素下降、高儲蓄以及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等都是重大課題。

不過，喬紅認為，中國政府在政策上仍有很大空間，比如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農業人口占比超過３０％，而發達國家只有１０％左右，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平均在１５％，中國生產效率的提升仍有很大空間。

巴克萊的常健也談到中國經濟的外部風險。她說，雖然中國經濟對外依賴性在過去幾年有所下降，但仍處于較高水平。近來歐美經濟復蘇出現反復，中國的外需存在很大不確定性。中長期看，中國除面臨結構性改革問題外，還將面臨人口結構的變化。中國沿海地區已經出現勞工荒，這一趨勢將逐漸從沿海傳遞到內陸，并將從根本上影響中國經濟。

劉二飛則從５個方面談及中國進入后危機時代的經濟風險。其一，世界經濟復蘇脆弱，外圍形勢嚴峻，中國出口或反復；其二，資產價格泡沫風險顯著增加，尤其是房地產泡沫風險的管理十分復雜和困難；其三，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對整個金融體系構成潛在和難以預估的風險；其四，中國經濟如何兼顧速度和質量，效率與公平，會令調控當局陷入兩難局面；其五，如何處理好通脹管理、房價上漲、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

“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還面臨相當嚴峻的挑戰。怎么辦？必須繼續推進改革，繼續對外開放。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改善民生，根本還是要靠改革。只有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能有效突破資源環境瓶頸制約，才能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劉二飛這樣說。

瑞銀的汪濤則認為，中國決策層提出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政府職能和進一步深化改革等思路是明智之舉，及早關注這些長期深層次問題，有利于中國經濟避免落入所謂的“拉美陷阱”。拉美不少國家在人均ＧＤＰ進入５０００－６０００美元階段后，出現經濟增長乏力，貧富差距加大，社會問題突出等現象。

她談到，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通過強調解放生產力，解決了從物質匱乏到物質豐富的重大轉變。但是，進入當下，中國的各層管理者在注重ＧＤＰ數據的同時，也應進一步將就業、環保和民眾滿意度等指標納入經濟社會管理評價體系，這將更有利于中國的長久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