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創新絕非危機之源

金融創新絕非危機之源——專訪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特聘教授、美國南卡羅林納大學莫爾商學院終身教授嚴弘

巴菲特曾經說過，“金融衍生產品就是經濟上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讓人們談金融創新色變。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特聘教授、美國南卡羅林納大學莫爾商學院終身教授嚴弘卻不這么認為，他在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金融EMBA開放課堂南京站上說，金融創新并非金融危機的萬惡之源，“金融創新就像原子能，用得好能夠發電造福于人類，用得不好就變成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了，金融工具是經濟發展的潤滑油，可以給投資者或企業融資帶來有效的作用”。

用新興實業“圈”熱錢

作為資深的金融經濟學者，嚴弘教授對中美兩國的經濟情況都頗為了解。

當記者問到美國近期“印鈔票”的行為時，他也是一臉無奈，“要振興經濟，美國也是沒有其他辦法，美國赤字問題非常嚴重，財政政策已經沒有辦法解決，利率已經降為零，這是美國的惟一手段，但其后果是將問題轉嫁出去，資本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如果美元貶值，自然會把錢投到別的新興國家，必然會對其他國家的經濟造成影響，甚至沖擊。”

他說，人民幣匯率在一定程度上是與美元掛鉤的，現在要想維持一定的比例，就只能通過購買美國國債等來維持，雖然美元貶值對中國有升值壓力，對中國的進出口行業有很大的影響，熱錢也會不斷涌入中國，但是出于種種考慮，中國依然在大量持有美國國債。

“熱錢對新興市場不一定是好事，因為熱錢也有可能變冷。”嚴弘說，中國香港、韓國對熱錢都有管制措施，雖然熱錢進來會給資本市場提供一定的流動性，但如果完全自由出入，也會對金融市場造成很大的影響。

不過，他也表示，中國現在沒有完全的貨幣自由兌換，也許這可以起到減緩熱錢流出和進入速度的效果。

他建議設法引導國際資本到高速發展的新興實體產業。

投資渠道左右投資行為

“投資理念和投資行為是取決于投資環境和投資渠道。”嚴弘談到中美兩國投資者投資理念差異時說，“中國大多數人的錢都放在銀行里，有一些膽大的放在股市，但會受到不少挫折，散戶對金融市場不了解，跟風行為很多，給投機行為造就熱土。”

“投資渠道的過于單一必然造成投資畸形的發展。”嚴弘對記者說，中國近期打擊股市內部交易，可以增強投資者對股市投資的信心，也希望發展多元化的投資渠道。

嚴弘認為，QDII是一個將投資分散風險到境外的一個很好的渠道，但是大多數人不了解其本質，只是跟風購買，分散風險的問題反而沒有人注意到，QDII生不逢時。

“現在投資QDII是很好的，也可以發展債券市場，特別是公司債，這些都有利于合理的資產配置，中國很多行業還是國企當家，國企的公司債就是國家信譽，而民間的信用評級還需要完善，利率也應當進一步市場化，市場化改革步伐加大，將拓寬我們的投資渠道。”

銀行儲蓄是中國老百姓特有的一種投資行為，在存款利息日益降低的今天，嚴弘教授提出了他的特別看法，一般來說股市的期望收益率在10%左右，但風險很高，投資于股市的資金收益還取決于投資用途、投資年限。

同時，他也指出，中國目前利率并沒有市場化，“在美國，除了極短期的利率由美聯儲控制，利率都是市場決定的，假如銀行需要存款，利率必然上升，國債收益雖然可以保值但并不能抗通貨膨脹，對此，美國有專門的抗通貨膨脹的產品。”他說，這是投資渠道完善帶來的好處，而中國投資者在目前的情況下就只能通過購買大宗商品去抵御通貨膨脹風險，比如黃金、大豆等。

在投資領域，嚴弘還指出人才非常重要，因此他建議發展“金融投資顧問”，他們給散戶提供建議，進行理性投資，他告訴記者，在美國這個職業已經形成了相當的氣候，很多老百姓都會將閑錢交給“金融投資顧問”去打理，而“金融投資顧問”的職業道德也有法律保證。

拉動內需先提高保障

對于日前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的貨幣政策由“適度寬松”調整為“穩健”，嚴弘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認為，提高內需最重要的方法還是財政政策，可以通過減少稅收、增加收入、工資改制等政策來實現。

“中國的財政收入與稅收水平都名列前茅，國家強大了，如何減少貧富差距、藏富于民、提高老百姓的福利水平，成為了亟待解決的問題。”嚴弘認為，中國老百姓普遍儲蓄率高，與當前的醫療和退休保障體制有關。嚴弘說，如果保障體制的不確定性很高，老百姓就只能存錢，如果能夠織好社會保險網，人們也將不會多儲蓄，手上有了錢也就會加大消費，這對拉動內需有很大的作用，同時也能夠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指數。

“富人們選擇慈善事業是減少貧富差距、造福百姓的一個好選擇。”嚴弘指出，中國對慈善事業管制較嚴，美國的慈善事業開展較早，人們知道錢去哪里了，是公開透明的，美國的稅收制度也是鼓勵慈善事業發展的，人們每年平均5%－10%的收入都會投入慈善事業，而國內對此的鼓勵措施不是很多，國民福利對國家依賴性很高，但國家財政不可能完全負擔，因此慈善是值得推廣的一項長期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