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社會創新沙龍在北大斯坦福中心舉辦

Kim 政府能力有限、企業面臨信任赤字問題，如何分配公益資源是一項更具戰略性價值的事情。公益風險投資有哪些吸引人的地方？跟其他模式又有什麼不同？硅谷社會創投基金(SV2)又是一種怎樣的模式？

Lance 公益風險投資能夠為個人提供一個以相當系統化的方式去參與解決社會問題的機會，正常情況下，以個人的力量去創造出巨大的影響力是很難的。這種模式需要的不僅是資金，也需要個人充分調動自己的時間精力和人脈資源。SV2把所有相關資源聚合起來，不僅是資金資源，也包括人的智力成果。在這個平台下，好幾百名捐贈者每年固定捐贈一定的款額，SV2來決定把這些資金投向哪個民間組織。在硅谷，我們關注的是教育、環境、國際化等問題，我們的捐贈者還各盡所能，提供稅務、法律、企業家培訓方面的支持。短期來看，資金對於中小型NPO是極其重要的，若以5年期來觀察，SV2貢獻的人力資源才是改造組織的最寶貴資源。

Nancy 成立一個組織或者解決某個具體問題只是第一步，公益風險投資給個人提供的空間是，通過你的畢生所學與所長，把組織發揮其最大效應。當我們把一群捐贈者以及他們所能提供的援助集中投入到某個組織機構這個時候，一些商界的捐贈者會提出：“我們可以通過商業操作手法把這個事情做得更好，如果NPO機構能夠運用這些商業手段，再加上對社會事業的那股熱情，那麼結果一定會更好。” 我們是不是必須要把非盈利事業做成一個商業的盈利模式，才會把它做大做強？

Kim:我們目前面臨的各種社會問題都是很複雜的，單純把公益事業當做盈利的商業去運作，是不是太過簡化了這些問題？畢竟，NPO機構不是純粹以結果為導向的。

Lance:集體效應(Collective Impact)這個概念在我們所涉及的領域更像是持續性成長 (Continuous Improvement)。即建立起一個NPO的體系，去解決社會問題。舉例說，想在加州北部，要播一千顆種子才會長成一棵紅杉。平台即土壤，以期NPO組織持續成長。公益風險投資好就好在靈活，可以讓參與者選擇適合自己的參與模式，以創造盡可能大的效應。

Nancy:公益風險投資的模式經過幾年的發展，與剛開始比較嚴謹、單一的模式對比，現在的模式更加適合個人各式各樣的參與。

Kim：在中國，85%的善款來自企業。共同價值也是驅使企業社會責任增長的重要因素。如何影響企業中的個體，讓個人也對慈善事業生“共同價值”，以至於把這種價值融入他們各自的生活中？隨中國人對社會問題越加關注，他們更加需要可靠的平台去為解決社會問題做出貢獻。慈善是一項非常專注本土化的事業，二位卻服務於SVPI這麼一個國際化的組織。你們覺得公益風險投資模式是否適用於中國？如何把公益風險投資模式引入中國？[NT:PAGE=$]

Lance:慈善可以說是本土化的事業，但我在SV2一年多卻發現，公益風險投資——結合自身能力去做貢獻、通過體驗式學習去進步——這種模式影響力太大了，因此突破了地域限制。我個人最關注教育，當我專注於社區教育工作時，卻發現公益風險投資的模式已經令我融入到整個州層面的教育，甚至是全國乃至世界層面的。

公益風險投資的模式在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地區已有12年曆史，它沒有區域限制，是一種能釋放人類潛力的工具，雖說中國的慈善事業以企業做慈善為主，但這並不代錶公益風險投資不適用於中國。在過去的一個世紀，美國在社會領域不停嘗試各種模式，旨在將更多人才引進社會創新領域，生良性的社會效應。目前美國有一個針對大學生的項目，允許大學畢業生通過1年的Gap Year參與公益項目。一些大企業會短期(3-12個月)與NPO機構聯手合作，企業提供專家諮詢、財務分析等支持。此外，美國有不少准備退休但仍想繼續做一些有意義事情的人，他們會參與到NPO機構的工作中，繼續為社會創造價值。總的來講，不同的人群，包括即將畢業的大學生、已經在社會上工作過並積累了一定知識技能的畢業生，以及那些即將退休但仍有精力做事的人群，都是值得挖掘潛能的人，我覺得中國在這方面可以向美國汲取經驗，將這些人力資源都引進社會事業的發展。

Kim: 從公益風險投資角度來看，是什麼因素能使NPO機構發展成具有高增長空間的組織？什麼因素讓NPO機構從內部組織上就具備了得天獨厚的發展優勢，不斷創新的動力？

Lance: 在整個體系下，最重要的因素是個人能夠創造的核心價值。就我個人而言，我以前是經商的，因此我的思維會偏向於通過系統性的方式為機構帶來顛覆性的變革與創新，可以說我的核心價值就是創造影響力，為了做到這點，我必須持有開放、大膽嘗試的態度。我對某個NPO機構生興趣，可能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機構有一位相當優秀的領導者；可能因為這個機構有相當好的一個項目，比如說Reading Partners，旨在幫助學生讀書識字，比很多大型盈利教育培訓機構做的還好；又或者是因為這個機構有很好的財務收支模式，在美國很多非盈利機構的收入純粹來自於慈善捐贈，但是還要其他一些有意思的模式，比如一些教育性NPO機構可以從學校、政府等地方獲得援助，在這樣的一種模式下，NPO機構會有更大的空間去擴大影響力，解決其關注的社會問題。回答你的問題，看這個機構：一、能聚合哪些人才、人力資源；二、能獲取的資金支持有哪些；三、是否具備系統性的發展模式，不管是僅服務於一個社區，還是影響力可以擴散至整個國家。

Nancy:我想以資助兒童行動組(Foster Youth Action Network)為案例，在SV2看來，Foster Care是一個可複製的模式，從某個社區啟動，在全國範圍廣為採納。這個項目的特色在於，寄養兒童長大成才后，許多還會選擇從事與Foster Care相關的工作，幫助更多像他們這樣需要資助的兒童。SV2為這個項目帶來的並非只是捐款，也不只關注是否這筆款額可以讓這個項目維持接下來一年的支出，而是幫助項目建立一種使其持續發展的體系。比如SV2給Foster Care提供教育人才幫助兒童讀書學習等。每年SV2在各地舉辦的會議上也為Foster Care創造了很大的影響力。大多數慈善機構實行1年制捐贈，每年對捐贈對象進行評估。SV2實行的是3年制，我們認為三年才能支撐機構發展，三年間SV2不會嚴格審查捐贈款項被用於何處，但會經常性的聚合人才幫助機構發展。三年之后的退出是為了要求被資助機構在3年期間學會如何去開闢新的收入路徑，形成自身的、系統性的、可持續的發展模式。[NT:PAGE=$]

Lance: SV2的捐贈雖說是三年期，但並非三年之后與機構脫離關係，他們依然屬於SV2體系下。比如Reading Partners和Teaching Center這兩個機構，過去5年都沒直接從SV2獲取資金，但卻從SV2廣闊的捐贈人網絡中獲取了上千萬美元的款額。SV2對這些機構而言更多的是起催化效應。

Kim:如何看待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ing)和公益風險投資？中美兩國在這方面有沒有可以互相學習的地方？

Lance:我認為從影響力投資到公益風險投資是一種慈善事業的衍化、升級。一百年前卡耐基跟洛克菲勒時代的慈善事業都是以純粹的資金捐贈為主。隨時代的變遷，盡管現在美國的慈善募資已達到3000億美金，但增長規模並不值得一提。公益風險投資應運而生，這種模式不僅關注募資，更參與者如何發揮個人才能去推動慈善事業的可持續發展。慈善事業需要風險資本的投入才能走出第一步，接下來才會有第二步，也就是考慮如何把人力資本融入其中，創造更持續的價值。

Nancy:中國的影響力投資要做起來，必須要有明晰的標準，要有一套準則可以供那些新興的草根NPO機構參考，讓它們對自身的使命、目標、運作模式有一個完整的想法。中國可以向美國汲取很多經驗，避免出現美國曾經面臨的效率不高的問題。

Kim:中國的社會事業比起美國還有一個突出的不同，就是不同領域之間的交流協作非常頻繁，政府、企業、個體之間等等。它們之間的交界似乎是一種常態，有助於幫助NPO機構更好的去創造社會影響力。在美國，政府與民間團體之間基本是沒有交界的，沒有形成“集體效應”和“共同價值”。

21世紀：你印象最深的中國社會企業是哪家？在美國有沒有與之相似的社會企業？

Lance: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家家政假期培訓學校，開始我以為他們只是為農村婦女提供假期縫紉、烹飪或清潔這種無關緊要的課程，結果我發現這所學校實際創造了一整個業，為她們開設銀行賬戶定期匯入工資，鼓勵雇主為她們辦理醫保乃至教育雇主要尊重她們的勞動和人格。

Nancy:西雅圖有一家殘疾人培訓學校為波音公司定向培訓僱員。殘疾學生接受技能培訓后會在模擬工作環境的工作室實習，然后被波音公司雇佣。他們也會隨時回到學校再深造並考取更高的職稱。

Kim:請兩位嘉賓寄語中國公益事業。

Lance:中國的公益事業正在蓬勃發展，從政府官員、企業領袖到普通人對此都抱以極大的熱情和期望，而人，是公益風險投資最大的寶藏。社會影響力投資與公益事業的結合將來會為中國第三部門帶來令人炫目的高速發展。[NT:PAGE=$]

Nancy:這次中國之行我看到中國人對新型公益具有的無與倫比的開放性和好奇心，所有社會部門之間正在建立的互相信任的機制，比我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看到的都要令人激動。我認為中國已經站在了飛躍式發展的臨界點。

茅於軾對話青年社會企業家

茅於軾(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什麼是社會企業，有很多不同的定義，尤努斯的定義是一個企業有老闆，有投資人，但是不分紅。還有一種定義就是收益很低的，不是追求高收益而是追求社會功能的企業。我不完全同意這兩個說法，第一，它一定是一個企業，不是一個公益組織，也不是政府機構，但是他做的事情對社會公益有貢獻。所以他是企業就必須要創造財富，他必須賺錢，既然是企業就必須得賺錢。所有的企業都賺錢，社會企業跟其他企業有什麼不同呢？我認為有兩個方面，一是具有正的外部性，對第三方生好的影響，比如說辦教育，比如說做低價太陽能熱水器，節約燃料就減少環境污染。另一方面，企業是做買賣的，買賣就有供給方和需求方，你這個企業的供給方或者需求方，有一方是弱勢群體，這就是社會企業。

蔡史印(黑暗中對話中國負責人)：我們在德國總部公司名字就叫“對話社會企業”，我同意您的觀點，如果不能賺錢的話，我們就沒有辦法持續發展，我們需要靠一種自負盈虧的方式達到社會效益的最大化。但是，賺錢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商業企業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目的，而我們以社會影響力和社會成果作為最終目的。

茅於軾：我問你一個問題，老闆能不能分賺得的錢？

蔡史印：我們是全球連鎖，每個加盟企業有自己分配方式，現在中國大陸區是3：3：4，也就是說30%是留在企業內部自我發展，30%進入視障人員教育基金，40%分紅。

茅於軾：我很贊成可以分紅，投資人可以從社會企業分紅。你給做社會有益事情的人回報，這對於社會企業的繁榮是有好處的。

王崇穎(南開大學行為醫學中心主任)：我很同意，我首先是教師，然后才是社會企業家。作為科研工作者，做社會企業最大意義在於我希望把那些比較成熟的科研成果盡快的讓這些家庭和自閉症孩子受益。對於我來說做社會企業更多的是責任，除了企業本身性質之外就是責任。

茅於軾：問你一個問題，你是為需要幫助的人做工作，這是符合社會企業的一條，但是還有一條，你是不是賺錢的？

王崇穎：是賺錢的，不然生存就有問題，首先要自己生存沒有問題才能幫助別人。

茅於軾：還有一個需要重點區別——慈善事業與社會企業。企業沒有權力向社會募捐，社會把錢捐給你了，結果你分紅給了老闆了。社會企業是企業，是企業就一定要賺錢，而且要能夠分紅給老闆，投資人可以得到回報。企業是不可以募捐的，如果是慈善機構就要募捐，這是不同的東西。我們社會有一個毛病，拿自己的錢做慈善大家說好，如果幫助別人的同時自己還賺了錢，就認為你不好了。這個說明我們評價標準有問題，損己利人很好，但是利己利人不是更好嗎？社會企業做的就是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