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重要的問題 就是有效平衡行政權力

市場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市場是配置資源、分散風險的工具，是交換關系的總和。而交易所則是市場的高端形態，是權益和大宗商品的高效率交易市場。交易所在中國并非完全創新事物，上個世紀的20年代，中國就出現了初期形態的交易所。

中國的交易所市場在近二十年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不但有了深圳證券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近十多年來還組建了一批產權交易所和其他新型地方交易所，這些交易機構為我國的經濟快速發展、資源優化配置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但目前來看，中國交易所業態發展是非常不足的。中國權益類的資產有多少，中國大宗商品類的資產又有多少，根據粗略估測有上百萬億，而目前中國交易所林林總總幾百家，真正的年交易額與所應該服務的標的對比來看，中國交易所業態發展非常不足。不足導致的后果就是，大量的權益類的應該在交易所流轉，但得不到流轉。最典型的現象就是中小企業投融資，這類權益本來應該在資產交易市場流轉，使投融資更便捷、成本更低。

再比如，中國金融資產130萬億多，除掉少數股票、公共基金、一部分債券外，根據我們的測算，三分之二的金融資產沒有交易市場。從這個角度講，中國交易所業態面臨重大的發展契機。

交易所的改革使命

應該明白，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需要交易所，中國的社會轉型需要交易所，中國的公眾投資也需要交易所，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交易所不是發展太多，而是發育不足。在政府的規范治理下，中國的交易所市場會逐步走向一個良性發展的軌道。

本質來講，交易所這個業態的社會職能遠大于經濟職能。我一直倡導交易所公司制，強調內部約束激勵機制及運行效率。與我們所說的事業單位相比，公司制更符合現代企業要求。但是，如果誰認為交易所是掙錢的平臺，那就大錯特錯，交易所本質上是公器，社會職能遠遠大于經濟職能。

因此北交所集團的企業文化很重要的一條叫做“社會效益為首，經濟效益為本”。在所有重大判斷之前，我首先判斷的是社會效益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若是負面的堅決不干。這是中國交易所非常重大的關口。通過這一輪整頓，中國交易所業態將以更高的效率和更誠信的面貌展現在世人面前，迎來更大的發展。

但是，中國的改革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有效地平衡行政權力。制衡行政權力有多種選擇，法律、宗教、文化和市場等，市場是最有效的制衡行政力量的選擇。放眼全球，哪個國家的改革進行得比較順利，其行政力量就被有效地平衡。這就是中國選擇市場化改革方向重要的一個原因。

從這個角度講，中國交易所業態作為中國市場化的高端形態，對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具有積極的意義，這也正是包括北京交易所在內的從業人士極高熱情和虔誠的心態在推動交易所變革的原因所在。

目前在中國交易所業態發展中最大的阻力來自于傳統習慣和既得利益安排。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是一次中國政府自我約束、自我校正、自我管理的過程。行政配置有好處，效率高，手起刀落，沒那么復雜，用市場配置反而復雜，但從長期實踐來看，市場手段對于解決經濟問題是最長遠、最有效、最低成本的手段。

交易所需要“刮骨療傷”

但是近幾年來，尤其是近三年，中國交易所業態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盲目發展，各種各樣的交易所出現，乃至產生了龍蛇混雜的現象。一些新成立的地方交易所，往往未經前期市場準備，便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倉促上馬，并開始大張旗鼓進行“業務創新”，這些交易所所謂的“創新”突破了產權市場業務邊界，與監管要求背道而馳，出現了一些人們不愿看到的亂象：如個別地方交易機構在股權、藝術品、貴金屬等交易中，采取了拆細、連續交易和面向不特定公眾等明顯帶有證券化交易特征的交易模式，給市場監管帶來極大隱患；一些交易機構甚至還存在投機炒作、內部人控制等問題，嚴重影響了市場秩序，也影響到整個產權市場的聲譽。

交易所亂象之所以產生，里面還有深層次的原因，就是我國市場體制的不發達，規則的不完善，很多本應由市場承擔的功能都交由各級地方政府來掌管，各地政府在發展沖動的驅動下，違背市場規律大建快上交易所，以至于出現了行政主導、條塊分割、追求表面政績的現象。

殊不知，交易所本身是一個十分特殊的業態，它需要相當多的資源環境做條件，在地方政府的發展沖動與監管能力嚴重不匹配的情況下，交易所的大量出現隱含著很大的市場風險。

產生亂象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部分交易所的逐利傾向。很多人把交易所當作了一個賺錢的工具，而交易所作為社會公器，其首要職能是社會效益而非經濟效益。

為此，國務院11月11日正式出臺文件，要求對交易所進行清理整頓。客觀來看，這次清理整頓是非常及時和必要的，實際上是中國交易所業態承擔更重大職責、更大規模發展之前的整頓，是為更好地發展中國的交易所市場而進行的一次“刮骨療傷”。

正如同前些年國家清理整頓小煤窯進而帶來了今天煤炭業的大繁榮、大發展，今天對那些不合格交易所的清理整頓，也是為了讓整個交易所市場能更大規模、更高質量地發展，使其真正承擔起推動市場經濟發展的重任。只有將不合格的改正過來，才能促進業態更規范，更穩定向前發展。

國務院此次出臺38號文件，讓產權交易所更加明確了自身的業務創新底線。創新是永恒的話題，發展是基本的任務，在創新與發展的前提下，能做的事情接近于無窮盡。但是，最重要的是知道什么不能做，知道了什么不能做，就知道了底線，股權拆細交易的不能碰、連續交易的不能碰、面向公眾投資人的不能碰、集中競價與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的不能碰——這將成為今后中國產權交易所發展的四條“鐵律”。

北交所引領“中國式”創新

北交所近三年來進入了大體量倍增階段，連續三年翻番，在規范的前提下創新是我們發展的動力。但是，市場創新與交易監管是永遠的矛盾，舊的解決了，新的還會出來。正是在這一對矛盾的博弈之下，市場才充滿生命力，以很警覺認真的態度在向前發展，中國的交易所業態正是在創新與監管的博弈中前行的。

我們一直在講，交易所業態有一個很好的學生，就是中國的產權交易所，它實際上是中國交易所業態中體制機制最具活力且最靠近市場經濟的一股力量。中國目前產權交易所大概六七十家，基本都理清了與政府的關系，例如產權交易所與國務院國資委之間的關系，并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而是“大用戶”與“交易平臺”的關系——當年正是國資委這個“用戶”，選擇了產權交易所作為其所管理國有資產的交易平臺。且他們對于自身制度體系、交易系統的認識和使用也到了比較現代、比較成熟的階段。

所以說，中國的產權市場，作為中國交易所業態中既有別于高端的、國家法定的金融交易平臺，又有別于類似于天津文交所這種地方政府主導的比較民間化平臺，是有中端力量的。所以我們始終珍惜這種機會和信任，在安全的前提下保持快速的發展。

以北交所為代表的中國產權市場實際在探索資本市場發展的中國路，中國國民財富的形成、流轉和配置的邏輯，與發達市場完全不一樣，因此，中國走出一條資本市場發展的獨特道路是完全可能的，中國可能對資本市場發展做出獨特的貢獻，這就是包括北京產權交易所在內的中國產權市場所做的探索與實踐。

中國現在最缺乏的企業家是制度創新型企業家，我們在思考、策劃、推動交易所業態發展過程中，一定程度上是基于這種自覺性和意識，我們可能在為中國甚至為全球做了某種制度上的創新。

在中國產權市場這個新興行業，北京產權交易所集團作為一個快速發展的機構，我們在這個時間點，更具有使命感和責任意識。之前提到，中國交易所對中國整個市場經濟發展的推動，對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及相關行業轉型升級都起到巨大推動作用，我所帶領的團隊對這件事情有近乎于癡迷和狂熱的程度。有很多朋友問我都55歲了，為何還如此堅持地折騰著，原因只有一個，在這個世界上，我找不到比這件事情更讓我興奮，更讓我愿意投入的職業快感，所以我珍惜并喜歡這件事情，我的團隊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