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黑幼兒園死灰復燃 學前教育供需瓶頸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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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黑幼兒園數量,從側面佐證幼教的旺盛需求。
據21世紀經濟報道8月30日報道,北京市對黑幼兒園的取締過去三四個月后,一些黑幼兒園開始死灰復燃。
在北京市南郊大興區德茂莊的一片平房區,一名三輪車夫將記者輕松載到了一家仍在營業的黑幼兒園。
這名三輪車夫告訴記者,就在幾天前,他帶著一個四處尋找“便宜”幼兒園的母親來到了這里,后者承受不了每年萬元的合格民辦幼兒園的收費。
大興區是北京市乃至國內黑幼兒園現狀的縮影。衛生、安全狀況欠佳的無證幼兒園以其低廉的收費接納了大量外來務工人員子女。雖頻發的安全事故時刻危及這些孩子,但公立幼兒園的身份高墻和合格民辦園高昂收費,又使得他們不得不與黑幼兒園為伴。
突出的“入園難”問題,被形象地概括為:“公辦園俏、民辦園貴、黑戶園亂。”
采訪中專家給出的建議是,加強政府對各類幼兒園的學前教育投入、降低幼兒園辦學門檻,規范幼兒園管理,乃至將幼教納入義務教育。
當中的深義是,通過增加政府投入,打破公立幼兒園不徹底的“雙軌制”改革。這意味著,真正降低公立幼兒園和合格民辦園的門檻,將正式生和外來生一視同仁,取締缺乏監管的高額贊助費。
民辦幼兒園之困
在德茂莊,一扇緊閉的鐵門之后,100多個孩子仍在其中嬉戲。一名負責人告訴記者,“我們一天也沒停過”。
這是一家明顯不合格的幼兒園,30多名3歲左右的孩子擠在一間教室里,教室的后面就是尿桶。一間20多平米的睡眠室里擺滿了雙層小床,這名負責人說,“如果睡不下,剩下的人還可以到大教室里去睡”。
采訪中有業內人士承認,由于成本核算等問題,類似幼兒園確實存在不少衛生和安全隱患。
今年3月14日,正在豐臺區的清理行動進行之時,豐臺區一輛黑幼兒園超載校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2人死亡,3人受傷。
因著這些事故,不少業內人士對政府的整頓表示理解,也盼望收編整頓。但更多地,他們在抱怨政策天花板。
“如果能通過審批,誰愿意去開黑幼兒園呢?”李萍(化名)說,她在今年開過一段時間的幼兒園,但很快退出。
“我一開始就沒想過到教委注冊,因為條件肯定不達標”,李萍說。她的幼兒園最終注冊成了一家教育
咨詢公司,成為目前黑幼兒園最普遍的形式。
今年 5月1日施行的《北京市舉辦小規模幼兒園暫行規定》也沒能改變民辦幼兒園的高門檻。李萍告訴記者,在北京市一個教育事業發達的區,就沒有按照《暫行規定》審批,“他們自稱擔心政策會變”。
《暫行規定》要求建園的注冊資金不低于50萬元,但在北京市西城區,內部人士告訴記者,申辦一所民辦幼兒園的注冊資金標準仍是200萬元。直到現在,西城區只有3所在教委注冊的民辦幼兒園,其中一所還是原中央部委下屬改制的幼兒園。
“對幼兒園的標準不應由教育主管部門規定,而應交給更了解情況的專業機構和行業協會制定”,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告訴記者,“幼兒園最重要的是師生比、安全衛生條件,設置一個注冊資金門檻干嘛?”
場地等限制性條件也是難題。
“北京的小型幼兒園越來越難辦了”,李萍說。《暫行規定》里要求幼兒園是租賃場地的,租賃期應不少于3年。“在北京這個寸土寸金的地方,哪個房東會愿意一租3年呢?”李萍說。
大型幼兒園同樣不容樂觀。一名在北京市某中心城區教委負責民辦幼兒園審批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 “辦一所大型幼兒園,前期費用至少需要300萬,而且經過3年才能實現盈虧平衡。教學還要有特色,否則家長馬上轉園了”。
部分轉園家長對收費并不敏感。但是更多的家長不是這樣,“在朝陽區,好的私立園每月收費動輒四五千元,雙語幼兒園上萬元,根本負擔不起”,一名家長說。
政府幼教管理的不完善,讓一些條件較好的私立幼兒園價格高企。上述負責審批的教委工作人員介紹,盡管登記的民辦幼兒園屬于民辦非企業單位,但被允許盈利,如其所在區“要求幼兒園將盈利的25%留作教育發展經費,且收入只能用作發展教育事業”,但對其余的盈利未作規定。
一些“合法”的民辦幼兒園令人趨之若鶩。在豐臺區,一所占地3層樓的民辦幼兒園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他們今年已經不招收2008年8月31日以后出生的孩子了。“我們的小班規模是每個班25個孩子,教委允許我們招到30人,可現在也已經滿了。”
記者根據《北京教育年鑒》統計,2009年北京市總共只有304所民辦幼兒園,這與媒體報道的過千所黑幼兒園的數量形成了鮮明對比。
這些黑幼兒園數量,從側面佐證幼教的旺盛需求。
幼教需求待解
需求雖然增長,供應卻一直在減少。
不只合規的民辦幼兒園數量少,北京市幼兒園的總量也在逐年減少。
本報了解到,從2006年至2009年,北京市登記在案的幼兒園數量從1361家減少到了1253家。全國也是如此, 1996年全國共有幼兒園18.73萬所,2009年則是13.82萬所。
與此相對應的是,北京市幼兒園教學班的數量從2006年的8051個增長到了2009年的9036個。
“幼兒園數量減少與教育主管部門追求規模化辦學的形象工程有關”,熊丙奇說,“這在整個教育行業都是如此,比如有些地方出現了學生過萬人的超級中學,但這并不利于學校管理和教學特色的形成”。
“超級幼兒園”解決不了“入園難”問題。2009年,北京戶籍的學齡前兒童就有41.04萬,而當年的入托幼兒只有24.7778萬,其中外省市幼兒只有6.0311萬。
而據來自2010年前的預測數據,人口增長高峰的峰值將在2011年前后出現,新生兒數量將達到每年2011萬人。
這些孩子怎么辦?教育資源稀缺的根本原因,被歸咎于政府投入不足。
自1997年至2009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各類學校教育經費情況顯示,投向幼兒園的教育經費占全國總教育經費的比例保持在1.3%左右。
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孫志軍介紹,我國的學前教育事業經費沒有單項列支,一直包含在中小學教育預算之中,總體水平很低。解決辦法是,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至少也要納入一年,以此強制地方政府加大對學前教育的投入”,熊丙奇說。
“政府應該為各種類型的幼兒園提供扶持手段和投入”,熊丙奇說,“教育部不是公立學校的教育部,而是全民的教育部”。
體制癥結
下一步,紓解幼教之道,聚焦到推進幼兒園體制改革上。
回溯歷史, 從建國初,我國學前教育一直是兩條腿走路,即國家辦園和社會力量辦園兩相結合,后者指的是企事業單位和集體辦園。
1995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我國開始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很多企業園被推向社會,機關園被逐漸斷奶。1996年,北京市工業企業開始撤銷自辦園所,向市場步伐邁進;但這一年北京仍有各類幼兒園3099所,數量遠超現在。
2001年,北京市教委出臺《幼兒園辦園體制改革辦法》,實行部分學前教育體制改革,要求逐步實行按成本收費、明碼標價,家長可根據自身經濟承受能力選擇幼兒園。
但直到如今,這一改革仍未完成。記者根據《北京教育年鑒2010年卷》統計發現,北京市登記在案的幼兒園種類多達10種以上,“這些多是在以往各個單位為工作人員辦福利的基礎上辦起來的,現在多數企業和機關單位辦的幼兒園沒了,但福利性質的幼兒園仍然還有一些”,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袁連生說。
學者介紹,北京市目前登記在案的幼兒園分為四類:教育部門辦園、集體部門辦園、民辦幼兒園、其他部門辦園。
教育部門和機關辦園屬公立范疇;集體部門辦園可細分為街道辦園、部隊辦園、大學辦園、科研機構辦園等形式。
當中屢被詬病的是,由于幼兒園市場化改革的不徹底,公立或集體性質幼兒園普遍存在收費雙軌制。
據了解,根據北京市教委和市財政局此前下發的文件,對一些公辦幼兒園進行改制,允許改制幼兒園按成本收費,當時全北京僅批了8家。
“改制幼兒園多數是街道、事業單位辦園,這些單位不愿意出錢投入到幼兒園,于是允許其按照辦園成本收費”,袁連生說,“核心是改變收費標準”。
逐漸,這場改革波及到公立幼兒園。比如針對機關職工子女的六一幼兒園也納入改革,改革后教育部門不再給六一幼兒園撥款,而按成本核算收費。
然而這種核算并不徹底,成為雙軌制運行,這些幼兒園同樣有一部分名額開放給社會,收取贊助費。
“的確公立幼兒園應該執行政府定價收費”,袁連生說,但北京市公立幼兒園收費標準仍參照10年前,最高每人每月230元,“這顯然不能滿足辦學需要。而如果政府撥款不足,公立幼兒園就只能走收贊助費這條路”。
以北師大幼兒園為典型,“公立”名額接收校職工子女,每月大概只需500塊錢(含飯費),相當便宜;還有部分名額開放給社會,價格不菲,以贊助費形式來彌補學校撥款的不足。
(賈芳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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