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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會出現怎樣的調控方向，引發了社會各界的爭議。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史煒認為，當前的貨幣政策實際上受到財政政策的嚴重挾持，剝離財政而單看貨幣，無法對當前經濟形勢給出真正答案。
綜合媒體7月20日報道，經濟數據半年報新鮮出爐，關于目前經濟形勢和下半年調控方向的爭議也隨之升溫，其中大多數的爭論，主要還是集中在貨幣的“松”與“緊”這個老命題上。
對此，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史煒認為，當前的貨幣政策實際上受到財政政策的嚴重挾持，剝離財政而單看貨幣，無法對當前經濟形勢給出真正答案。
財政政策挾持貨幣政策
記者：您如何評價今年的宏觀經濟狀況？下半年宏觀調控，主要需要進一步解決哪些問題？
史煒：目前為止，許多人仍以房地產和貨幣供應量簡單地預測泡沫的嚴重性是片面的。我認為通過數次的貨幣緊縮，已經消化了2010年遺留下來的大部分泡沫。CPI目前也差不多到達或接近了一個頂峰，下半年調控的形勢應該會有所好轉。
但是上半年我們的PPI還是過高，這很可能會使CPI延遲回落，使下半年市場價格的趨穩存在一些不確定性。PPI過高，主要源自于地方政府投資失控，以抓工業爭GDP排名成為政府的核心工作。這種情況在山東、江西、安徽及中部其它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
工業投資的過剩，使鋼材、水泥、耗電、石油消耗等，上半年均有顯著上升，特別是5月上升更為顯著。同時，也將會帶動包括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特別是農業資料等各方面的價格上漲。
今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地方政府抓GDP的勢頭很猛，按照以往的經驗，在今年下半年會有大量項目建成，因此下半年工業增長勢頭不會出現明顯滑落。如果不能在短期內有效地調控工業投資的過猛增長，PPI還會進一步翹頭，由此必然在2011年后期造成CPI的再次反彈，使全年通脹控制目標面臨相當大的壓力，同時較高位的通貨膨脹很有可能由此延續到明年。
因此下半年需要慎防全力控制工業投資和新上項目的進一步沖高，對能耗大、污染重的所謂新項目，要切斷財政專款的投入，比如浙江的小型出口類多晶硅片和硅棒，中部地區低等級的風電及設備，以及缺乏行業標準的所謂中小型新材料項目等，國家財政不應再給予專項投資和支持。
記者：對于貨幣政策的下一步走向，目前從社會上到學術界都有許多爭議，您如何看待這些爭議？
史煒：中國經濟的發展，沒有合理的財政干預和沒有有效的貨幣政策都是行不通的。而現在焦點還是集中在貨幣政策上，因為相對于貨幣政策，我國財政政策的定位一直模糊不清。
從嚴格意義講，現在實行的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本身就名不副實，定位有誤，現在我國實施的更像是游離型的財政政策。如果說是積極的財政政策，除了缺乏規劃和監管地在近兩年發放4萬億財政投資外，所謂的增加財政投入就是各部委天女散花式地向各地撒錢，而在稅收上，沒有實施真正意義的減稅。
而如果說是我國要緊縮財政政策的話，又表現為除了不斷增加稅種和稅款外，政府支出依舊居高不下。所以，我們所看到的寬松的財政政策是不倫不類的。
問題的核心其實是財政政策如果演變為行政干預，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就半途而廢了。
記者：目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的實際關系如何？各自發揮著什么樣的作用？
史煒：本輪調控，再次讓我們深度審視了一次中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互為“破壞”的關系。
我們現在的貨幣政策明顯支撐不了財政對經濟建設的龐大胃口。所謂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迫使中央幾個幾萬億投下去，然后被肢解，被消耗，投入的過程、領域、效果一直不夠透明。
雖然貨幣政策的袋子越收越緊，但財政投資的口袋永遠大敞，使市場上的投資性資金并未減少，特別是工業生產和投資領域，村村點火，處處點燈，跑步進京搶項目投資愈演愈烈，由此，貨幣政策不論在手段和操作機理上都失效了。
這里最大的根源就是中央財政挾持了貨幣政策，一方面很多本來應該由貨幣政策予以支持的經濟建設功能被財政政策所替代；另一方面，財政支出的功能越來越不清晰，本來應該重點用在公共福利的財政資金，現在大都投放到建設領域，使各部門把財政支出的安排權當作部門權力，由此，財政政策演變為行政干預政策、瓜分稅收政策、擠占公共福利的政策。而貨幣政策的杠桿作用基本喪失了對建設投資的調節機能。
調結構中的政策誤區
記者：剛才談到總量不是關鍵，結構才是關鍵，“十二五”規劃中也明確提出需要轉變發展方式，主要就是結構的調整，目前在這方面究竟有哪些政策措施？
史煒：“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轉變發展方式，就是調結構，但是我們現在結構基本調不動。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我們到現在為止也沒有搞清楚誰是“轉變”的主題，誰是“轉變”的操控者。事實上，“轉變發展方式”的可操作內涵是“政府干預下的增長方式的轉變。”所謂提高轉變發展方式的能力，就等于在強化政府干預。
如果從政府有效調控的角度出發，以“干預”為載體的“轉變發展方式”，就必須有一個明確的內容和范圍界定。不能把什么都放在轉變發展方式之中。
現在，在轉變發展方式方面，政府主要在謀求做幾類事，其中最明顯就是加大相應的財政投入，特別是在工業領域和重大工程領域；此外就是實施重點產業的轉變，比如提出的七大戰略新興產業；第三是國家通過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入改善投資環境；第四就是仍然堅持進出口政策。除此而外，政府更多的還是把精力放在安排地方投資項目的審批和分配上，并統統罩以“轉變發展方式”的大帽子。
這樣看來目前的干預就存在誤區。我們談轉變發展方式中的政府財政干預，只能定義在幾個領域，而財政政策的核心內容，或者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內容應是公共福利，對區域貧富協調的轉移支付，國防和教育，重大科技公關項目和政府公共支出。
下一步，我們需要用轉移支付替代現在行政式的對地方政府和地方經濟的投資，防止地方政府以基礎建設投資來挾持中央政府，以此消除各種行為的潛規則。
記者：政府財政專項投入的投資發展模式有什么負面影響？
史煒：現在地方對財政建設性專項投資的挪用非常大，從上半年的數據就可見一斑。上半年整個中央財政投資中，增長最快的是農業，但是實際上到了地市級等基層層面上，農業投入資金許多專項投資被挪用，變成了地方政府工業項目的投入，還有大量資金被地方官員打著招商引資活動的招牌，被吃喝旅游、建館所等花掉了。
根據我調查了解，農業的概念到了地縣級里就變成大農業概念了，所有在農村地區搞的工業都可以算在農業里面。這樣我們國家大規模對農業的投入就變成對農村工業的投入。這也是切蛋糕的分配方式使中央財政資金在地方被偷梁換柱的主要原因，使所謂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成為地方政府從中央搶資金的最主要途徑，使財政建設資金出現大量流失。
在市場經濟中，包括重大項目等大部分的經濟建設都應由貨幣政策管理下的金融機構來投資，而非財政直接投資。當年空客的投資，就是英、法、西班牙金融機構直接實施，財政資金僅僅是風險保障，如貼息，債務擔保等。
而現在中國對大型投資項目仍然采取國家財政投資為主，通過投資權獲得干預權，嚴重降低了投資效率和風險責任。最終，那些只靠輸血的地方工業，把從國家爭來的資金像亂撒芝麻一樣浪費掉。
靠控制信貸規模和實施政府財政專項投入，已證明最后受傷的只有中小企業，而在“控制產能”等其它方式的調結構上，在中國存在嚴重行政干預和地方保護的背景下，靠抬高產業和行業進入門坎，也只能是自欺欺人。一個國家可以通過產業政策、信貸和稅收政策引導一些產業的發展和調整，但不可能按照主觀意愿去轉變它。
明確這一點很重要，在下一步實施宏觀調控和發展戰略型產業中，可以有效地控制行政干預對市場機制的破壞。
(吳志武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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